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信仰与财富
第7章、预备君士坦丁大帝的道路
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石破天惊的大事临到基督徒。一度基督徒面临史无前例的大迫害，紧接着罗马皇帝竟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无论是基督徒或异教徒，做梦也没想到有这等事发生——皇帝成为基督徒——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然而我们回顾三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迹象，显示教会正不知不觉地为君士坦丁大帝的悔改得救做铺路的准备。
演变中的情势
第四世纪的基督教因面临关键性的事件，它的社会及经济的结构也逐渐在改变。无论是在大都市郊区卫星城，中产阶级逐渐成为教会的主流，以致到三世纪后叶，有些蛮富裕的基督徒埋在他们自己的墓园，但高阶的贵族仍是福音未达之地。如同希坡律陀在《使徒遗传》一书中所提，教会和帝国间的冲突，使得高阶长官很难一方面保有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又成为基督徒，所以顶多一位外，几乎没有议员是基督徒，结果富有妇女（不受政治牵绊），或成功商人或其后裔（没有政治野心），倒在教会中举足轻重。
教会第一项能合法拥有的财产是墓园，因为政府认定教会的存在是与葬礼息息相关。三世纪末叶的墓园，尤其是拉丁那家族的陵寝，并不寒酸，可见教会当中有不少中产阶级，或是中下阶级的工匠、生意人，生活景况都还不错。在卡基这地方，特别是在四世纪前后，教会中有一群长老组成的团体存在，它的功能类似今日的基金托管处，显示教会财务情况蛮不错。甚至在北非一个小镇阿比提，教会曾出现一位基督徒「议员」，还有一位基督徒女议事。2
当然，并非所有教会都是如此，大部分教会还是以中下阶级成员居多。在殉道者名单上，往往只有名字被公布，我们只好假想大都是低下阶层的人。公元二五一年，罗马教会，供应一千五百位寡妇及穷人的生活，不用说罗马教会规模蛮大，哥尼流主教一个人就有四十六位长老、七个执事、七个小执事，还有九十四个教士、传道人、讲师及看门人。教会俨然是一个慈善机构，由不同经济结构的分子组成。这样的工作不仅要供应大量的穷人吃穿，也要处理富裕基督徒的资金往来。罗马帝国的各个大城，基督徒的数目少说都有数千，因此要像初代使徒那样「凡物公用」是行不通的。教会发现宜导教会中经济状况好的信徒乐捐奉献是很必要，并且要设法妥善分配给穷人。这样双轨的发展（在最后一章我们看到它的起步），奠定教会财务运用的制度，到君士坦丁大帝信公元，仍沿袭下去。
在另一方面，主教下拥有一五O个神职人员，势力越来越大，他不仅有责任管理教会的财产与资金，还要公平调度分配这些资源到有需要的穷人手中。要运作像这样大的教会——大部分大城市的教会都如此，实在是件庞大的行政工作，需要能干的得力助手，敏锐的分辨能力，以及令人信服的权威。因着神学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演变，使得主教的权威与地位益形重要。虽然越来越多主教来自上层阶级，他们对教会也多有贡献，并且倾力帮助穷人——有的主教还变卖他们的产业——一方面他是慈善家，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领导者，这样的角色一直持续到第四世纪，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传统要求主教认定财富并非今生值得追求或夸口的目标，所以那些想要保有财富的圣职人员，将会失去他们的地位声望。另一方面，一些有才华的有志之士，著书立说鼓吹捐输，有些是主教，有些则否，但都属于知识分子精英，如此也才能说服群众乐于捐输，因此不断有讨论信仰和财富的文章问世，让跟随者效法模仿。第二世纪亚历山大革利免的文章，就是这类作品的样版。第三世纪中期，居普良的《论善行》，再度把这理念发扬光大；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之前，对教导慈善捐输有名的文章，则属拉克坦丢（Lactantius）的《法规》一文。
