07基督教史

第七章：护教

我们并不想奉承你们……而是请求你们，以准确彻底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判决。

——殉道者查士丁

在整个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一些年份，并没有爆发对基督徒有组织的逼迫。成为基督徒是违法的；但是，当局并不调查信奉这一新信仰的人。逼迫与殉道取决于地方的环境，尤其是邻舍们的善意。只要有人想陷害基督徒，他只需提出某项指控。查士丁的遭遇似乎就是这样，他很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敌人克雷申蒂乌斯（Crescentius）的指控。有时，关于基督徒的各种传言煽动了群众，他们要求逮捕与惩罚基督徒，就像在里昂与维埃纳所发生的那样。

考虑到这种情况，基督徒觉得必须驳斥对自己的信仰与习俗的传言和误解。即使他们的论证不足以说服他人相信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但他们还是相信，如果消除了虚假的传言，就会取得一些切实的效果。这就是那些最具才能的基督教思想家与作家的任务。他们被称为“护教士”——辩护者。历代以来，他们的一些论证一直在被使用。

卑劣的传言与傲慢的批评

护教士努力消除的许多传言都是基于对基督教习俗与教义的误解。例如，基督徒每周都聚在一起举行他们所说的爱宴。爱宴是秘密举行的，只有入会者（已经接受洗礼的人）才可以参加。此外，基督徒用“弟兄”或“姐妹”来称呼彼此，许多基督徒也用“弟兄”或“姐妹”称呼自己的配偶。结合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非基督徒构想出一幅基督徒崇拜的画面：一场放荡的狂欢庆典，基督徒毫无节制地吃喝，他们将蜡烛熄灭，肆意发泄自己的肉欲，甚至还会乱伦。

圣餐也引起了传言。基督徒说自己被基督的身体与血喂养，还说基督是个小孩子。因此，一些异教徒认为，在入会仪式中，基督徒会将一个新生儿藏在一块饼中，然后命令新信徒将饼切开。在切开饼之后，他们将婴儿还温热的肉也一同吃掉。切开饼的新信徒无意中成为这桩罪行的主犯，从而必须保持沉默。这样的传言被传得神秘兮兮，活灵活现， 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基督徒会收养弃婴，把发现的弃婴带回家中。

一些异教徒甚至还声称，基督徒崇拜驴。这是一个关于犹太教的古老传言，现在却被转嫁到基督徒身上，令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例如， 人们发现了一幅粗糙的雕刻画，一个有着驴头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另一个人在崇拜地看着他。这幅画的题词是：“阿勒克萨梅诺斯崇拜上帝”（Alexamenos Worships God）。

这类观念——还有其他类似的观念——很容易就可以驳斥，因为只需证明，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并不符合那些疯狂的想象。但是，要想驳斥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的批评则较为困难，因为他们潜心研究过基督教， 并且声称基督教的信仰缺乏理性。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批评基督教，但他们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点：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人，虽然他们在智慧的外衣下传讲自己的教义，但它们是愚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似乎是文化精英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基督徒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

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就有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塞尔修斯（Celsus）写了一篇驳斥基督教的文章《真道》（The True Word）。他在其中表达了同他一样富有智慧与经验之人的情感：

在一些人的家中，我们找到了纺织工、织补工和修鞋匠，也就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知的一群人。她们在家主的面前不敢说一句 话。但是，她们一旦能够将孩子或一些同样无知的妇女叫到一旁， 她们就开始了奇谈怪论……如果你真的希望认识真理，就离开你的老师和父亲，与妇女和孩子一起到那些妇女的家里、修鞋匠的店铺或是制革厂，你将在那里学会完美的生活。就这样，这些基督徒找到了相信自己的人。[1]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异教徒科内利乌·弗龙托（Cornelius Fronto）也撰写了一篇抨击基督徒的论文，但不幸遗失了。然而，基督教作家米努西乌·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有可能通过一位异教徒之口说出了弗龙托的话：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点智慧或羞耻，就不要再探索天国和宇宙的目的与奥秘。你们只需要留意脚下的路，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缺乏教养、粗鲁无知的人。[2]

因此，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敌意并不纯粹是知识性的问题，而是出于深深的阶级偏见。有文化、有经验的异教徒并不相信，基督教的乌合之众能够认识向他们隐藏的真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是一群野蛮人的宗教，他们的教义并不是源自希腊人或罗马人，而是得自原始的犹太人，而最优秀的犹太教师也从未达到希腊哲学家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可以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找到什么好东西， 那也是犹太人从希腊人那里抄袭来的。

