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讲道与讲道的人

第一章：讲道的首要地位

为什么我要准备有关讲道的讲座呢？理由有好几个。讲道是我毕生的工作。在我长达四十二年的服事中，主要的工作就是讲道，虽然并非全部都是，但主要部份还是讲道。此外，我也不断地学习讲道。我在这些年来一直操练讲道之时，很清楚自己仍有不足和失败之处，这促使我对这整件事情有大量的学习和研究，兴趣盎然。然而，我之所以做这些讲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我而言，在一个人可能领受到的所有呼召之中，讲道是最崇高、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如果你仍嫌不够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今日基督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讲道。而且，正因为这是教会最大、最迫切的需要，显然这也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

讲道是最迫切的需要；我的这个观点，引出我们必须一同讨论的第一件事——人们真的需要听讲道吗？在当今的教会和世界中，讲道是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呢？或者说，讲道已经大大过时了吗？在我看来，我们甚至还不得不提出并思量这个问题，这件事本身正是对教会现状的最具启发性的写照。我认为，这是今日基督教教会或多或少危机四伏和软弱无力的最好解释。讲道的必要性以及讲道在教会事工中的地位，在目前都受到质疑。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着手。在教导讲道的课程时，老师通常都会急于教导讲道的方式、方法、途径和技巧，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前提、背景、和一般原则开始。因为，除非我完全搞错了，否则，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事实，即人们的头脑不是很清楚究竟何为讲道。所以，在讨论任何特定细节之前，我先大致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能够证明讲道是必要的吗？在现代世界中，还需要讲道吗？你要知道，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人们不仅质疑讲道，而且还质疑教会本身。你应该很熟悉「非宗教的基督教」的这个论调，说到教会本身也许就是基督信仰的最大障碍，假如我们真的想看到人们成为基督徒，世界变成所谓的「基督化」，那么我们就该摆脱教会，因为教会成了基督耶稣的真理和人之间的一个阻隔。

当然，对教会的许多批评都是正确的，教会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传统主义、形式呆板、死气沉沉，等等——否认这些，实在是自欺欺人、愚蠢至极的。很多时候，人们真的不得不去质疑，一些团体和聚会是否还能够被称为教会。教会很容易堕落成一个组织，甚至社交俱乐部之流，因此，对教会本身提出这整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我们也不会专门处理教会的本质这一问题。但是，讲道关系到人们对教会总体的看法，也必然是刻不容缓、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这正是我在此要处理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人们目前对讲道的抗拒？在教会的信仰生活和人们的心目中，讲道曾经是如此重要，如今为何声誉大降？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就算是走马观花，也不难发现：在教会信仰生活中，讲道一度占据中心和主导的地位，在更正教中尤其如此。那么，为何讲道的地位与能力都有所下降呢，为什么居然还会有「讲道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呢？

讲道的式微

我想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用几个一般性的原因来解释如今的局面，其次，教会内部还存在一些特定的原因。我所说的「一般性的原因」，是指教会外的一些普遍观点，请容我来说明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关于这一点，我在英国称之为「鲍德温主义」（Baldwinism）。有些人不熟悉这个名称，我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有位首相，名叫史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此人建树甚微，以致今天人们甚至都已将其忘却，但他却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讲话以及演说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的看法。在由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伯肯黑德（Lord Birkenhead）这类人主导的英国联合政府时代之后，鲍德温开始兴起执政。前述那些人都是演说家、优秀的讲演家，但史坦利-鲍德温可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所以，他意识到，他要想成功，就势必要降低演说和演讲的重要性。他对抗的，都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同时也都是伟大的演讲家。于是，他打出单纯、诚实、普通的英国人的形象。他说他不是什么大演说家，并且表示出他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很会演说，他就不值得信任，也不会很诚实。他把这些事情说得互相排斥。他的脚本，是选用淳朴的英国人的姿态：他们无法开启宏大的演讲和想象之旅，但却做出十分简单、朴实、诚实的陈述。

他对演讲和演说的力量的看法，无疑成了时尚，尤其是在英国的政客当中。但是，唉，我认为这对教会也造成了影响。人们对那些当之无愧的演讲、雄辩和演说有了全新的态度，不再信任演讲家。当然，随之而来并且进而强化这种态度的，是人们开始重视阅读。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如今我们更有文化，受过教育；过去，人们无法自己阅读，因而仰赖那些大演说家、演讲家。可是，现在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有了书籍和图书馆等等。此外，我们还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真理和信息可以直接走进每个人的家中。我相信，一般来说，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教会，左右了教会和基督徒对于演讲、讲道这一类事情的观念。