拉克坦丢
拉克坦丢是北非人，承袭特土良、居普良，以及阿诺比等基督徒作家的传统。阿诺比是他教修辞学的老师，这儿我们没机会谈到他。4有一段时间，拉克坦丢被召在尼克米迪（皇帝夏天的行宫）讲学。公元三〇三年追捕基督徒的迫害爆发，他辞去职位，隐姓埋名十四年，直到君士坦丁大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老师，他才复出。有趣的是他这本书大部分是在迫害结束前完成的，第七卷书是在公元三一三年米兰召书后完成的。拉克坦去所写的《神圣法规》是不折不扣的神学纲要，他不但驳斥无神论的哲学家，而且阐释基督教信仰的美好与理性。
关于财富及其使用，拉克坦丢所说的也非创见，古籍中早已提到，传统基督徒慈悲为怀的情操，也常流露于他的作品中。为平衡有些富人花天酒地的追求虚浮逸乐，而有些富人却又视财富为敝屣而变卖一切，他详细解释人应当如何合理使用其财富，并带出照顾穷人的价值：
若你视财富如粪土到一个地步而不想拥有它，何妨将它拿来救助穷人，使他们免于饥饿受冻，如此你不但不会成为金钱的仆役，并且将金钱作最有利的投资运用。5
最后一句话「将金钱做最有利的投资」。真确的含义不清楚，或许是说「将金钱捐给大众公益的事上，是安全的投资」。假设如此，那么这也是常在古籍出现的主题之一，这样的思想也盛行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以钱财帮助穷人是永生的投资。在不同的篇章，他又再次提到，藉着帮助穷人，将会朽坏之物变成不朽之物，他并呼吁读者「将钱财献在神的祭坛，抛弃身外必朽坏的事物，换取永不朽坏的永生。」6
像早期的作者一样，拉克坦丢相信慷慨乐捐可赎罪，但不能以为既已捐钱就可继续犯罪。悔改仍然是必要的，莫以为不悔改靠着捐献就可得救，此乃大错特错。另一方面，若以为自己修养不错，没什么罪可赎，就无需慷慨乐捐，这也是一种错误。反之，一个人诚正无欺，他仍必须行善，若不是为了赎罪之故，即为美德之由。
莫以为慷慨捐献就可消弭罪愆，并且有资格继续犯罪。你慷慨行善是为神，因你承认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你的罪过就可除掉。若你行善捐献是为能抵消你的罪过，你的罪过就不得赦免，因为神就是定规要人认罪悔改，方能得救，而真正的悔改就是要承认所犯的罪，且离弃、远离它，不再去犯罪—–。若你已蒙恩，罪过得赦，也莫想从此可不犯罪而无需行善。反之，更需操练公义敬虔，不是为了疗伤赎罪，乃是为了有美德荣耀主名。
犯罪不只在行为上，也是在思想、言语上。或许有人可以在言语行为上不犯罪，但要在思想上不犯罪，实在是太难了。「人生在世难免会犯错，所以我们要不断行善以消弭罪愆。」显然，经由行善捐输的操练，已逐渐演变成苦行修道的风尚，这在西方神学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9
为了培养品行美德，富人必须操练慷慨捐输，且不羡慕追求财富。因此拉克坦丢同意一项传统，就是基督徒借钱给人不能向人要利息，因为这不是仁慈的举动，形同抢劫，因为趁着人家有需要，利用机会搜刮别人的钱财。
像居普良一样，拉克坦丢必须面对反对者的声浪，若我把我的财产都捐给人家，那岂不是我也在穷人之列？
有人会说：我把所有的捐出来，我岂不是一无所有？这么多穷人没得温饱，为什么我就得把我祖先留给我的产业，或是自己劳力赚得的钱财捐出来？如此我岂不是仰人鼻息，要人捐助？”