此外——论证还在继续——犹太人和基督教的上帝是可笑的。他们一方面声称上帝是全能的，高于一切受造物，另一方面又将上帝描述成好管闲事的人：他经常打听人间的事情，他钻进每一个人家里，去听听人们都在说些什么，甚至去检查人们都在做些什么饭菜。这纯粹是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

不管怎样，崇拜这样一位上帝恰恰破坏了社会的本质，因为信仰这种宗教的人弃绝了大多数社会活动，并且声称，参与社会活动就等于崇拜假神。如果他们口中的神祇是假神，他们为什么要惧怕它们？就算不相信它们，他们为什么不与明智的人一同崇拜它们？实际上，基督徒在声称它们是假神的同时，仍像恐惧真神那样惧怕它们。

至于耶稣，我们不要忘记，他是被罗马帝国处死的一名罪犯。塞尔修斯甚至声称，耶稣是马利亚同一名罗马士兵生下的私生子。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会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不杀死他的所有仇敌？即使基督徒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塞尔修斯还是在问：

上帝这样造访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来看看人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他不是无所不知吗？或者他可能知道，但却对罪恶无能为力， 因为他本身就作恶？[3]

还有，基督徒宣讲——他们的确是这样相信的——自己将在死后复活。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他们才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固去面对死 亡。但是，为了一个最多只是不确切的来生而舍弃今生是毫无意义的。死后复活这个教义本身就说明，基督徒胡言乱语到了极点。对于被烈火烧死和被野兽或鱼吃掉的人来说，他们的身体又将怎样？上帝会在世界各地搜寻每一个身体的碎片吗？上帝将如何处理这些本不属于同一身体的碎片？它们会被物归原主吗？这会在后来所有拥有复活身体的人身上留下缺陷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论证，并不能只用否定来驳斥，而必须通过理由充分的论证予以驳斥。这就是护教士们的任务。

主要的护教士

对此类批评的驳斥产生了公元2世纪最出色的一些神学著作，而这一传统随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讲述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初的护教士。

现存最早的护教文可能是《致丢格那妥书信》（Letter to Diognetus），其作者不详，也许是古代历史学家所提到的某个叫夸德拉图斯（Quadratus）的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初。随后不久，亚里斯蒂德（Aristides）在公元138年之前写了一篇护教文——最近才被人发现。但是，早期最著名的护教士是查士丁，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讲过他的殉道，他是最早记载基督徒崇拜——我们会在以后讲到——的基督教作家之一。查士丁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灵魂朝圣之旅，从一个学派来到另一个学派，直到在基督教中找到了他所说的“真哲学”。他有三部著作现存于世：两篇护教文和《与特里弗谈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前者其实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后者是与一位犹太拉比的对话。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Tatian）写了《致希腊人书》（Address to the Greeks），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完成了《为基督徒辩》（A Plea for the  Christians）和一篇论文《论死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于公元2世纪末撰写了三卷《致奥托吕库斯》（To Autolycus），分别论述了上帝、释经方法和基督徒的生活。公元2世纪的这些护教文和奥利金（Origen）于公元3世纪撰写的《驳塞尔修斯》（Against Celsus）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最早用拉丁文写成的两篇护教文是米努西乌·菲利克斯的《奥克塔维乌斯》（Octavius）和德尔图良的《护教篇》（Apology）。关于这两篇护教文的成文先后，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在争论，但后完成的护教文显然受益于先写就的护教文。

通过阅读这些护教文，历史学家可以弄清异教徒反对基督教的主要方面，最有学识的基督徒驳斥异教徒的方法，以及基督教神学如何在驳斥异教徒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

基督徒被指控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此，他们必须处理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的关系。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必须弃绝神祇崇拜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这就是基督徒拒绝参加许多全民庆典的原因，因为人们在庆典中要向神祇献祭与宣誓。除此之外，和平主义信念也令许多基督徒相信，他们不能够参军，因为军人被要求要向皇帝与神祇献祭。同样，许多基督徒也反对学习古典文学，因为神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各种罪恶的根源。作为基督徒必须崇拜独一的上帝，任何违背这一信仰的行为都是弃绝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会在末日审判时弃绝这些否认他的背教者。

