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信仰与财富

不同观点综览

显然雅里斯底德表达了许多当代人的观点。我们从他的著作里发现他患有忧郁症，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他是个逢迎谄媚的人，他的确仰慕罗马的政治体系，即使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他的一片赤诚。他实在有幸生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无论经济或是政治都盛极一时，他曾经这样宣告说：罗马太错综复杂了，「谁能够适切的了解她呢？从哪一个观点切入呢？」50不用说，他当然是从一个在罗马统治下，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罗马了，正如他曾经说这样的人拥有「世间较好的天分」，罗马自然欢迎这样的公民了。同样的，吉朋的作品也表达相同的观点，其实帝国时代大部分的作品显示出，作者的观点都与雅里斯底德雷同，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罗马帝国的宽大与保护。惟一例外的是一些激进的基督徒以及其他不满团体的文字。

不过仔细详查之后，就会发现，雅里斯底德和吉朋对罗马帝国生活的描述与评价，均有所缺失，即使是在第二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稍后期的一些文献，呈现出罗马统治下人民生活的另一层面，这些文献大多收藏于埃及，因为埃及的气候条件比较容易保存这些数以千计的纸草和陶瓷碎片（用来代替纸张），在这些断简残篇里，有税捐纪录、收据、帐目以及一些记载埃及乡间低下阶层的生活实况，正如一个研究这些文献的学生所说的：「得到这份『从低下阶层看帝国』的资料，简直是一大乐事，而且是其他希腊、罗马别的阶层所无法提供的。」5

从这些文献我们知道，雅里斯底德笔下的罗马帝国，虽为吉朋所接受，却离整体的实情太远！由于存在埃及以种族与社会来划分的阶层观念是牢不可破的，一旦上面的阶层有被移动的可能，则社会底层亦将立刻变化消失！

埃及社会结构里的高层阶级全是罗马公民，最高阶层的，往往是富有的意大利人，他们因政治因素或个人理由，迁到埃及，然后世居于此，这个情形正像主前四世纪埃及王多利买时代的贵族阶级一样，——放眼望去大多是希腊人，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希腊文化——他们都持有罗马公民权。显然，大多数在埃及的罗马公民，不是现职军人就是退役军人和他们的子孙。因为罗马只核准罗马公民从军，所以两个驻扎埃及的军团全是罗马公民，他们也以此为终身职，因为军人享有许多特权，一旦二十五年服役期满退休，仍有很多人留在埃及，这时他们通常已经拥有私人的土地。这些退伍军人并不会顺理成章的晋阶于贵族高层，但与一般拥有私人土地的乡间居民一样，他们过的是颇为富裕的生活。

和两个常备军团一样，后备军队也驻扎在埃及，后备军人不须具备罗马公民的条件，但在二十五年服役期满后退役时，就获得公民权。士兵常常是来自帝国的某一个地区，又到另一个地区去服勤，虽然他们不准结婚，但自长期的军旅生涯退役时，他们已有未经合法程序组织的家庭，于是许多原本隶属各省的罗马公民、退役的后备军人，都住在埃及了，所有的罗马公民，不论贫富，都享有各种特权，即使是低层阶级，也无需缴交人头税。

社会地位仅次于罗马人的是希腊人。我们再次发现这些希腊人大多没有去过希腊，他们的先祖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来到这个国家，后来被多利买王朝统治，这些人多居住在三个充满希腊风味的城市，拿克底斯（始于法老时代）、亚历山大城和托乐美等。公元130年，皇帝海仲恩建立第四座城，为了纪念他死于当地的一位朋友安提诺波立斯，而以他的名字为城命名。住在城里持有公民权的人不但享有豁免缴交人头税的权利，并且有其他的优惠。这些希腊人中，富有的不在少数，不但经营企业，且是大地主，这些商业活动可以在城里，也可以在远方别处。地位较高的希腊贵族可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而经济环境较差的希腊人亦可经由参军而得到，尤其是自从以此为号召，吸引更多的人投效军旅之后，各省的贵族后裔一旦参军，立刻获准成为罗马公民，加入军团，就沿袭为一个传统习惯了。

在埃及，住着许多犹太人。他们的数目和身份全然不.明，有些人相当富有，然而，什么样程度的富有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合法地位，有待讨论。总之，在埃及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情结。大约在基督教开始萌芽的阶段，亚历山大城里发生了一场屠杀犹太人的悲剧，稍后，皇帝革老丢呼吁双方为维护和平努力，第一世纪中，犹太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整个罗马帝国都受到影响，结果在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同时在埃及造成多起暴动，公元一一五年，犹太人最后一次叛乱，这起事件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随后，犹太人完全被镇压，并且失去以往大部分的特权。在那两年中，犹太叛变几乎扩及到全埃及，采取的是游击战略——由于犹太人口在埃及相当可观，而且在亚历山大和其他大城都不曾对犹太人口有所限制，因此极适合打游击战。