面对反对的声音，他如此回答。第一，这样的担忧是懦弱的表现，他再次引用传统的价值观——财富是忧虑烦恼的源头，贫穷才是值得寻求的。财富不仅是件累赘，也是会引起家庭纠纷的因素。所以，视金钱财富为浮云粪土，是一种高贵心灵的举动。12
另一方面，拉克坦丢知道要做到像这样的完全奉献，是不太普遍。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提出另一个方案，集结一群有心捐输救助穷人的富人在一起，如此每个捐献者的负担就不致太重，即使热心捐输，也不致影响家计祖产。最终，原是全所有奉献的呼召，就降低标准为除掉浪费奢靡的享受，将这些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
我不是劝你们倾家荡产、变卖所有去救助穷人；乃是要你们将花在宴乐上的钱，做更好的利用。比如你可将花费在旅游打猎、购置动物的费用，拿来帮助穷人，赎回逃奴。原来浪费在无益玩乐的金钱，就可用在有意义的用途上，这样的牺牲奉献，可换来上帝永恒的礼物。13
最后，拉克坦去继续强调传统的价值观，亦即能行善而不去行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甚至可能背上谋杀的罪名。因为「行有余力却没有见义勇为，导致别人饿死冻死，（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视同杀人」。14
《神圣法规》中第三卷书，拉克坦丢提到一个有趣的题目——社会的经济秩序。他驳斥哲学家的谬误，指出早期基督徒早已阐明的私有财产观念。5关于柏拉图共产社会的建议，他说：「若是指金钱方面的共有，这倒可忍受」，但柏拉图以为婚姻也可公有，令他大为不解，因此他讽刺地说：「若你让那慷慨捐输的富人，有主权共享你的妻子，这不就是变相要你妻子卖淫吗？」16
拉克坦丢讲到私有财产是以家庭、婚姻、贞洁为主，其他的论点则直接反对共有财产，这颇有现代感。拉克坦丢举证说，若财产不能私有，则人们没有节俭储蓄的习惯。换句话说，因着财产私有，人才有上进心，但在共产社会，人们就没有这样的动力。财产私有会带来许多罪恶的事，此言虽然不虚，但它也会带来许多好处。而共产制度就没有这样的好处，只会带来更多不道德的罪恶。1
据拉克坦去的说法，柏拉图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人的问题在于他内心的问题，而非他外在环境的问题。
柏拉图没有找到他一直在寻求的和谐平衡，因为他不知它来自何处。公义、和平无法外求得着，惟有反求诸内心。所以要将人一视同仁，不是把他的婚姻、家产拿走，乃是把人心中的骄傲、虚荣挪开，如此才能使在上有权位的人，和下层阶级的穷人视为同等。因为若把不义、傲慢从富人心中挪开，富人和穷人就没什么区别，因他们灵里是平等的，而这惟有人存敬畏神的心方能达成。柏拉图以为他找着公义和平，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在以物质主义为主的共产社会制度下是无法觅得的。18
拉克坦去整个论点是「超越柏拉图」的，这点最有趣，他完全不理会柏拉图的哲学理念，虽然在《律法论》书中讲得够委婉，拉克坦丢直陈柏拉图太在乎物质世界，而忽略内心的灵性世界。这儿拉克坦丢道出盛行教会圈中共同的看法：有钱没钱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态度是否正确。不仅如此，拉克坦去还很在意财富的使用，慷慨的施舍捐输，及避免放高利贷等事项。
在其他文章，拉克坦丢讨论共产制度，他提到盛行于古代那个没有战乱的「黄金朝代」，人们可以凡物公用。基本上他接受这样的观念，但他强调当时隐藏在背后的精神，还是以「甘心分享」多过于「财产权共有」。诗人对于「黄金朝代」有如下的描述：
