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恩典神学

路德把对伊拉斯谟的著作《论自由的意志》的回应，起了一个对应的名字，《论意志的捆绑》。自然，那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拉丁语言之清纯流畅和他的文体之灵动优雅在此是看不到的。但是这本书的拉丁文差强人意——简单而有力，并且相当直率。显然路德在这上面花了不寻常的心血，若是它缺乏文学上的优美的话，它的思想的丰富和语言的铿锵则远远过之。弗赖塔格（A.Freitag），此书最近的编辑，用一个词来概括之，即“成就（（英）exploit，（德）Grosstat）”。索德尔

（Sodeur）毫不犹豫地率直地指出，这部著作是“辩证论战的经典”；它的词语都有手有脚。不过，它的真正的卓越之处是体现于比这些都要更高的层面上。它涵盖了路德对于改教的整个观念，是他所曾做过的最接近于一个系统性的论述。这是首次把对宗教改革的基本观念的阐述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在其真正意义上是宗教改革的宣言。路德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并非他很得意地把它作为“纯文学”作品，以至他一直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成就；而是因为它包含了“福音教义之源”（doctrinae evangelicaecaput）——福音教导的源头和原理。他在1537年写给（出版商）加比多（Capito）的信里说，他可以割舍他所写的所有的东西，让它们都消失，但除了这部《论意志的捆绑》和《教理问答》；它们是“对的”（justum）。在他的“桌边谈话”中，劳特巴赫（Lauterbach-Aurifaber）曾记载有一次路德谈到伊拉斯谟对他的著作的答辩。他不认为伊拉斯谟驳倒了他；他不认为伊拉斯谟甚至可以驳倒他，不，永远也不。“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我看魔鬼和他的一切诡计敢不敢来驳斥它。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永不改变的真理。”任何人摸到了这个教义，他又说，就是摸到了他眼中的瞳仁。

我们可以肯定路德是怀着极大的热情（con amore）来写这部书的。在他写作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那是（德国）农民起义的年头（1525）；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令人焦虑和不安，心思和灵魂都在受煎熬的年代。这也是他结婚的第一年，他不是以他的可爱的坦率告诉我们，在他结婚后的第一年，凯蒂在他工作时，总是坐在他的旁边，老是要想出些问题来问东问西吗？但是他在他的书里所写的，并非是他边写边字斟句酌的东西。他是把他的福音的心脏以他的心倾泻在那些纸上，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满怀喜悦地坚信，这不仅仅是他的福音，更是神的福音。他感谢伊拉斯谟选择了这样一个攻击他的题目，使他从那些不断地强加于他的令人厌倦的琐碎纷争中得到喘息，从而给与他一个机会可以直奔主题。他在书的最后这么写道，“我异乎寻常地赞美和感谢你，和其他所有的人相反，只有你，能以击中事情的本质，即问题之颠（summam caussae），而不是用那些无谓的琐事，诸如教皇，炼狱，赦罪证书等等此类一文不值的东西（nugae）让我昏倒——迄今为止，所有的人都在徒劳无益地用这些东西来追着打我。你，只有你才看到了一切事情的枢纽并且瞄准了咽喉；为此我真是衷心感谢你。”

尽管如此，不管多么乐意，路德并非以一种轻松的态度来加入这个论战。在一段非常让人感动的文字里，他写道，“我跟你说，我恳求你，请你在心底深处牢记——在此，我所追求的是对我来讲某种庄严、必要和永恒之事；如此这般，格外重大，它必须以死亡的代价来加以宣告和捍卫，——是的，哪怕整个世界都不仅被卷入争执与骚乱，而且甚至落入混沌和化为灰烬。因为，靠着神的恩典，我不是如此愚昧和发昏以至我会为了金钱（我从来没有也从不愿拥有），或荣耀（在一个如此疯狂反对我的世界，这是我就是想要也得不到的东西），或肉身之生命（非我所能定者），来继续从事并坚持此事这么久，以如此的坚韧和如此的不屈不挠（你称之为固执），经过这么多对我的生命造成的危险，经过这么多仇恨，经过这么多网罗——一言以蔽之，经过了世人和魔鬼的愤怒。你难道觉得只有你才有一颗被这些喧闹搅乱的心吗？我自己既不是石头造的，也不是从马佩斯岩石中蹦出来的。但是因为没有别的途径，我宁愿在这骚乱中忍受煎熬，在神的恩典中为了神的话语而喜乐，这是必须以不可战胜和不可败坏的勇气来捍卫的，而不会因着神的忿怒，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在永恒的动荡之中被碾的粉碎。”这就是路德在他的《论意志的捆绑》一书中坚持他的论点的精神。这就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9：16）的精神。他在他的手中握着福音，为着世人的救赎的福音，必须传扬这福音的重担就放在他的肩头。

