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神国侠侣

第九章：这是我的葡萄园

一九五三年，何恩证刚到莎车的时候，按规定得参加「居民委员会」；大约半年之久，每天坐在街头「学习」、「交代」自己的历史、检查思想等等。还好莎车这边因为是和平解放，并没有什么敌对的情绪。大家都是口内来的汉人，人数也不是很多，彼此都认识，关系还不错，何恩证并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时「莎车基督教会」的招牌虽被拆掉了，有些基督徒也回去口内了，但是聚会并没有停止。当时有位维吾尔族的姐妹，她的前夫是巴基斯坦人，许可她去教会聚会。何恩证刚到莎车时，虽然维吾尔语还不通，可是和她一起唱诗很愉快。后来她丈夫因为有钱，怕解放后的局势对他不利，就和她离婚，一个人回巴基斯坦去了。于是她只好改嫁给一个维族老头，是个老保守，不让她来教会，如果他外出，就把妻子锁在家里，真是可怜！这也是一般维吾尔族妇女的痛苦，她们大多无法独立生活，必须依靠丈夫。

在喀什地区这么多年，主要传道的对象还是汉人，只有少数维吾尔族人信徒，基本上都是比较隐藏的，不便为他们施洗，宗教局也不希望他们改变信仰，以免阿訇（伊斯兰教教长）抗议。

一九五四年何恩证生长子，取名赵郇，郇——锡安之意——表示心中仍向往锡安大道。一九五五年生次子，取名赵虹，表示那年头好像被关在方舟里，只能朝着窗户祷告，盼望彩虹出现。那时他们夫妇的心境是：「我们是来这里做什么的？我们不是来这里找个工作、混饭吃的啊！我们并不是没有出路，其实我们无论到哪里，人家都对我们很好，可是不能对外传福音，我们心里实在不好受。我们跟主说：什么时候洪水才要退去，彩虹才会出现呢？」

这是伊斯兰教的地盘，当地的穆斯林曾经威胁要杀他们；政府也把他们当作反革命，不相信他们。政府认为不会有人那么傻，跑到这种地方来传福音。政府认为他们的老师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可能是英国政府的特务，替老师来这里搞情报的。

何恩证本来有一台在旧货摊买的二手照相机，当年从西宁走向新疆时，走旷野路的过程都有照片和文字的记录。很可惜这些珍贵资料都被政府拿走了，那台旧照相机还被当作是从事特务工作的证据，政府一再要他们去交代、坦白，反反覆覆数不清去过多少次。那种日子真是黑云压境，似乎是「以色列人失败，埃及得胜了」。所以二儿子出生时，就取名叫赵虹，「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带来喜乐与盼望，坚信神的约永不废弃，祂带领他们到这里来，必然会负完全的责任。

大儿子三岁时，何恩证开始参加工作。一九五八年她把自己一台上海无敌牌，品质很好的缝纫机投资到成衣厂，她就在成衣厂工作了一阵子。等自己的小孩要上幼儿园时，为了避免让他们整天跟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粗鄙的话，她就转到幼儿园当老师。除了教自己的小孩，何恩证也栽培了好几位后来在社会上很有贡献的人，她没向他们讲道，只是讲圣经故事，很奇妙地，有一些孩子就得到了深刻的启发。

这个公社的幼儿园设备不像县城的幼儿园那么好，但是风评很好，相关单位的人来参观时，小朋友不但会唱歌、拍手欢迎，会说叔叔、伯伯、阿姨好，而且会端茶水招待客人。来参观的人都觉得很稀奇，这个幼儿园外表不怎么样，教出来的娃娃却是远远超过其他的幼儿园。

在幼儿园服务时，有一天街道主任告诉何恩证说：「幼儿园里有两间房子你可以买下来，两间只要八十块钱。省得你们一直租房子（房租一年九十元）。」那是两间很好的房间，又大又亮，还有院子，价钱又极低廉。何说：「不行！我是园长，我丈夫是会计，我们一定不可以买！」赵是会计，他有权处理房舍，但是他不把这房子留给自己。后来这房子给了一位丈夫被劳改，独力抚养三个小孩的母亲。别人都说他们傻，但是他们坚持基督徒的原则。

等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何恩证又回成衣厂工作。那里有裁剪部和门市部，在门市部如果顾客有什么不满意，何恩证常常出来打圆场。如果顾客还不满意，她就把衣服收下来，让顾客第二天再来拿。如果裁缝师不肯帮顾客修改，何就自己修改，别人不干的她干。他们夫妻俩都热心公益，扫马路、修补马路坑洞或排除泥泞积水、扫公厕—–等。所以，虽然不能公开传福音，仍然用服事神的心情服事人、荣耀神。

赵麦加自一九五八年参加公社后就专心做会计，不再刻印章。他字写得好，写文章不用打草稿，记账清清楚楚，有一段时期甚至记十三个单位的账。虽然工资微薄，他们夫妻都本着为神做事与为民服务的精神，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有的干部就说他们做得比共产党员还好，如果不是因为「那么一点」（指信耶稣），早就可以入党了。何恩证说：「就是因为有『那么一点」，我们才能不计代价地献上自己，要不然，我们又不是傻瓜，何必这么卖力干呢？我们就是因为信耶稣，才能够这样心甘情愿，自觉自发，高高兴兴地努力干活，为人民服务，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