埃及社会阶层中最低层次的是「埃及人」，这个阶层由古埃及人的后裔与一些自由却没有任何公民权的人组成。耕种的佃农、失业的城市贫民、和那些从事收入最微薄的工作，又不属于奴隶的人，通称为「埃及人」，他们必须付人头税，而罗马人与希腊人则不必。埃及人因为其他沉重的税捐而陷入痛苦的深渊，所以，不论政府怎样努力保证课税要公平，佃农的税务依旧沉重如昔，使他们不得不弃田逃家，一走了之。此外，埃及佃农是从事国家各种苦力的第一人选，这个重担也令他们不堪负荷。农村里的男性居民经常得迁徙流离的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由于不能继续耕种自己的田地，埃及佃农就愈来愈贫穷了。

想要自某一个族群变动到另一个族群是不可能的，除非如上所述，地方贵族运用各种方法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外。希腊人无法继承罗马公民权，反之亦然，若是两个身份不同的人结婚，他们子女的身份将属于较低阶层。埃及人若宣称他们去世的先祖是一位罗马人，要遭四分之一财产充公的处罚；而让自己的子女入籍希腊城市为公民的人，也被科以相当六分之一财产的罚金。同样的，军人在称自己为罗马公民之前，需缴纳四分之一的财产。52

至于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物价与薪水比较后的资料显示，从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农人的工资维持一样，而小麦价格则涨一倍；雅里斯底德在罗马发表《演讲》的同一时间，埃及最低的农人工资是一天两个欧保利（oboli）——童工不算在内，他们的价码更低。当物价低的时候，两个欧保利可买大约两公升半未去壳的小麦，但物价高涨的时候，就只能买到十分之七公升了，连做一小条面包都不够，很多工人能够生存，只因在工作时可以得到一点食物吃。

工资微薄，对许多埃及低阶层的人来说，只是众多重担里的一个。所有男性佃农，年龄从十四到六十，每年均需缴纳人头税十六到四十元，以及田埂税六点六元。因为一个农工的一日所得是两个欧保利（六个欧保利等于一元），也就是说，单单是税捐，就占去六十七到一百四十天的所得额，同时，城市里的希腊后裔人头税却非常低，而罗马人根本不需要课以人头税。

世居埃及的原住民拥有土地的，十分罕见。当公有土地要出售时，只有罗马公民与城里的希腊人有资格购买，他们的土地中有相当多是免税的，而辛勤耕种小麦的佃农或农夫，却要以实物去缴税，税率则视土地的收成而定，每公亩征收二点五蒲式耳到五蒲式耳不等的税款。农夫尚且要安排从政府保管处到河口的交通，以便税吏前来收税，否则就不算缴清税务。若有额外的土地税，必须以现金缴纳，家畜的牲口税亦然。

受迫于现实环境，埃及人干脆放弃田地，离家出走，有些人迁居到城市，投入杂乱无章失业的贫民之中；有些人沦为抢匪，有些人则遁入荒野，勉强拾取什么维生。53

不论政府多么努力把农人留在田地里，仍然有许多原本多产的土地，任其荒芜。根据非拉铁非城附近一个村落的现存纪录显示，当地是这类事件的典型代表，在尼禄统治的时代，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逃走，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之后，那个村落里再也看不到男子，一个也不剩，全逃光了。54

自从罗马倚靠埃及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消耗量之后，弃置土地被视为暴殄天物，不可容忍。当局发现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将耕种的责任分配给荒废之地附近的居民，由他们去耕种，不料竟造成更多的逃亡。如此，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发展的惟一方式，就是在农民身上加诸更严厉的法律。

然而，继续使用这些方法，不过徒增人民的反抗、大举逃亡和公开叛乱而已。虽然详细的纪录已不存在，但现存文献指出，至少有数十起地方暴动，后来都被军方镇压下来，公元一二二年的亚历山大城里，埃及人当中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骚动，促使海仲恩皇帝采取一些小规模的革新。5公元一五二年——差不多是雅里斯底德那篇对全世界最快乐帝国，有着光辉灿烂礼赞的九年后——叛乱爆发了，当局耗费了一年的时间，也无法平定。类似事件在二十年后重演，从那时候开始，暴乱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始终不断。