现在，我不想花过多的时间来驳斥这种不利于讲道的普遍风气。我在此只需要说：有趣的是，世界上一些功成名就的人，往往都是非凡的演说家和演讲家。我认为，这绝非偶然。例如，在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兴起的两位伟大领袖都是大演讲家。有些人试图让人以为，一个会说话的人常常只说不动，但历史的事实已经驳斥了这种论调。拥有丰功伟绩的人，总是大演讲家。自然，这是一位领袖才能的一部分，是他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可以激励人们、唤醒他们，促使他们采取行动。想想古希腊的伯里克里斯（Pericles）和德谟提尼（Demosthenes）这样的人吧。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清晰地显示了，那些造就历史的人都是演讲者。他们传递信息，对人产生影响、使人付诸行动。

教会内的态度

这些就是一般的原因。但我们更在乎的是，教会本身的某些态度、教会内部的某些因素，导致了讲道地位的下滑。我认为，这个标题下面存在若干主要的因素。我毫不迟疑地列为第一点的是：丧失对圣经权威的信心，以及对真理之信仰的衰败。我将此列于首位，因为我确信这是主因。没有权威，你就讲不好，也无法讲道。好的讲道，往往取决于好的主题。在任何领域，好的主题都能产生好的演讲，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人们若相信圣经是神权威的话语，根据这个权威去讲道，你就能讲好。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权威，人们便开始猜测、推理、假想等等，口中所出话语的说服力和伟大性必然下降，渐渐式微。以这样的推测和猜想来处理圣经里的那些伟大主题，这在过去的讲道中是不可能见到的。但是，当人失去了对圣经中伟大教义的信仰，讲道被伦理演讲、说教、提升道德与社会政治演说所取代，也就难怪讲道会衰弱了。我认为，这是讲道下滑的首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力求公平。我认为，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所谓「伟大的职业传教士（pulpiteer）」有所反感，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英国和美国。我一直觉得，美国这方面的典型是亨利-毕奇尔（Henry Ward Beecher）。他极好地展现了职业传教士的主要特征，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而且我感觉这个词表达得非常准确。这些人是传教士，而不是讲道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占据讲台、操控讲台、操控听众。他们十分专业，很有表演的细胞，擅长掌控听众、控制他们的情绪，最终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我肯定这引发了一个反应，这是很好的。对我来说，这些职业传教士——依照我对讲道的观点——是令人厌恶的。在许多方面，他们要为目前的后果负很大的责任。很有趣的是，过去发生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到传讲福音、传讲神的话语，在其他领域同样如此。爱德温-哈奇（Edwin HIatch）有本书探讨希腊思想对基督教会的影响；书中有个有趣观点，我觉得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无可质疑的，哲学在希腊生活中声名狼藉、日渐衰落，是雄辩术（或译「修辞学」）及其运用的推广所导致的。让我在此引用哈奇的话，他说：

近观历史，你会发现雄辩术扼杀了哲学。哲学消亡了，因为除极少数人以外，哲学对所有人而言已经不再真实，它从思想和行为领域，转到了解说与文学领域。传讲哲学的人之所以传讲，不是因为他们充满了非表达不可的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炫耀的词句。并且生活在精美的文藻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简言之，哲学消亡了，因为它成了诡辩。而诡辩不限于特殊时代和特殊国家，在任何土壤上，只要有文学的发展，它都可能盛行。一旦某位伟大的天才作家创作了某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立刻就会有一帮人起来，为着行文风格的缘故去发展其行文风格。一旦哲学或宗教上有新的理念，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不顾其内涵地复制其形式，而且还试图让陈旧的观念听起来像是新的。基督教内，也是如此。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我觉得这真的关系到我正在提出的，职业传教主义对货真价实的讲道的毒害。你看，形式变得比内容更重要，演讲和口才变得高于一切，最终，讲道沦落为一种娱乐形式。人们注意到了真理，但只是蜻蜓点水，他们重视的是形式。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对此事作出反应。本世纪一直持续存在着流行的讲道形式，福音派更是如此，由于缺乏讲道的实质，还有过于注重形式和表达，使得货真价实的讲道蒙上羞辱。讲道沦落为我所说的职业主义，更不用提表演技巧了。