路德所掌握的并在他的心里要宣扬的福音，简略言之就是唯独通过神的恩典的救赎的福音。围绕着这个福音有两个焦点：人在他的罪中的绝对无助；在救赎之中唯独恩典的有效。这两个互补的命题在神学上的表述就是罪人对善的无能和救恩的再创造的功效的教义。罪人对善的无能就是路德的短语，“被捆绑的意志”的意思。他和伊拉斯谟都对于意志的心理学全无特别的兴趣。或许我们附带地学到过，他持有的观点曾被称为哲学上的决定论或道德的必要性。但那只是附带的枝节。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话，他和伊拉斯谟对于意志运作的机制也都无兴趣。他们的全副身心都投入这一个大问题，罪人向善的能力。伊拉斯谟的本意是要显示罪人有能力行善，并且是如此之善以至他们在神眼中可得到功德，而且人的得救依赖于他们行善。在路德的心里，他要显示罪人——并正是因为他的罪性，而且罪绝非仅是无足轻重的恶，而是摧毁了一切的善——因此罪人无能做任何在神的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罪人最终必唯独依赖神的恩典才能得救。那也就是说，路德决心要非常认真地对付罪，原罪，堕落，和与之俱来的人心的深深的败坏，这心的败坏造成对善的无能为力。他称那种教导说人可以救自己，或为他的得救做些什么，是一个可怕的谎言，而且“他把他的飞镖直接瞄准了这个谎言的头——教导原罪和人心的败坏。”

伊拉斯谟当然不会在路德论点之上缩手。他抱怨这些新教师们，说他们“极大地夸大了人的原罪，甚至把人性最高尚的能力都描述为如此败坏以致就其本性来说，除了无视和仇恨神之外简直一无所是，而且甚至没有一个被信心的恩典称义之人可以做任何不是罪的事；他们把我们的罪的倾向，这倾向是从我们的始祖传给我们的，说成本身就是罪，而且这个罪是如此不可避免，以致没有人可以遵循任何神的律令，哪怕是一个已被信心称义的人也不行，但是所有神的律令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那将赐下救恩，不论功德如何。”这使他义愤填膺，也使一切直到今日和他有同样感受之人愤慨，就如哈特门·格里萨（Hartmann Grisar［106］）——他说，路德把所谓“私欲偏情”之恶如此夸大，以致完全漠视了人性本是按神的形像所造。路德感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他不是在讨论人的本性和它的能力，而是在讨论罪和恩典。他说，我们并不需要等待伊拉斯谟来告诉我们，“一个人有眼睛和鼻子，还有耳朵，骨骼和手——也有头脑和意志以及理性，“他具有这些因他是一个人，若他没有这些他就不是一个人。若他没有这些，我们在谈论罪的时候也就不会谈到他，因他不是一个人，同样也就不会谈到恩典——难道不是有一句谚语说，“神没有为鹅造天堂”吗？让我们把人的本性和它的能力先放在一边；那些都是已知的。重要之点在于人现在是个罪人。而争论的焦点在于，一个罪人，能否，以其意志，而无罪；他能否做按本质来说是要求恩典所做的事。路德并没有轻视人的本性；反而是他的反对者们低估了罪的邪恶的力量，轻视了创造性之恩典运作的必须；因为他们轻视了罪和恩典，他们就期盼人以其自身之力去做唯独只有神——那全能者——才能做之事。