应该这样理解，那时倒不是个人没有私有财产，而是比较诗意的讲法；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富人是如此乐善好施，以致他们无法塞住怜悯的心，致不能将土地所出产的作物水果，拿出与众人分享；或是囤积谷物，不畅其流，而任其腐烂。—–他们不会硬着心肠，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穷人饿死冻死，不，他们会慷慨大方地将财产散出，义不容辞倾全力帮助有需要的人。20
我们必须从历史情境了解这段叙述的重要性，拉克坦丢是坚决反对强制立法来改革社会，不像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所建议的那样。他不仅称许当时的现状，而且他再阐释人类生来就有彼此分享的天性，不是一种义务，乃是一种同情怜悯——人性共同恻隐之心的结果。但因着始祖堕落，失去对真神的敬拜，及对善恶的觉醒，这点人性的光辉（恻隐之心）就被泯灭。因着贪婪不义所导致的饥饿痛苦实在不该继续存在，但若没有恢复起初对真神的敬拜及对邻舍的爱心，人是很难做到彼此相爱扶持。
因此，由上所述，我们可略窥使徒行传所写早期基督徒「凡物公用」的遗风，以及了解后来「财物公有」的习尚。拉克坦丢强调惟有藉着对上帝的真实敬拜，社会正义方得重建。在别处拉克坦丢也说：「若你继续敬拜假神，想要社会有正义是不太可能的」。2正义包含两部分：「怜悯」与「平等」。怜悯意谓对神的「认知」与对神的「服事」；平等意谓自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因为所有人都按着神的形像造的。「敬拜假神者膜拜人手所造的偶像，把供物献给没有感觉的木头或石头。」然而基督徒却是尊敬其他人类同胞，照神形像所造的天性。22「在上帝眼中，没有人是奴隶，也没有人是主人，因为我们共有一位天父，我们都是祂的儿女。穷人富人在上帝眼中没什么区别，端在乎这个人是否有美德、公义。」这就是为什么异教徒很难实行公义。
在罗马、希腊罕见公义，因为社会有阶级之分，有穷人富人，有贵族贱民，有贩夫走卒，有皇室帝族。如此制度下，哪有平等可言？没有平等，哪有公义可言？23
相反的，在基督徒团体，因为信徒敬拜独一真神，所以奉行人类生而平等的理念，如此公义得以伸张，分享财富的善行得以施展。
有人说社会上本来就有穷人富人、主人仆人，难道他们没有不同吗？是的，他们没有不同；若不是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以弟兄姐妹们互相称呼？因着我们把低阶百姓，看作与我们同等的位份，这就是公义。24
对拉克坦丢及教会团体而言，我们无法确知「和受压迫的人站同一阵线」（用现代术语）真正意谓着什么，但我们知道绝非要富人变卖所有帮助穷人，自己也变穷人。反之，拉克坦去所引以自豪者，认为基督徒所以与异教徒有别，不仅是彼此之间可以称兄道弟，而且还有通财之义，可以分享财物，正如居普良所提倡的。
批评过柏拉图后，拉克坦丢改变话题，在下一章攻击那些主张弃绝财富的哲学家。这些人「弃绝祖先留下来给他们的产业」，原因无他，只因财富是危险的，这就像为了逃避死亡而选择自杀。关于这点，拉克坦丢流露出他彻底的罗马观，因为他说这些人「丢弃那些可以成就慷慨施与，又不会失去恩典的工具」。25古时罗马人就曾说过，财富用途之一，就是大方地花用在公众事务或庆典上，也就是典型的罗马习尚「热心公益，造福乡梓」，但在另外一章，拉克坦丢又撰文批评那些「为留名而热心捐款」的错误行径。26由此我们得知，他深信把钱财用在有需要的穷人身上，是最有智慧的使用财富的方法。
因着鞑伐哲学家，拉克坦丢导入另一个主题：慈悲怜悯，或是另一处所讲的人道主义。关于这点，他极为反对斯多噶派所讲，怜悯同情是弱者的表现，在很多其他文章，他屡次辩驳：上帝赐予动物各有特异本能，来抵挡天敌及天气变化，惟独人类除了互助，没有其他保护自己的方法。所以上帝赐与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好礼物，就是同情怜悯，互相帮助。