最后，我还想指出另一个因素，是对于究竟何为讲章和何为讲道的错误观念。这还是跟形式的问题有关，但不是我前面一直提及的粗略方式。而我认为，讲章的印刷和出版对讲道产生了不好的效果。我所特指的讲章出版，大概是从一八九零年开始。而且，我在此斗胆提出，我认为，苏格兰学派的讲道者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原因如下：这些人天生就有文学才华，于是再一次地，重点不知不觉地从信息的真理转移到了文学表达上。他们尤其注重遣词用句、历史典故和名人名言等等。换句话说，这些人——后面的讲座中我还会提到——是写论文的，而不是讲道的人。不过，因为他们把论文作为讲章出版了，人们也就把这些论文当作讲章。这对于教会里许多人对于究竟何为讲章和何为讲道的想法，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要把目前讲道的衰退情形，归咎于这些以讲章和讲道的名义发行的文学作品。

这一切的结果是，对于讲道的一个新的想法潜入了教会。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人们开始称礼拜中的讲道为「演说」（address），这本身就透露出了微妙的变化。「演说」，不再是讲道，而是演说，甚至可能只是一堂讲座。稍后我还会讲讲它们之间的不同。在美国有一个人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名字不同一般，叫做《轻声细语》（Quiet Talk）。你看，轻声细语，这是在对比传道人的「大嚷大叫」。轻声细语谈祷告、轻声细语谈能力，等等。换句话说，这些书的书名说明了，这个人不是要讲道：讲道当然是属肉体的，缺乏灵性。他需要的是聊天，壁炉边的谈天、轻声细语，等等！这样的想法出现了。

破坏的因素

此外，人们又在「礼拜」上加入了一个新的重点，通常被称为「敬拜因素」。这些字眼都十分误导人。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中，有个人说，「当然，我们圣公会的人，就是比你们自由教会的人更注重敬拜。」我当时指出，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他们的礼拜具有礼仪形式，而我们的没有。但他把礼仪形式等同于敬拜，这会更加混淆视听。

可是，有这样一个趋势：当讲道衰退的时候，礼拜就变得越来越拘泥于形式。十分有意思地，我们注意到那些自由教会的人、非圣公会的人，不管你如何称呼他们，当他们的讲道开始衰退之时，他们就越来越多地借鉴圣公会礼拜形式的法子。他们认为，会众应该在崇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就采用了「启应读经」，再加入更多的音乐、唱歌和颂读，收奉献的方式也更为复杂，并且牧师和诗班通常如阅兵一般列队走进教堂。这些观察发人深省。讲道衰退了，其他的事情却越发受到重视，而且人们在这些事情上还做得相当用心。这都是对讲道的一部份反动，人们更推崇对这些礼仪、形式和仪式。

更糟糕的是，在公众崇拜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因素——使用电影以及引入越来越多的歌唱。读经和祷告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但唱歌的时间却越来越长。教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职务——「主领敬拜者」，他负责指挥唱诗，营造气氛。然而，他用于渲染气氛的时间过长，以至于根本没有在这个气氛中讲道的时间！这是整体上轻看信息的一部份表现。

此外还要加上作个人见证。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到，当讲道如此下滑的同时，传道人越来越多使用人们来作他们的个人见证，尤其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据他们说，这样可以吸引人来听福音、劝说人们听从福音。如果你能找到一位海军上将、将军，或者任何有特殊头衔的人，棒球运动员、男女演员或电影明星、流行歌手、或公众人物，让他们作见证吧。大家觉得这比传道和讲解福音更管用。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把这些都归入了「娱乐」范围？我认为它们正是这一类。教会离弃讲道的同时，正是转向这些。

与此相关的另一大块，则是越发强调「个人工作」，或者叫做「辅导」。将这和其他事情放在一起来画个图，同样有趣，你会发现如出一辙——讲道下滑的同时，个人辅导则上升了。这是本世纪十分流行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给出的理由在于，由于现代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压力、劳累和艰难，人们需要更多的个人关注，你应该了解他们具体的困难，私下处理。据说，只有通过个案处理，才能给予人所需要的心理帮助，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生活得更有效率、更有收获。我希望稍后可以更详细地阐述这些事情，现在我只是给出一个轮廓，说明促使教会中讲道下滑、变得次要的几个因素。

为了完成以上清单，我还要加上录音——我觉得这是时下尤其、特别令人厌恶的。

另外，教会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总体上的改变。迄今为止，我所说的都是那些相信教会、加入教会的人。变化之一，就是讲道的角色和地位的改变。有时，这甚至以一种纯物质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注意到，在我国，绝大多数新建的教堂中，都不再设有中心讲台，讲台被挤到了一旁。讲台过去都是被放在正中央的，现在可不是了。你会发觉，你正对的是类似于祭坛的东西，而非曾经主导整个教堂的讲台。所有这些变化，都十分明显。