虽然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必须弃绝偶像崇拜，但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对古代的异教文化持有相同的态度。这就包括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哲学家——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钦佩他们的智慧。否定这一切，就意味着抛弃了人类的理性所取得的一些最高成就；接受它，则将被视为是对异教文化的妥协与偶像崇拜侵入了教会。

因此，就古代文化的价值而言，基督徒采取了两条相反的路线。一些基督徒坚持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异教文化完全对立。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德尔图良，他的一句名言就可以概括这种态度：“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雅典学院与教会有何相干？”[4]正是他的一个信念—— 即当时流行的许多异端是尝试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促使他写下了这两句话。

然而，除了可能成为异端这个问题，在起源于“野蛮人”的基督教 中，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光芒可以与古代的文化与哲学相媲美。殉道者查士丁最著名的学生塔提安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他的《致希腊人书》直接抨击了一切被希腊人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该书也在为“野蛮的”基督徒辩护。希腊人将所有不说希腊语的人都称为“野蛮人”，因此，塔提安开篇就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也不能就如何说希腊语达成一致，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此外，塔提安还指出，正是声称自己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创造的希腊人发明了修辞学，而修辞学是一种将语言卖给出价最高之人来换取金币的艺术，因此它导致了人为谎言与不公作辩护。

塔提安说，希腊人所拥有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天文学，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几何 学，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写作。哲学与宗教也是如此，因为摩西的著作比柏拉图的、甚至是荷马的著作还要古老。因此，如果所谓的希腊文化与希伯来人和基督教野蛮人的宗教有什么一致的地方，那也是希腊人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智慧。更加糟糕的是，希腊人在解读野蛮人的智慧时产生误解，从而歪曲了希伯来人所认识的真理。结果，希腊人所谓的智慧只不过是对摩西所认识的和基督教所宣讲的真理所作的苍白反思和拙劣模仿。

如果这是塔提安对古代文化精华的评论，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会对异教神祇作何评价。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曾描述过异教神祇的可耻行径，如通奸、乱伦和杀婴。我们怎能崇拜显然比我们自己还拙劣的神祇？塔提安最后补充说，我们不要忘记，异教徒所崇拜的许多雕像实际上表现的是被雕刻家用作模特的娼妓。因此，正是那些说基督徒属于社会底层的异教徒，他们实际上是崇拜地位卑下的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持有同样的立场。在作为一名基督徒的同时，查士丁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在研究“基督教哲学”，而在查士丁看来，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证明与解释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智慧的联系。因此，他并不像塔提安那样否定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在信仰上妥协，或是他没有信仰，因为当需要他坚守信仰时，他勇敢地做到了，因而赢得了殉道者查士丁的美名。

查士丁声称，基督教信仰与异教哲学有一些“连结点”。例如，最优秀的哲学家说到，一切其他的存在都源于一个至高的存在者（supreme being）。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肯定肉体死亡之后的生命；苏格拉底还用自己的生命为此做出了强有力的证明。柏拉图认识到，在现世的实在之外还有实在，因此假定了另一个永恒实在的世界。查士丁声称，哲学家的这些观念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并不总是能赞同哲学家理解这些观念的方式。例如，与哲学家不同的是，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基于灵魂不 朽，而是基于身体复活。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查士丁还是坚持认为， 哲学家瞥见了真理之光，而这并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一致呢？对于查士丁来说，答案可以在逻各斯（Logos）的教义中找到。这个希腊词意为“道”（word）和“理性”。根据希腊哲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人类的心灵可以理解实在，因为它分享了逻各斯或宇宙理性，而它们是一切实在的基础。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二加二等于四，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和宇宙中，都存在一个逻各斯、一个理性或秩序，依照它们，二加二永远等于四。《约翰福音》肯定，逻各斯或道在耶稣里成为了肉 身。因此，查士丁认为，在上帝道成肉身中发生的事情是，支撑宇宙的理性、逻各斯或上帝的道以肉身来到了世界。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逻各斯是“照亮所有人的真光”。这就意味着，早在成为肉身之前，它就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保罗已经说 过，古代希伯来人的信仰就是仰赖基督，而基督早在成为肉身之前就已经被启示给他们（林前10:1—4）。现在，查士丁又补充说，也有异教徒认识这同一个逻各斯，但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 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逻各斯赠予他的，而这个逻各斯在耶稣里成为了肉身。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智慧都源自基督。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道成肉身是多余的，因为古代的哲学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逻各斯，而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认识他的人则是“完全地”认识了他。