上帝没有赐给动物智慧，但赐给他们特异本能来保护自己，免于危险。人却是裸露，暴露于大自然的威胁下，所以人当运用智慧，且要发挥同胞友爱之心，彼此扶持顾惜，共同抵抗一切的危险。因此维系人类社会最大的支柱，就是彼此的相爱与关怀，若失去这珍贵礼物，就会变得残忍无情，不敬虔。27
拉克坦去坚称上帝创造始祖亚当，所有人类都源于他，28因此我们多少都有亲族关系，理当在困境中彼此扶持帮助，若塞住怜悯之心，则形同将人类贬为动物的层次，无法行善。拉克坦丢很遗憾这些哲学家们都没有提到怜悯同情这一点，这是他们一个大错，因为怜悯同情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在危险困境中求生存的惟一方法。
斯多噶派把冷静寡情看为一种美德，所以他们不为他人不幸所动，歌颂冷血行径。他们虽然也认同人类社会彼此间的互动，但完全将己身置之事外，采取超然态度。29这段落既有趣又讽刺，拉克坦丢谴责那些极具影响力的罗马异教徒哲学家，说他们只想从社会取得利益，却不愿投注心力在社会公益的事情上。那些拒绝做慈善事业者，就没有权利从社会牟利。「那些不肯反馈社会，帮助弱势团体的，也不能向社会收取什么。」30
「这类的帮助得视他所遭遇的难处与需要而定」，拉克坦去对提供物质的帮助，有他的见解。他说若见到有人身陷火窟，或险遭溺毙，若能力许可，鲜少人会见死不救。但看到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却视若无睹。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人是想要别人感恩图报才伸援手。将人从鬼门关救出，他一定感激涕零，必定感恩回报；而帮助穷人则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3他们还认为有些人是「适合」帮助，有些人则「不适合」帮助；就像今日也有人如此认为，有些人「值得」帮助，有些人则「不值得」帮助，他们只帮助前者。
对于这样的观点，拉克坦丢作这样的回应，就是那些最穷困，最不可能回报的，才最需要帮助。像他所崇拜的作家偶像特土良一样，拉克坦丢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要多多帮助那些「不体面者」，甚于那些「体面者」。所谓「不体面者」就是那些赤贫，无衣无食，你帮助他也得不着任何回报者。拉克坦丢勉励我们当不计回报，以这些赤贫、瞎眼、跛脚、软弱者作为慷慨施予的对象。32
拉克坦丢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前，最后一位基督徒作家，讨论财富与信仰的问题。如我们所见，从君士坦丁之后的几个皇帝，教会有显著的改变。但并没迹象显明，因着这些皇帝悔改信主，教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基督徒就翘首企盼在第四世纪有什么戏剧化的改变。拉克坦丢像其他的基督徒作家一样，活在一个基督徒仅占少数的社会，知道随时都有被捕遭迫害的可能，就是倚靠权贵也无济于事。
读过《神圣法规》，你彷彿看到基督教义的发展串成一条线，从传讲耶稣的使徒开始，路加、赫马、革利免、居普良，然后到拉克坦丢，这过程中教会不断向社会的高阶发展，拉克坦丢在基督徒还在受大迫害的阶段，完成《法规》大部分的稿子，甚至必须放弃帝王行宫的教职，过着十四年韬光养晦的放逐生活。然而，他仍欣赏异教徒的文化，并参与其中，因此他被称为「基督徒的西塞罗」，因为他的文笔洗练，文风优雅。他是如此擅长于向社会的中上阶级讲道，以致我们不确知他究竟向哪些人物传讲。一方面，他以「你们的哲学家所看重」，来鼓励人们慷慨捐献；另一方面，他从基督教的观点，说明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所以要彼此扶持互助。
