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0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
第7封信：不断归正
亲爱的耶西：
我们需要清楚一件事情：请不要期待我的信能提供一粒可以消除你所有疑惑、回答你所有问题、击败所有辩论者的神奇子弹。在我们最近的通信里，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仍旧有挫败感，为什么你感到茫然无措。但我还是要求你做两件事情：首先，不要对我的回信有过高的期待。坦诚地说，我感觉自己依然还是归正信仰之路上的一个学徒，而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所教会我的，可能和我给你的答案一样多，对我很有帮助。其次，不要失望。我们才刚刚开始这样的对话；你有一生的时间去明白应该如何克服你的这些问题、惧怕和怀疑。我要提前给你一个警告：当你感觉似乎已经处理好你当下的焦虑和疑惑时，会有更多的疑惑和问题随之而来。我向你保证，一定是这样的。
这也不全是坏事。我自己和改革宗传统的关系也不是那种一路尽享玫瑰色的绚烂。当我在更广阔的改革宗视野下探索时，这些经历也会带来一些真实的焦虑和泪水，以至于有几次我都想放弃这种探索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改革宗传统有其真实的不足之处，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我只不过是在我所熟悉的改革宗传统的有限角落里进行探索而已。要认识到这两点，意味着我要研究透彻我原先认为最原初质朴、最无可置疑的那些问题。总之，我必须丢弃以前所吸收的想当然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样做也真正帮助我重新肯定了我所信的。通过解决这些怀疑，并经历一些信仰之路上的崎岖转折，我又回到改革宗的传统中，而这次是带着一种新的眼光和新的欣赏之情。
在我看来，若有人将改革宗神学作为一种永恒的理念、一种达致完美的成就，就是一种非常不归正的看法，因为有一位改教家的座右铭就是不断地归正，永远走在归正的路上。你不会期望自己对真理一生的追求，只是不断回到你在二十岁时的思想境界。难道你不期待圣灵会引导你不断地成长、改变吗？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说过，一种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恰恰在于我们在争论什么算是传统的一部分。
抱歉，我在这里悄悄散播了一些自己作为中年人的挫败感给你。在此我只是想说，怀疑、迷惑和疑问绝不是你的敌人，它们不会对改革宗传统造成危害。并不是所有彷徨者都是迷失的人。
你信实的朋友，
另，抱歉，我刚刚意识到，我忘记回答你的问题了！你说正感到上帝呼召你做牧师或神学家，我为此而特别兴奋。我会为你能够清楚这些呼召而祷告。但是，你问了我一些较为实践性的问题：“要成为一位改革宗神学家，你现在应该做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我教三年级主日学的经历。
来自日内瓦的明信片
耶西：
我从日内瓦问候你，并迫不及待地从加尔文改教中心发给你这张明信片。我因为参加会议而来到这里，会议是在加尔文大厅举办的，这个教学大厅毗邻圣皮埃尔大教堂，是加尔文——以及诺克斯（John Knox）和贝扎（Theodore Beza）——曾经讲道的地方。这里是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观看并且思考加尔文对日内瓦这座城市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不只是关乎救恩的教义，它也是一个关乎整个生命的异象，即整个生命如何充满上帝的恩典并为之滋养。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在加尔文眼中，他看到救主的工作超越了个人的灵魂，救恩就如同创造之工一样伟大广博。这不由地会使你问自己：你的加尔文主义有多广博呢？
再见，
第8封信：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之旅
亲爱的耶西：
在日内瓦时，我沉浸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之中。这里，让我们转换话题，回到你在第二封信中问我的那些问题，就是关于改革宗传统的历史和背景。这会帮助我们避免完全陷入改革宗神学救赎论（即关于拣选、预定和救赎）视角之中，尽管绝大多数人在听到加尔文主义时会认为这传统就只包括这些。事实上，这些主题仅仅是改革宗传统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很关键的部分），而改革宗传统本身具有更广博的视野。
在论述宗教改革的历史方面，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我推荐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的《基督教的危险观念》一书。］我在这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简要的概括，特别是关于改革宗神学的历史。尽管这些内容已经古旧了，但我认为，如果你可以读一些收在沃菲尔德的《神学研究》中的论文，仍会受益很多。这本书包含关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论文，以及关于改革宗神学在加尔文和后来的改教家那里发展的论文。
10月31日是我们庆祝宗教改革的日子。这是为了纪念在1517年的这一天，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德国维滕堡教会的大门上。这是一项激发辩论的举动，为抗议路德所目睹的正统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教会中的堕落。因此，这一场抗议也被称为“改革”：“抗罗宗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因此得名。在这次抗议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人提出类似主题上的辩论，包括胡斯（Jan Hus）、法雷尔（William Farel）和加尔文，加尔文这位法国人最后落脚于（或被硬拉到）日内瓦。