一九六六年，因为小儿子赵虹常常流鼻血，一直止不住，面黄肌瘦，奄奄一息，好像活不了了，他们就想带他回山西老家，换个环境看看会不会改善。另一方面，何恩证的妈妈也来信要她带孙子去给姥姥看，并且她们母女已经十三年没见面了，与这两个孙子更是素未谋面。接到妈妈的信，她很想带着两个儿子回口内，可是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她怕人家说她逃避运动，所以不太敢离开。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神让她读到以赛亚书二十六章20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忿怒过去。」

有了这个清楚的指示，她就赶快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内室」——口内——要不是及时离开喀什地区，以她和赵麦加的宗教工作背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家都会遭殃。一九六六年她带着两个小孩到赵麦加的故乡山西，也到何恩证的老家北京，共住了两年，刚好躲过了文革时期在喀什地区的大逼迫。

何恩证在莎车是参加缝纫工作的工人，她以工人的身分请假回故乡，有请假证明书。虽然她的二哥和赵的大哥都被打成反革命，她还是安然无恙。而他们既然被打成反革命，和所有信主的人都不能来往了，她去住那里反而没事，什么运动都轮不到她。在山西大哥家住一阵子之后，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就搬到北京的侄女那里去住。因为侄女是医生，在她单位里有自己的小学，就让赵郇、赵虹用员工眷属的身分免费在那里先后都读完了小学。

何恩证带两个小孩回山西和北京，躲过了这一场风暴，赵麦加一个人留在莎车可就出事了。虽然早在一九五七年已调查清楚（见本书第142——143页），这次却被人家贴了一大堆大字报，说他是：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逃兵、叛徒、反动分子的头头—–等。人家叫他戴着高帽子——上面写「国民党的走狗赵麦加」——游街；事实上他一生没拿过国民党一毛钱，他不但不是走狗，反而是国民党的囚犯，被国民党劳改了三年。

他们在大热天让赵麦加站在高高的凳子上，站了几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快要倒下去时，他在心里热切向主求助，于是主的灵就充满他，让他体力恢复，精神大振，心里欢喜。那些整他的人觉得非常诧异：「我们又热又饿，都快撑不住了，他却来劲了！算了！叫他下去！」后来就不整他了！

文革时被整了一阵子之后，赵麦加又回莎车公社继续做会计，直到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才搬去喀什住。就是到近年，何恩证再去北疆，碰到那里的同工时，他们还是对何说：「这里有二十几个礼拜堂，你如果留在这里，早就是一个大牧师了，你别回去喀什，就留在这里吧！」何说：「喀什是我的葡萄园、我的工场。无论有几个信徒，主叫我在哪里作工，我就在哪里作工。主叫我死在哪里，我就成为种子埋在哪里。」

「你们好不容易来到了喀什，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们继续走下去呢？」

好些人会问他们这个问题。

何恩证回答说：

我们像以色列那两个探子（约书亚记第二章）一样，奉命就往前走，走得到或走不到，那是主的事。走青新公路时，赵麦加二十八岁，我三十岁，如今（2003年）我八十六岁，他八十四岁，五十六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心志如何，如今也是如何@46；而现在迦南人（指维吾尔人）的心已经开始消化如水。

@46、一九八七年戴永冕师母（戴永和）去世之前，得知赵麦加夫妇心志一如当年，而且一直在工场事奉，甚觉欣慰。

主让我来，我就来；主让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主让我再往前走，我就再往前走。前几年有人跟我说：「你们来到这里五十多年，如今年纪这么大，去不了耶路撒冷了！这是不是亏大了呢？」我一点都没有吃亏的感觉，主为我关一扇门之后，就为我另外开一扇门。我没有自己的野心，所以我丝毫不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冤枉了；我为现在所站的位子感谢神，就如诗人所歌颂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三）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十六5~6)

我是上帝的棋子，棋子不能自己动。我有很多机会回到口内，无论口内的环境比这里好多少，我心中总是有一个声音说：「仍回此地」（耶二十九10）。我到各处去，常遇到要留我在那里，不让我走的情况，但是我仍然坚持回喀什，因为这是主给我的葡萄园。

当初嫁给赵麦加时，我跟他说过，我是为福音到这里来的，家务我从小就不太会做。他就说：「我会做饭，家务我搞！」后来呢？家务还是我搞，坐在那里叫人家服事我，我不习惯，我宁可服事别人。

我和赵麦加是一辈子的同工，我们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异象的同路人，我们一同服事主五十年了。他一九八九年中风后，只能很慢地走路，不太能讲话了！我对他说：「你辛苦那么久了，主要你休息，我体谅你，我乐意服事你，但是我不能停止服事主；如果我不在你跟前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服事——我甚至要尽可能做两个人的工作，因为有一个倒下不能做了。」

从一九四三年在兰州住院，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因为高血压被儿子送去住院，中间这四十几年我都没住过院。二零零一年因为腰部脊椎骨突出，疼得厉害，医生吩咐我至少要平躺一个月，好好休息，免得下身瘫痪。如果稍微体贴自己，我就躺在那里不起来了。但是我跟主说：「我身体灵魂全是你的，瘫不瘫痪看你，我不能老是躺着，我必须起来工作。」我还是忍着痛，天天爬起来工作，如今有点驼背，但是感谢神！主来的时候就不驼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