他用一个很长的平行类比来引出他的教义。“作为一个人，在他被造以先，为了成为人，他没有做任何事也没有任何努力要成为被造物；然后，在他被做出来和被创造之后，他也没有做任何事和付出任何努力要继续成为一个被造物；这两件事都是唯独出于全能和良善的神的旨意所做成，祂并无我们的帮助就创造并保守了我们——但祂并非在我们中间运行而没有我们的合作，因为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造并护理我们，即祂可以在我们中间运行而且我们与祂合作，或者是在祂的国度之外，依据祂的普遍性的无所不能，或是在祂的国度之内，依靠圣灵的独一之能力：因此我们说，一个人在他被更新，成为属灵的国度之新造之前，没有做任何事也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来为这个更新和国度准备自己；然后，在他被更新之后，他也没有做任何事和付出任何努力来继续在这个国度里；但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成这两件事，没有我们的帮助而重新创造了我们，一旦重造又保守我们，就如雅各所

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1：18）（他在此是谈到更新的创造），但祂并没有离开我们而运行，因为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造并保守我们，使祂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可以与祂合作。因此，通过我们，祂传道，施怜悯与贫穷人，安慰遭患难的。但是，那么自由意志的贡献在何处呢？或者，倒不如说，在一切无有之外还给它剩下了什么？实实在在，就是无有。”这个平行类比教导的就是，这整个救赎之工都是从神而来，无论是起头，中间还是末尾；从头至尾都是超自然之工。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我们可以活在神里面；而且，用我们的新生命的能力来在这个世界上行祂的旨意。这正是保罗神学，不是出于行为，但是为了行善，那正是神所预备，为了要我们活在其中的。

很显然，路德的基本神学全部的主旨都归结在罪和恩典的对立之上：罪既生出就绝对地无能为善；而恩典就是在实际上的绝对地再造。当然，他也教导了与这个罪与恩典的伟大教义一起的整体思想有密切关系和必要的其他一切。譬如，理所当然，他教导了“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义，并且，非常清晰和果断地教导了预定的教义——因为，若不是神主权和有效的礼物的话，在一切功德以外，救赎怎能是单纯的唯独恩典？在《论意志的捆绑》一书中，有很大的篇幅用来坚持和阐明绝对的预定论的教义，而且路德并没有畏缩把这个教义拔高到顶端，或惮于详细地解释其细节。不过，当前我们要坚持的要点，就是关于路德我们已经说到的，mutatis mutandis，（只需作必要修正），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到每一位其他的伟大的改教家。路德关于罪和恩典的教义并非他独有，而是全体改教家的整体共同拥有的。茨温利和路德一样，还有马丁布塞尔，和加尔文，都以同样的清晰和力度教导这个教义。甚至在那个较早和愉快的时期，那位“抗罗宗的伊拉斯谟”以及那位软弱和不可靠的梅兰希顿，都这么教导过。梅兰希顿侥幸没有在奥古斯堡背弃整个抗罗宗的事业，不是因着他自己的坚定，而只是因为天主教的昏庸，而他日后的确在其内心深处背叛了，退回到那个合作论去了，而路德却宣称那恰是教宗教导之精髓。简言之，这个唯独恩典之教义就是新教自己。新教所持守的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可退居第二位。

在亚历山大施瓦泽（Alexander Schweizer［107］）的著作，《新教的中心教义》中，开头部分有些很有意思的段落，在那里他提到新教的一些口号，并且指出在这些口号和所谓新教的形式与质料原则之间的区别，那些原则事实上是对这些口号的更加深思熟虑的解说。他说，历史上的每一项改革运动，都有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是用来作为一种标记，使其追随者们互相鼓励，并作为一面旗帜，将他们集合起来。这些口号深入到事情的真正本质，并提供大众化的，却也是精炼和生动的，对这个运动的走向之精确的关键点的表述。对于新教革命来说，“圣经而不是传统”，这个对立浮现出来成为口号，但是这并非最终的，它只是附属于另外一个口号，而那个口号表述了这场论战双方对立的焦点，那就是一个罪人如何能够得救？施瓦泽说，这个最终的口号是如此表述的：不是行为而是信心；不是我们的功德，而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忏悔和补赎，而是唯独基督的功德。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喊时，我们就听到宗教改革的脉搏在人群中有力地跳动。有了它们，我们就有了纯正的宗教改革。