最开始的时候，改教家们的确是致力于改革信仰，而不是要搞分裂。但是，鉴于他们的极端立场（这与中世纪晚期的败坏和反宗教改革者的反应是成正比的），最终导致了一些新教会的产生，或者我们可以说，教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路德宗教会——由路德的继承者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所牧养的教会——接着又出现了一些更接近加尔文主张的教会。宗教改革的一些影响力也在英格兰扎根，催生出安立甘教会，即英格兰国教会。（他们的信纲通常称为“三十九条信纲”，是对改革宗神学非常有力的陈述。多么盼望今天有更多的圣公会信徒真正相信它！）在宗教改革之后几十年中，历史神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被称为“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或称为“抗罗宗经院神学”。到了17、18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改革宗神学因一些人——如图勒林（Francis Turretin）等——的著作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在加尔文神学院的同事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
加尔文异象中的改革宗基督教信仰，尤其在尼德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地方扎下了根，这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改革宗神学和实践。在尼德兰出现的改革宗神学，通常被称为“荷兰改革宗”（这也是早期建立新阿姆斯特丹的美洲定居者的信仰，正因如此，改革宗教会在美国是最古老的教派）。正是这一支改革宗传统，留给我们一些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改革宗信经和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条》。荷兰改革宗神学中，后来对其最清晰的表述者包括：凯波尔、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伯克富（Louis Berkhof）。也正是从这一改革宗神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如穆尔（Richard Mouw）、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我希望你能越来越熟悉这些人的名字。今天与这个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还有一些在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院校。也正是这个传统影响了一些新教宗派，如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美洲改革宗教会（RCA）和联合改革宗教会（URC），联合改革宗教会是新近出自CRC的分支。（如果说弗雷姆能写出《梅钦的战士儿女》，那么凯波尔也同样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后代。）
经诺克斯（John Knox）的影响，在苏格兰诞生了另外一支改革宗神学，其精华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正是从这一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产生出一群清教徒神学家，如欧文、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以及爱德华兹。这一传统的发展最终由美国的老普林斯顿传统表述出来，其领军人物即是我们之前已经熟悉的沃菲尔德、贺智等人。今天与此传统相关联的院校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由一批离开老普林斯顿的人于1929年建立）、改革宗神学院和圣约神学院。此外，这一传统还在另一些院校中扮演了令人惊讶的角色，如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宗派包括美洲长老会（PCA）、正统长老会（OPC）以及作为“主流”教派的美国长老会（PCUSA）。
可能让人很吃惊的一点是，荷兰和苏格兰这两支改革宗传统的交会非常少。（套用德尔图良一句著名的问话：“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可以说：“阿姆斯特丹和爱丁堡有什么相干呢？”“大急流城和费城有什么相干呢？”）这两个传统曾经有过很多的交会。例如，伟大的圣经学者格尔哈达斯·沃斯（Geerhardus Vos）曾生长于大急流城，而在普林斯顿去世。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预设论看上去也是这两种传统交会的结果。薛华的文化批判也从这两种传统中获益。霍顿（Michael Horton）也曾畅游在这两种传统之中。但不幸的是，这两种传统更多时候就好像夜间的航船，彼此擦肩而过，但却没有发生交会。
我认为这种历史性追溯很重要，它能帮助你定位，看你进入的是哪一种改革宗传统：你所发现的加尔文主义，是从（广义的）苏格兰源头而来的，也带着老普林斯顿的印记。同样，我也是通过这个入口，进到一个广博的称为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中。但是，我希望你在把眼光放远的时候能了解到，改革宗传统远比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更加广博。事实上，加尔文比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要广博得多。