君士坦丁大帝前，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最有意义的对话，当属拉克坦丢对斯多噶派的辩论。斯多噶派人士一方面自绝于维系社会的感情基础，另一方面又从社会牟取利益。但这样的说词，也是异教徒攻击基督徒的箭靶；基督徒自成一个团体，不太参与社会的风俗习尚，此举腐蚀社会根本，所以不该从社会牟利。现在，因着拉克坦丢犀利的辩词，基督徒敢大声宣告，他们在团体中实行的爱，是社会存在的最重要因素，若没有爱，就无法在社会立足。这就是为君士坦丁大帝铺设的舞台与道路。
其他潮流
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加入这股社会文化的主流，古代世界末日的流传者，所以有些人抱着藉此大灾难而翻身的想法。弗烈德（W.H.C.Frend）一个现代的基督徒历史学家，谈到这段时期说，「基督教在影响罗马帝国的乡下人群的步伐是放缓的，等到一旦开展想这么做时，则其诉诸新约盛行的信息，并混合着末日文学中所传递的，贫富要整个颠倒、穷人可以翻身的种种希望。」33纵然有基督徒写的古籍传下来，但仍不能完全看清楚基督徒是如何帮助偏远地区的穷人，以及城市的穷人。更难明白下层阶级的基督徒，是如何看待信心与社会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文盲的人不会写字，即使环境所逼勉强会写，也很少能传诸后代。
不管怎样，到第三世纪末，基督教已经传布到罗马好几个省份的乡村。在埃及，为逃避政府的税收及苛刻义务，曾有穷人逃亡潮兴起，好几世纪来穷人以此作为最后手段。现在又加上基督徒「怕被迫害」甚或「为世界所引诱」的逃亡潮；有时这两类人的动机很难区分。4总之，这些逃亡者离群索居的状态，被称为「无政府社会」。在北非，因着主教人数增多，也就更深入穷乡僻壤，关怀有需要的穷人。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下层阶级的穷人，对信仰和财富这题目有怎样的看法，但我们从弗烈德处得知人们蛮受世界末日论影响，相信穷人有翻身的一天，连希坡律陀都免不了有这种想法。那些愈受柏拉图哲学影响的基督教神学观，则倾向忽视及重新诠释末日论的应许，觉得这想法实在愚蠢且现实。35但某些文献显示，越现实、激进的观点，在少受教育的低层人群中愈被普遍接受。
三世纪中叶，大约居普良死后五、六年——群野蛮人侵入庞特，贵格利（Gregory）是那地的主教，当时有部分居民藉此机会图利自己，其中有一些竟是基督徒。贵格利抱怨说：「某地区的损害，」36「忘记他们自己也是庞特本地人，居然忍心将自己的同胞置于死地。」3显然，贵格利对这些人的举动极为愤慨，觉得基督徒怎可如此残酷无情，尤其都是庞特本地人，怎可对自己乡土被人侵略却无动于衷？他们既然是罗马公民，就当起来合力御敌。结果他们居然成了打家劫舍的野蛮人，掳人勒索，既没有基督徒的样式，也没有文明人应有的表现。贵格利指出根据利未记「以牺牲敌人或弟兄为代价而图利自己是违背律法的」。38
读了这封信，有人会想这究竟是一般性的抢劫掳掠，有些无法无天的基督徒土匪参与其中？亦或是预言中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基督徒参与其中以利穷人的翻身？弗烈德以为后者成分居多，且认为第四世纪发生在北非的割礼派暴动，便是此庞特事件的翻版。39
这些都是教会预备自身为第四世纪要来临的重要事件铺路。一些知识分子领袖如拉克坦去及贵格利，认为基督教和罗马社会是可以完全融合的。对拉克坦丢而言，则只有根植基督徒同情分享（koinonia）之人道主义，才是社会的坚强基石。就在同时，当教会扩大到各城市及穷乡僻壤时，产生了相当一批基督徒，了解洞察到罗马帝国这个地上居住的国度，与他们所等待的天国之间，有巨大而无法妥协的差距。所有这些力量交织起来，在后来第四世纪的变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