当然我们可以说埃及的情况特殊，因为罗马人从多利买王朝的末代子孙手里夺过埃及以后，他们仍然继续沿用法老时代就存在的旧有制度，这也都是实情，然而特别在埃及有大量的文物被保留下来，可以说明下阶层生活的实貌。至于其他省份则没有什么资料让我们明白，他们的当地农民是否比埃及农民过得好一些。

雅里斯底德在他的演讲里承认，罗马人在征服了许多地区之后，就认出而且擢拔那些「拥有世间较好天分，如有勇气与领袖才能的人」，也就是说罗马人接受已经存在当地的精英——当然，这些人必须拥护罗马政府才行——通常会核准他们继续享有大部分的特权。罗马人认为最好的生活是城市生活，导致人们把整个帝国看成是城市的密集区，而每个密集区的周围都有自己的腹地，同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府议会，成员均来自地方上的贵族。帝国初期，第三世纪危机出现之前，市议会成员，有权把大部分的税务重担放在中低阶层的肩上，于是帝国中各省佃农以及城市贫民的命运，就与埃及人相似了。

正像埃及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反映出征服的痕迹，首先是希腊，继而是罗马，其他省份中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凯撒大帝和奥古士都在北非推展的殖民运动，是鼓励罗马人搬到迦太基，当城市发展到其偏僻地区也开放与其他各地通商的时候，社会阶级制度就形成了，富有的罗马家族、拥有私有土地的大地主，占据了上层。在他们之下的罗马公民，是当年被凯撒大帝和奥古士都送到迦太基的罗马贫户，小官、还在服勤或已退役的军人，以及退休的后备军人，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普尼克人——古代的迦太基人——也入籍罗马，最低阶层的是巴巴里人，他们的田地种的全是经济作物，获利多多，后来帝国就扩展到努密底亚及毛里塔尼亚等地。

社会历史学家罗斯托夫柴夫（Rostovtzeff）对社会变革的经过和结果，作了一个结论：

各个地方社会变革的过程都相同。首先当地的原住民并不会遭到歼灭，或是被逐出家园—–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或是迁徙到其他地方。某部分的土地会分派给他们，剩下的土地不是分给住在城里的罗马移民（退伍军人或一般平民）和原住民贵族，就是转为不动产，出售给皇亲贵族或是为皇帝及皇室成员保留下来—–。其实分给原住民的土地有限，粮食出产无法供给不断成长的人口，于是有些原住民被迫向外来的或当地的地主租赁田地，或成为雇工，为他们工作56。

在埃及，耕种田地的低下阶层其实并未经历社会变革。虽然有一些例外，5但是他们大多生而耕田种地，极少改变。社会和经济因阶级而产生的差距，也由于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其文化鸿沟就更大了！在迦太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说希腊文与拉丁文，拉丁文是当时整个北非的官方语言，做生意也以拉丁文为准，这种古代语言一直在乡间沿用，当地居民亦受到饱经城市文化洗礼的城市居民所轻视。

顺时钟方向绕着地中海走，横跨北非一进入西班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西罗马帝国大概都是这种情形。古代城市已经焕然一新，现代的城市则成为文明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都市化，这个政策在南西班牙和高卢获得空前的成功；每一城市的贵族阶级都由一些罗马人，和一个罗马化的原住民精英组成，跟随他们的是一群地位较低，却享有地方公民权的人。在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德国的北部，都市化和罗马化并不快速，不过在这些地区，和最东的朋诺尼亚里——现今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罗马政府尽一切可能设立自治区，于是在这片土地的重要地点上，和原住民不断角力拼来的控制权，将原住民在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上，被分类为寄居者、非公民等等。58

即使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希腊依然是个贫穷的地方。希腊在地中海东岸所拥有的商业和政治的霸权，早已成为过往云烟，她再也不能从以往的商业控制权里获取一点利益；由于希腊的土地极其贫瘠，根本无法耕种，有些地区的土质已遭侵蚀。其他省份出产低价的酒与油，希腊过去的居民那时候已四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东进移居东方，所以除了像哥林多、雅典这样的城市之外，经济活动在希腊十分有限，这种情形阻止了私有土地的增长，而和帝国里私有土地处处普及的现象大为不同，但奇特的是，我们没有听到希腊低阶层传出改善贫穷、困苦和不安的呼声，反倒都是富裕地区抱怨连连。

