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督教

第四节：对倪柝声的批评

在倪柝声的众多批评者中，黄渔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面临在新政权下如何抉择的问题。倪柝声、杨绍唐（1898-1969）和黄渔深分别从他们各自的阵地出发，发表评论。共同的主题是教会合一的问题；由于倪柝声教会的广泛影响，对其批评和反思也成为了一个焦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又少为学界所知。故特此简要摘述，以有思古论今之效。

黄渔深不赞同倪柝声在教会外表、形式和技术方面的过度投入，反而影响了其属灵的事奉。他对倪柝声的景仰主要停留在《属灵人》的层面，对其在教会观方面的观点则更多地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批评分为七个方面，体现为七份针对倪柝声的公开信，包括教会的宗派问题、样式问题、路线问题、正统问题、立场问题、权柄问题、接收问题等。黄氏的批评不仅体现在一些具体的点方面，更有从思维方式本身的原则性探讨。这使其批评更具有一种反思和借鉴的意义。批评的角度也不在人身，而是在观点；立论不是为诋毁，而是为教会的发展。仿佛爱慕愈切，批评愈激烈。言辞虽不无偏激之处，整体上则基本是公允、客观的。

宗派是倪柝声批评的一个主要对象，地方教会的设立从消极的方面讲似乎就是为了克服宗派的问题。然而，黄渔深指出，似乎被倪氏指责为宗派的教会只有“宗派的形式”，倪氏自己建立的地方教会则充满了“宗派的精神”。他批评倪氏的地方教会：不仅在交通上与其他信徒划了一个界限，简直是划了一条鸿沟；号称风格独创、门户严紧；甚至把神的信息当作私有，把神的真理据为产业；以工人为中心，左右甚至接收了地方教会。他认为，倪氏的宗派，不是因为名称、组织、信条或仪节，而是彻底地以为别人是错的，惟独自己是对的。这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气概”，是一种实足的宗派精神。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黄渔深认为，倪氏的一个基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命令”和“榜样”的区别——把圣经中的细则当原则，又把圣经中的榜样当作式样；只能作“参考”的，却用作了“轨道”；只可用作“观感”的，却实行了“仿效”。黄渔深进一步区分：“原则”，决不是“式样”；如果是“式样”，也决不能称为“原则”；原则是“内涵”，式样是“外表”；原则是“精意”，式样重“字句”；原则是标准，式样是说明；原则永远不变，式样灵活应用；原则是整个的，式样是局部的；原则是永远的，式样是一时的；原则是普遍的，式样是各地的。他举圣经中的例子，比如妇女蒙头、门徒洗脚、亲嘴问安等，认为：“我们不反对回到当初的原则里去，我们却不敢同意回到当初的式样里去”。

关于教会路线的问题，黄氏认为，工作是必须推进的，所以在工作上有路线的问题。工人是有托付的，托付是必须履行的，所以在履行上有路线的问题。“教会没有行踪，教会也没有脚踪”，所以不存在路线的问题。而且，工人的路线是引导的不是模仿的，是带领的不是学效的。路线的问题应该是自然的，而不是造作的；应该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应该是出于神的带领，而不是出于人的拣选；是神的安排，不是人的设计。他认为，将近三十年来，倪氏“专重形式上外表上的追求，这便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注意形式所以必须模仿；因为致力模仿所以必须造作。

关于教会正统的问题。他认为，“启示录二、三章的七教会是教会的预言，并不是教会的宗谱”。从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只要是重生的人，个个都是嫡系，个个都是正统。个人的基督，既无所谓嫡系，团体的基督，也无所谓正统。工作的原则，“是为造就不是为败坏”。在没落荒凉的景况中，主只呼召我们得胜，并没有叫我们脱离。同杨绍唐一样，黄渔深重视的是身体的合一，而非不同教会的区别。

在关于地方立场的问题上，黄渔深有着更深刻的批评。特别是关于地方教会的实际作为，他更是指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他说：

如果你真以地方教会为界限，你也只该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去设立教会。你似乎不该在有教会的地方重起炉灶。你所说的那个“地方的名义”别人没有，但是那个“地方的实际”却配上了别人的教会。在这里顶多你只该根据你所看见的光，指出他们名义上的错误，不该叫某某会，而只能称为某处的教会。却不应当“攻其不备”的夺权，以地方为界限的名义，而别树一帜，并且公开的宣称，你们都够不上地方界限的立场，也没有地方为界的名义，你们都错了，只有我们完全对了。

他从文法和表号两个方面解读倪柝声关于地方教会的立场，认为就文法和表号本身来说，似乎并没什么问题；但是把文法上教会的单数解成“形式的独一”，把表号上的一个灯台解成“外表的唯一”，则是值得商榷的。而且，黄氏认为，教会的单数字所代表的“一”，应该是“一体”的一，而不一定是“一个”的一；是“合一”的一，而不一定是“独一”的一。