该怪罪讲道本身吗？

现在，我们要从那些依然相信教会的人身上，转来看看另一些人。这些人多少都认为，教会本身就是障碍，如果我们真的想传福音，就不得不摆脱教会。他们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彻底地与我们所继承的传统决裂。如果我们真想使人成为基督徒，办法就是融入他们，与他们一起生活，彼此分享，担当彼此的重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向他们传达神的爱。

我甚至听到过传道人也这样讲。他们面对的，是教会人数减少的事实，尤其是在英国。他们说，这并不奇怪，既然他们传讲的是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也就不期望会有任何其他的结果。他们说，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政治、社会状态，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们所遭受的不公、战争与和平。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你真想往基督教的方向引导人们，你不仅要讲政治，还要讲讲社会状况，必须积极地参与其中。假如这些被设立为传道人的人，连同教会的其他领袖们一起走出教堂，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开展慈善事业，他们干得会比以传统方式站讲台和讲道更为出色。大约十年前，英国有位著名的传道人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差遣外国传教士去北非的想法——那时他所处理的是那个地区——并且训练他们向那里的人传教，是非常荒唐的，是时候停止这种做法了。他建议道，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应该派基督徒去那些地区做普通的工作，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尤其应该参与地方的政治和社会工作。他说，如果你以基督徒的身分这样做了，或许还有望让这一代人的孙辈成为基督徒。不过，你看到了，要这么做才行。不要讲道，不要古老的那一套，要去接触人，关心他们、同情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坐在他们中间，讨论他们的事情和问题。

现今，很多国家都大大倡导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带领人到敬拜的地方去听福音。更有甚者，不仅将此作为传讲基督信仰的一个替代途径，而且还当作是一种比那好得多的方式。

首要的工作

那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一切呢？我将会建议，也是我有负担想说的是，这些充其量都是次要的。很多时候，连次要的都谈不上，根本就是毫无价值，但充其量是次要的。教会和牧师的主要工作，乃是传讲神的话。

我必须用下面的方法和理由来支持这个观点：首先，圣经本身给出的答案是什么？虽然从旧约圣经先知中我们也能提供证据，但在此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我们从主耶稣自己着手。在祂的故事中，没有什么比注意到祂事工的如下两个方面更有意思的了。我们的主行神迹，但是有意思的是，行神迹还不是祂的主要工作，它们是次要的。你知道，约翰总是把这些神迹称为「记号」，的确如此。祂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医治病人、瘸子和瞎子，或是在海上平静风浪。祂有能力做这些事，祂也的确经常做，但那些都是次要的，不是首要的。祂首要目的是什么？祂用这些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祂说祂是「世界的光」，祂说，「你们要先求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些事情是合理的，但它们不是首要的，它们是次要的，是结果、是效应，它们是随之而来的效果。或者，我们来看看当人们问祂「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时，祂给出的经典回答：「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祂特别强调的，大多数人都关心前者，「纳税给该撒」，而忘记了祂说的，「神的物当归给神」。

对我而言，耶稣所做的一切还有一些附带的趣事。你记得，根据圣经记载，祂行了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众人都很稀奇，于是他们要强逼耶稣作王（约六15）。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祂可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我们的饥饿、我们对食物的需要。祂就是要作王的那一位，祂有能力，祂做得到。」但是，我们被告知，祂把他们推开，然后，祂「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祂视那些为试探，会转移祂的目标。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读到的旷野的试探，也是同样的情形。魔鬼要将天下的万国都给耶稣，而祂对此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些都是次要的，并非主要的功用，它们不是耶稣的主要工作。

还有一个例子十分有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14节。那里说到，有一次我们的主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和教导，教导门徒他们与神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抵挡。祂似乎停顿了片刻，这时有一个人脱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我们的主对他作出的回答，可以让我们大大领悟这整件事。耶稣转身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换句话说，祂明确表示，祂到世上不是来做这些事情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根本不用做，我们仍然需要公平、公正，还有正义。但是，祂来的目的，不是为着这些事情。实际上，祂是在说，「我从天降下不是为着这些事，那不是我的首要事情。」因此，祂责备了那个人。事实上，我们发现，多少次在祂行了惊心动魄的神迹奇事之后，群众都想留住祂，希望祂再多做一些。然而，祂故意躲开他们到另一处去，继续教导、传道。祂是「世界的光」，这才是首要的事。「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而且，你注意到，祂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是要他们「去教训人，去赶鬼」，教训人是第一位的。祂提醒他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因为祂是世界的光，所以基督徒也就成了世界的光，祂说了「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之类的话。我认为，在福音书里，从我们主自己的生活和事工当中，你可以明显看到传道与教训人的首要性。