其实，并无必要特别提到当我们面对宗教改革时，它其实就是奥古斯丁主义之复兴。奥古斯丁基要主义者关于罪和恩典的对立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灵魂。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运动在神学方面的特征的话，宣称这就是奥古斯丁主义之复兴是很恰当的。当然，如果我们探究这个陈述的确切性，就有必要加上一些限定条件。但是这些限定并不变更此特征，只是提升它使其最终更为精确。我们需要牢记，在中世纪后期或它的那个时代，宗教改革并非是唯一的回归奥古斯丁主义的运动。那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对处理和讨论神圣之事的现行方式存在着很深的不满；离开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名论，甚至归回古代的奥古斯丁主义，或起码是阿奎那主义，在当时是很普遍和强而有力的。我们也应该牢记，如果不加明确阐明就应用到宗教改革的教义基础上，用奥古斯丁主义这个表述就太过泛泛了。就其完整的内涵来说，它不仅包括了趋势，也包括很明确的，改教家们所遵循的教导的要素，而且正因此，罗马教和抗罗宗都一样有权被称为奥古斯丁之子。所以，有人提议，比较合适的说法不过就是，宗教改革被看为是那个时代所孕育的一个运动，代表了对当时的腐败的普遍厌恶的一部分——大家全都在向后看着奥古斯丁，要从他那里得到指教和力量——而宗教改革，因着其动机与志向之独特的敬虔，就单纯地把握了奥古斯丁关于罪和恩典之教义，并且完全在这上面建立了对生命的重整。

我们也许可以满意这样的说明。十分真实的就是，对宗教改革，如果只是纯粹就其本身，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是，按弗·卢福斯（Fr.Loofs）的话讲，“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再现。”同样十分真实的就是纯粹的奥古斯丁教义作为宗教改革是其宗教之观念，并非全部的奥古斯丁教义将其占有，而只是“奥古斯丁关于罪和恩典之教义”，所以，当我们说到宗教改革是作为奥古斯丁主义之复兴时，我们一定要在心里记住只是关于恩典之奥古斯丁主义。但是奥古斯丁主义关于恩典的教义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却正代表了“真奥古斯丁主义”，当我们说奥古斯丁是“保罗之后的保罗，路德之前的路德”时，就其历史真实性来说并无不妥。我们这样一个说法只是表达了真正的传承关系。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就教义之实质来讲，他们三人是同一的，而在教义的方面，宗教改革被看成是将保罗神学交回给世界。

要认识到这是如何完全真实的，我们只需要查看路德在1515-1516年间所写的《罗马书讲义》即可。这部手稿直到1903年仍然躺在柏林图书馆的陈列柜里面，无人问津。路德自己，当然完全理解这一点。劳特巴赫记载说，他在1538年的“桌边谈话”中曾说过：“在福音运动初期，有这么一位罗马的大主教，他在策划各种反对我的事，据说他曾说过：“我的主啊，听我的劝告，第一要务就是把保罗从使徒的行列中废黜；就是他给我们惹了这所有的麻烦。””正是这位保罗，路德很自觉地要使他复苏，保罗一直在大声疾呼——如路德所说——“恩典！恩典！恩典！”路德出于他自己的特性接着说：“哪怕魔鬼横行”——“恩典，哪怕魔鬼横行”；或许，对我们来讲并非无意义的，就是要看到，路德全部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世上重建唯独靠恩典得救的教义，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是在魔鬼的牙缝里面做这个事。面对一切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邪灵恶魔，他知道他是与它们争战；他不依靠任何人的手臂获胜。他难道没有在他所写的伟大的圣诗中——异常卓越的宗教改革的圣诗——将其表达的非常清楚吗？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纵使鬼魔盘踞世上。

——2020年8月译於美国宾州家中

译后记：本文翻译过程中，在一个偶然机会看到国内的《教会》杂志曾翻译刊出了这篇论文的中译（《教会》杂志2017年十月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特刊）。对比那篇译文之后，笔者决定继续完成本人之工作。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