关于倪柝声后来提倡的“教会的安排”和“配搭”的问题，黄氏也不太赞同。一方面，他认为“教会的安排”是圣经中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他则指出，配搭是神的而不是人的，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在权柄的问题上，他则有着更多的批评。他认为，由于倪氏的教会太侧重教会权柄的缘故，因而抹煞个人的引导，否认个人的行踪。这在真理上造成“极端”，在团体中达到“极权”。在权柄的问题里，为造成一个没有争执、没有抵挡的团体，用圣灵的权柄作借口，以教会的安排为压力，使一班温顺的弟兄姐妹被左右，让经历不多的信徒被支配。这实在是教会历史中教皇专横的重演。

在时局变革的命运下，黄渔深更希望基督徒能够在同一信仰中坚持身体的一，而共同经历磨难的考验。对于倪柝声和地方教会，他是抱着一种爱之深、痛之切的态度和精神的。在后记里，他写道：

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南方，有一班弟兄们起来服事主，他们没有任何人为的组织背景，单单仰望主，专心走主道路。他们在他里面，对于信徒灵命中的对付，生命里的道路及教会的事奉这二方面，格外有领受，有负担，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也着重地发表这二方面的信息。原先他们人数不多，被称为“小群”，但由于弟兄们单纯爱主，热心做主工，再加上所发表的信息皆为中国各地信徒所急需，因此，我们的主赐福了他们的工作。弟兄们的脚踪很快地遍及全国，成为中国独立性教会中最大的一个团体。通常他们称自己的教会为“基督徒聚会处”。当时许多传道人及爱主的基督徒碰到这班弟兄们时，总是在主前感谢不尽。他怜悯了中国信徒的贫穷，把弟兄们兴起来，赏赐给我们。弟兄们对各地的教会及肢体们也实行了普遍的服事。敞开交通，共同兴旺福音。

后来弟兄们把工作的重点移至上海（即上海的哈同路文德里，现改名为铜仁路）。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国内甚至颇受外国众教会所重视。全国大小城市及乡村均有他们的“聚会处”，也有了他们自己的书房（后来又开办制药厂，印刷厂等）。他们的工作大大开展，他们的名声也传达四方。他们印了许多书籍及刊物，例如《属灵人》、《工作的再思》、《复兴报》、《基督徒报》等等。到此时弟兄们所传的信息与过去有所不同了，态度也变得主观不那么谦虚了。他们开始以进攻的姿态定一切宗派（即指差会组织的教会）有罪，否定他们在神面前的事奉；号召信徒要脱离宗派，要拣选第六教会（即非拉铁非）走的事奉道路。他们宣称：唯有这条路才是神所喜悦祝福的道路。因为这是神所规定的。每个神的儿女要背起十字架，绝对顺服神；每个神的儿女要无条件的顺服教会的权柄，顺服年长的弟兄—–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在上海的聚会处从哈同路（现名为铜仁路）迁到南阳路，并且公然宣称他们是“上海教会”。直到此时，弟兄们才发觉聚会处的弟兄们是借反对宗派组织新宗派，成了“没有宗派的宗派”。

这是对倪柝声事工发展的简略概括。在痛切的语调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对这一事工本身的批评，更是反映了近代华人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必然的尴尬和两难处境一一是为了天上的教会，还是地上的教会；仅仅是为广传福音，还是为教会在中国大地上生根；个人的事工还是神的普遍事工更重要。

小结

倪柝声的神学思想是扎根于中国基督教的实际处境的。金弥尔在总结倪柝声的一生时指出，倪看到在中国处境中更新“基督徒生活和见证”的需要，并“将圣经作为一个充分的资源”。林荣洪也指出，倪柝声的思想可称得上是自成一家的本色系统神学”。他给中国教会提供了一套极受欢迎的神学用语。倪柝声思想的一个问题在于，他的属灵人只有对福音的责任，而缺乏对文化的责任。这可能使其思想显得有些狭隘，但却同时保证了福音的纯正性。倪柝声的一个主要努力即建构“中国基督徒”的身份，特别是不同于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模式。倪柝声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治疗师”，但他却证实是一个好的“诊断家”。如陈终道在《我的舅父倪柝声》一书中所指出的，倪柝声在教会真理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反面的”，他提出的见解“引起了全国的信徒或传道人寻求这一方面的亮””光”。《工作的再思》的重点，“在于对付差会干预地方教会的错误”；“但却也助长了若干有金钱学问却没有丰盛生命的长执们的威势”。对教会领袖的个人崇拜和权威增长是地方教会运动后期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里，笔者希望将倪柝声置于20世纪中国基督教体制建设的框架中来处理。在传教士时代之后，中国基督教建立了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为主要框架的组织体系。然而，197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和世界范围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一框架。“民众基督教”（popular Christianity）作为一股新的潮流，不仅挑战着西方传统的教会模式，也影响着未来世界基督教的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以倪柝声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神学家的观点，在未来中国基督教的体制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从个体信徒的生活角度看，“属灵”无疑是一个关键追求，但却不一定必然成为“灵恩派”。从教会体制的角度看，普通信徒在阅读能力和知识水平都逐步提高的情况下，也势必将超越神父和牧师主导的神职体系，而希望在教会中有更多的参与。“属灵”本身即是对传统的教会体制的一个挑战。这最终将增加在地方层面上教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问题。中国的教会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传教时代。中国的教会体制建设也需要从后—传教的立场来构建。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中国基督徒的努力将会成为相关趋势的一个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