我很期待收到你的回信。你的生日快要到了，随信附上一件生日礼物，是马斯登（George Marsden）的杰出传记《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希望你喜欢！
祝好，
第9封信：奥古斯丁：改教家的守护圣徒
亲爱的耶西：
听到你说很喜欢上一封信中的简短历史课，我很高兴。用你的话说，那是一堂“适合傻瓜级入门者的改革宗传统历史课”。这并不是说你是傻瓜，呵呵，你知道我的意思。
但是，我也担心我未能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因而可能稍微扭曲了这幅历史图景。虽然我们一开始是从路德谈起的，但是，可以说宗教改革的中心人物却是一位早于路德一千多年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你知道路德是一位修士，而且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因此，路德那关于生命更新的异象，是发自他对奥古斯丁这位“恩典博士”的全新领悟，这丝毫不让人惊讶。［我曾拜访维拉诺瓦（Villanova），那是一所奥古斯丁修会创办的大学。当时，我对一些天主教同事开玩笑说，我与圣奥古斯丁修会的马丁·路德一脉相承，而那也是他们的修会！］加尔文则深受如伊拉斯谟（Erasmus）等这些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因此，他把过去视为当下信仰更新的源泉。这种追本溯源的看法，是文艺复兴的座右铭（与启蒙运动时代的“时代势利症”截然不同），它使加尔文的眼界转向了教父们，特别是奥古斯丁。［雷恩（Anthony Lane）的《约翰·加尔文：教父的学生》一书对你理解这一点可以有极大的帮助。］
奥古斯丁事实上就是宗教改革的守护圣徒，因为在改教家们看来，奥古斯丁神学是对强有力的保罗神学的一种出色表达。因此，我认为，不要把改革宗神学看成只是一种16世纪的信仰发明。我这样说，并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过敬虔或得意洋洋。改革宗神学只是对基本的奥古斯丁主义世界观的一种恢复和重新表述。就其本身而言，首要和最重要的在于，它重新揭示了保罗所理解的基督复活的意义。因此，改革宗神学的家谱要远远早于16世纪，并且最终可以追溯到新约的见证。（事实上，改革宗神学甚至可以追溯到比新约见证更早的时期。改革宗的圣约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圣经整体叙述的清晰、一致的理解方式，而不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时期或时代。我们以后会谈论这个主题。）
这就意味着，改革宗人士并没有简单地把自己看成是一群穿越回到公元1世纪的人，他们也并非要天真地恢复某种纯粹的圣经角度而反对某种传统。当然，他们会强调唯独圣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拒绝传统。特别是对于加尔文，对于理解上帝所启示的道而言，这种传统（尤为教父们清晰表述出来，如奥古斯丁）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慧财富。尽管这一传统要服从于上帝的道，然而教会的解释传统也是一个亲密的伴侣和可靠的指导。奥古斯丁在宗教改革中的角色，就是这一恩赐的表征。加尔文认为，若有人藐视圣灵的恩赐，并摒弃之，反而试图超过那些已经由奥古斯丁等人揭示出来的真理，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威廉姆斯（D.H Williams）在其《福音派与传统》一书中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讨论，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一点。］
正因如此，路德和加尔文仍旧将他们自己视为“大公信徒”。尽管他们可能一直在斥责罗马天主教的种种弊端，但是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大公、普世、正统信仰的继承者。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宗教改革视为一场在大公教会中发生的奥古斯丁主义复兴运动。因此，若用一种让人吃惊的方式表述出来，就是：成为改革宗人士，就是成为大公信徒。
你一直以来的朋友，
来自普林斯顿的明信片
嗨，耶西，
有一段时间没收到你的信了，希望你一切安好。我有点担心你最近为什么变得这么沉默。可能这张来自普林斯顿的卡片，能把你从封闭中引领出来，继续和我交谈。拿骚大厅依然在此，这曾是校长爱德华兹短暂住过的家。他在担任校长仅仅两个月后，就因染上天花而离世了。很难想象，爱德华兹在今天的拿骚大厅还是如此受欢迎。还有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在他的墓碑附近，是他著名的外孙亚伦·布尔（Aaron Burr Jr.）的墓碑。［现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小说了！］
无论如何，希望你平安。盼望收到你的回信。
长存盼望，
第10封信：成为改革宗人士，就是成为大公信徒
亲爱的耶西：
你好，谢谢你的坦诚和直率。那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很感激你能这样。我能理解你的担忧——真的能理解！很抱歉，我可能有些跳跃，说得有些过快，而没有给你解释清楚。对你的朋友们，就是那些似乎把自己确立为仲裁者，来断定什么（或谁）才算改革宗的，我还真有点震惊，但是，我承认，我可能推进得过快了。我应该给你一个更好的解释。
但是，为什么你在信中显得没有耐心呢，耶西？为什么你觉得我们的交谈跑题了呢？是因为我们不只谈到拣选和预定论吗？我试图让你看到，这些主题只是加尔文主义的一小部分。或者，我们可以说，加尔文主义也只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个领域，整幅图景远不止于此。
甚至连加尔文也不认为这些主题就是改革宗神学不可或缺的核心。我如何证明这种说法呢？请你思考一下：就如扎克曼（Randall Zachman）在他出色的著作《作为教师、牧师和神学家的加尔文》里面谈到的，加尔文非常注重基督教信仰对儿童灵性的培养。（请想象一下，加尔文还可以是“你孩子的牧师”呢！）事实上，这一工作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的事奉生涯。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他仍感觉到自己未能成功完成这项工作，尽管事实上，他在日内瓦牧会期间已经写了两本（非常不同的）给孩童的要理问答。