查士丁为基督教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基督教可以索取古代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即使它们是异教的。在查士丁的启发之下，很快就有其他基督徒试图再次在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他们的工作及其固有的危险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来讨论。

护教士的论点

查士丁使用逻各斯的教义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他们可以在其中随意索取蕴藏在古代文化中的丰富宝藏。但是，基督徒仍需要驳斥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批评。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所有反驳，但某一些例子却足以让我们大体上了解护教士论点的本质。

当因没有有形之神而被指控为无神论者时，护教士的回应是，就此而言，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与诗人也是无神论者。为了支持这一论点， 只需引用古代的作家，因为他们也肯定，神祇是人类的发明，它们的恶行比崇拜者的还要堕落。亚里斯蒂德指出，人类之所以发明这样的神 祇，正是因为人类想利用它们来放纵自己的恶行。此外，护教士还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就是，通常由金子与宝石制成的偶像必须受到保护，以防被小偷盗走。必须受到保护的神祇怎能为人提供保护？人手所造的神祇怎能高过人类？就这几点而言，正统的基督徒持守一神论与上帝创世的教义，这是他们从基督教的犹太背景中学来的。

就对末日复活的批评而言，护教士诉求于上帝的全能。如果上帝从无中创造了所有人，这同一位上帝为什么不可能在他们死亡、消散之后重新创造他们？

对于基督徒缺乏道德的指控，护教士的驳斥是，这并不是事实，异教徒才是没有道德的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殉道者查士丁描述了早期基督徒的崇拜——这是最早描述基督徒崇拜的文献之一，我们以后会有机会引用。我们的行为准则要求我们连罪恶的思想都不能有，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们的崇拜充斥着狂欢与淫乱？是异教徒在讲述自己神祇的这些事，甚至在崇拜的掩饰之下进行这些勾当。我们抵制一切形式的流血，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们会吃掉小孩？是异教徒将自己不想要的孩子丢弃在外，任凭他们被冻死、被饿死。

最后，基督徒被指控为颠覆分子，因为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从而破坏了社会的本质。护教士的回答是，他们的确拒绝崇拜皇帝和其他一切受造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帝国的忠实臣民。他们认为，皇帝需要的并不是受敬拜，而是为他效力；而他最好的效力者，即是那些为他和帝国向独一真神上帝献上祈祷的人。

就基督徒被指控为颠覆分子而言，我觉得基督教护教士并没有完全理解像塞尔修斯这样的人批评基督教的深意。从塞尔修斯的角度来看， 无论基督徒自认为对皇帝与帝国有多么忠诚，他们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的本质，因为他们拒绝履行社会所要求的主要的公民与宗教义务，从而表现得仿佛这些义务是无效的，甚至是邪恶的。此外，政府当时怀疑一切非官方的社团或聚会，但是，教会——尤其是通过教会的主教及其通信——却正在建立一个全帝国范围内的网络。基督教的教义与实践隐含着颠覆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公元2世纪和3世纪几位最具才能的皇帝持续逼迫基督徒的根本原因。这也解释了如下事实：随着罗马官员更加了解基督教，逼迫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猛烈了。

总而言之，护教士的著作见证了早期基督徒的生存所面临的矛盾。他们否定异教文化，但不得不应对一些有价值的异教文化。他们承认在哲学家这里可以得到真理，但又坚持基督教启示的优越性。他们拒绝崇拜皇帝，甚至受到当局的逼迫，但他们继续为皇帝祈祷，仍然钦佩罗马帝国的伟大。这些矛盾在《致丢格那妥书信》中极好地表达出来：

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异类，他们的国籍、语言或习俗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但却像寄居者。他们履行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所有义务，但却像外国人那样遭受苦难。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家园却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是血肉之躯，但并不按着情欲生活。他们生活在地上，却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遵守了所有的法律，但却按着比法律更高的标准在生活。他们爱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在逼迫他们。[5]

[1]Origen，Against Celsus 3.55.

[2]Octavius，12.

[3]Origen，Against Celsus 4.3.

[4]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1.7.

[5]To Diognetus 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