接下来，在主复活之后，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同样的事情。祂告诉祂所拣选的那些人，他们首先是要「为祂作见证」。那是他们首要的伟大工作，祂要赐给」他们其他的能力，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祂作见证。因此，很有意思的是，五旬节的时候，人们一被圣灵充满，就开始传道。彼得向耶路撒冷的人传讲、阐述并解释真理。那个刚刚发生的现象，为何能够在门徒中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呢？这个问题只能用讲道来回答，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这篇道。

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你会再次发现同样的事情。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医治了一个人，引起了人们的兴奋与惊讶。人们觉得他们会行神迹，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好处。但是，彼得又开始讲道，更正他们的想法，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和约翰刚行完的那个神迹，转到基督和祂的救恩的伟大真理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使徒们时时都在强调这一点。

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在此会说得详细些，因为这是教会的起源，这是她起初所行的。教会有个使命，被差派这去传道和教训人，这是她初始的时候着手去做的事情。「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官府的当务之急，就是阻止他们教导与传道。官府在这方面对他们的指责，比对他们行神迹的指责更加厉害。奉这个「名」传道和教训人，大大惹恼了他们。然而，使徒们的回答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件事使他们开口讲论，他们不由自主，他们十分清楚自己身上受了极大的约束。

然而，关于这一点，有时候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最稀奇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在那里被告知，早期教会生活中出现了重大危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使徒行传第六章更能直截了当地说明，现今教会的情形和状况，以及何为她的首要任务。信息的精华都在前两节里面：「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这真是既惊奇又重要的话，至关重要。教会应当做什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几个希利尼人的寡妇，她们不仅寡居，还十分缺乏，她们需要食物。这是个社会问题，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政治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严重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基督教会的任务，特别是领袖们，是要来解决这个迫切的需要吗？为什么在人们食不果腹、患难受苦的时候，他们还要讲道呢？这立刻给教会带来极大的诱惑。但是，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下，按照他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主所吩咐给他们的大使命，看清了其中的危险。于是，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没法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传道，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此处，优先次序被一锤定音。这是教会的首要事工，是教会领袖的首要工作，是被委派在这个权柄的位置上之人的首要任务。绝不允许任何事情使我们偏离正道，不管理由有多么充分，也不管需要有多么迫切。这也是对现今与此相关的错误思想与理解的最直接回答。

读完整卷使徒行传，你会发现随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以带你逐章阅读，得出相同的结论。让我再讲一个例子。第八章讲到耶路撒冷出现了大逼迫，除了使徒以外，教会的人都分散在各处。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在第4和第5节看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不是指站在讲台上讲道，有人觉得此处应该翻成「谈论」神的道。他们首要的心愿和关注，是把这道告知人们。「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第5节用了一个不同的字，该字的意思是宣讲，更接近一个传道人站在讲台上的图画，或某种程度上站在公共场所向人们讲话。如此的表达贯穿了整卷书。

同样的道理，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提醒提摩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不是社交组织或机构，不是政治社团，不是文化团体，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节这样写给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最后交代提摩太的话是这样说的：「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就是这样，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们需要的复兴

我只是略读了新约圣经中说给出的理由和看法，这一切在教会历史中也得到了完全的证实。难道还不清楚吗？综观教会历史，那些衰退时期和时代都出现在讲道下滑的时候。是什么可以预示教会革新和复兴的曙光？是更新的讲道。不仅仅是人们对讲道产生新的热情，而且是有新的讲道出现。货真价实的讲道的复兴，往往预示着教会历史上的伟大运动。当然，当改革和复兴来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总是教会历史上有过的最伟大的讲道时期。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初代教会是如此，宗教改革之后也是如此。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诺克斯（Knox）、拉蒂默（Latimer）、雷德利（Ridley），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讲道者。十七世纪也是如此——伟大的清教徒讲道者和其他一些人。然后十八世纪，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卫斯理兄弟（Wesleys），罗兰滋（Daniel Row-lands）和贺里斯（Harris）都是伟大的讲道者。那是属于伟大的讲道的时代，不论何时出现改革与复兴，这总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讲道是教会首要的工作的理由，是基于圣经经文的证据以及教会历史的实证。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地解释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