对于这两本要理问答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我觉得饶有趣味。第一本要理问答写成于1537年，它是一种基础性的尝试，也成为后来《基督教要义》的基础范本。为了帮助父母教导他们的子女，要理问答必须有和《基督教要义》一样的结构，并且处理的是相同的主题。后来加尔文从旅居（即放逐）的斯特拉斯堡返回到日内瓦时，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重新编制要理问答的工作中。于是他就写成了1545年的要理问答，这第二份要理问答具有清晰独特的牧者情感，也涉及到该如何在教导儿童时应用这一工具（例如，使用一问一答的模式）。它开篇的提问，就指向《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发现，在加尔文的要理问答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涵盖的内容。这份要理问答关注通过训练和培养儿童正确地敬拜，来教导孩童并帮助他们成长，以至他们可以宣告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敬拜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十九卷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为培养年轻人认识到“人生的首要目的”，加尔文把哪些内容从1536年的要理问答中删去了呢？他删去了所有关于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讨论，以及上帝的拣选和弃绝的教义！我认为，若在今天，加尔文这样做可能也会挫伤你那些加尔文主义者朋友吧。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和加尔文是不错的同伴，呵呵！
我谈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将拣选和预定的主题嵌入那个更大的框架内，也就是那一整套使改教家为之心潮澎湃的神学主题。这一点也把我们再次带回到我已经提到的那个问题：成为改革宗人士，也就是成为大公信徒。尽管恩典的教义的确是宗教改革运动在致力于更新教会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只是一个更广博之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请牢记：改教家们不仅仅是要使救恩的教义（或恩典的教义）归正，他们也关心教会的更新和归正，特别是教会的敬拜。（更有甚者，加尔文还关心如何使日内瓦的政治生活归正。而且，改革宗传统中的这些人士的一个长久关切，在于看到福音对整个社会带来影响力。因此，改革宗传统的DNA可以在个人拯救教义之外得到更好的复制。不过，我们会找其他时间再来讨论这一点。）
我在这里要说的重点是，改教家并不是革命派，他们不是要将教会夷为平地，不是要回到某些“纯粹的”新约教会原则中去，也不是要推倒一切并重建。简言之，他们并不视自己为一群要逾越几百年使徒传统的人。他们是要重新塑造教会。在这一方面，改革宗人士视自己为他们前辈的继承人和受惠者。的确，他们明白，圣灵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不断将上帝之道的智慧展现出来——借着奥古斯丁和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声音，也借着克里索斯托和安瑟伦（Anselm）的著作。说改革宗传统是大公性的，也就等于说改革宗传统确认了圣灵在历史中做工，并进而把传统这一恩赐作为圣灵的恩赐来接受，而这一恩赐是顺服于上帝之道的。
对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就是从原始主义背景进入改革宗传统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难接受的观点之一。我用了“原始主义”这个词，意思是指在这个背景下成长的人，都倾向于把基督教传统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而且他们视自己为应该去重新恢复纯粹的圣经教导或新约教会原则的一群人。我曾通过与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交往吸收了这些观念，但是，同样的原始主义的特征，也存在于你和我曾经所属的五旬节派中。他们所相信的就是我先前所提到的这种“逾越”：要逾越如奥古斯丁和安波罗修（Ambrose）这些教师的恩赐，好像我们自己能更好地解读圣经似的。这种傲慢的态度很奇怪地反映出一种启蒙运动时代的“时代势利症”。在这一观点看来，脱离传统是一种理智上成熟的标志。颇具吊诡意味的是，这也正是为什么此类原始主义实际上非常现代的原因。
改教家们的立场与此相反，他们的信仰立场是大公性的，因为他们是道成肉身式的。他们认真领受耶稣的应许，即“圣灵将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这就是上帝在圣子的道成肉身中俯就我们的延伸结果。这一应许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定教会事实上是基督的身体，而圣灵赋予其生命气息。这意味着，圣灵在基督的身体中是活的、主动的，是在时间之内、并贯穿于时代之中的。因此，加尔文可能为“教会被掳巴比伦”（用路德的话来说）而悲哀。虽然如此，他还是承认，尽管罗马教会很败坏，但教会还是一直借其得以维系着。
因此，如果我（无可否认会引起争论）和你开玩笑说，“成为改革宗人士，就是成为大公信徒”，其实我是非常严肃的，并不是真的在开玩笑。我只是有时担心你那些加尔文主义的朋友们会变成比加尔文更加尔文主义！我希望你可以看到，改革宗传统的大公性是从道成肉身之核心真理中自然结出的果子：上帝为我们的缘故而进入了历史。
好了，我的这封信变得有点滔滔不绝了。为我的冗长向你致歉。
最美好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