罗马的内政辖区直到小亚细亚，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卫星一样的小城镇，围绕一些古代的城市。城市里的贵族阶级相当希腊化，包括罗马人与当地自治区公民，雅里斯底德即属于这个阶层，他在著名的《演说》里所表达的观点，都是这个特有阶层的心声，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罗马政权。卫星城镇里，少数比较杰出优秀的居民，也被核准享有自治区公民的特权；但在佃农所住的村庄或部落，希腊罗马文化很难渗透融合；即便是在呈现一片世界文化异彩的城里，先人的语言、文化依然在低层社会中活跃。59

相同的情况存在于叙利亚及邻近省份。帝国第三大城安提阿，给人的印象是相当的希腊化，但是其乡间还明显的看到大部分古代文化的遗迹，和社会结构；举例来说，伊底萨国在有自己的君王之时，与古代相较，只做了些许的改变，即使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这些君王仍拥有大部分古代君王享有的权力，和臣民佃农近乎神圣的崇拜；多数的土地属于国王所有，他们是臣民与帝国之间的中间人。看过这么多古代的王国和君权，罗马人安置他们的人脉，不但在他们的名下，也在他们的传统之下，统管疆域，于是社会阶层在这里如同在罗马各地一样，逐渐形成：罗马人属最高阶层，紧跟着是地方贵族，接着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从商的人，如技工、商店主人，最后则是耕田种地的农人。

犹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犹太人与基督教历史结合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在庞培大将军把犹大纳入罗马版图，受罗马监控之前，犹大就已跃上政治舞台，饱尝传统犹太思想与外来希腊文化影响的煎熬；此番挣扎，将宗教、神学的议题与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混为一谈。大体而言，当较高阶层在首府设于安提阿的希腊政权之下，谋得较多利益的时候，较低阶层则要求恢复犹太国——结果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哈斯孟尼（Hasmonean）王朝。

随着罗马的兴起，纷争不断。大希律王受罗马元老院册封为犹大王，为的是要平定该省始终不息的叛乱，起先他诉诸婚姻关系与哈斯孟尼王朝结下秦晋之好，在犹大的历史学家眼中有「建筑狂热」的大希律王，其实他的特质和所有的罗马统治者完全不谋而合。为了响应罗马帝国的政策，大希律重建撒玛利亚城，并重新命名为石百斯特——希腊文译为奥古士都——他在沿海建了一座新城叫作该撒利亚（Caesa——rea），同样是纪念奥古士都。在其他的城市，他以希腊和罗马风格盖造公共建筑；在耶路撒冷则重建圣殿。他把一些罗马人和希腊居民迁居到这些城市里，显然大家都很乐于享有这种特权的地位。耶路撒冷圣殿的大门上，大希律冠以一只罗马老鹰，此举立刻招致臣民日渐升高的怨恨，但这是他的部分策略，使他的王国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受到适度的保护。

罗马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一个社会结构与别的省份更相像，更一致，不管怎样改变，真正的统治者还是罗马人，在他们之下，有地方上的统领和贵族阶级。有些地方统领从罗马赢得崇高的地位，像希律；另有一些代表传统的犹太精英，罗马人以只要与罗马政权合作，就能保持原有的身份地位为利诱，这个族群里大多是与圣殿息息相关的祭司，特别是撒都该团体。其他无法直接从现有秩序中获利的人，在此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任何阶层没有瓜葛。一般说来，这个位阶的人深受法利赛人支持，最典型的就是田中小农和手艺精巧的工匠。

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普遍存在于平民之中，大多在乡间，都市也有。这些佃农必须赋重税，不只要交给罗马政府，也要交给圣殿，还得负责自己阶层的税率。正当国内统治者说拉丁文的时候，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讲希腊文，圣殿仪式和学术性的宗教讨论，用的是希伯来文，只有低下阶层的人才讲亚兰文，这点可由他尔根圣经（以亚兰文写成）在巴勒斯坦广泛流传使用，得到证明。

这时在劳动阶级中的暴动情绪已达沸点。佃农辛劳耕作，所得仅能糊口，若遇到农田歉收，或是缴不出税捐，只有遁迹山林，加入奋锐党一途，就像埃及佃农在类似的情况下，远走沙漠。究竟是抢匪流寇，抑或英雄豪杰，端视谁看待他们，这些逃亡之徒带给罗马当局的是动荡不安。至于留在村里，常常为他们伤怀难过的村人，也准备一旦有意外事件，或政府颁布新规定，破坏他们现有的平静，就要里应外合、揭竿起义。当然还有一种自绝于世界，自成一格的族群，如昆兰的爱色尼人，死海古卷就是在昆兰寻获的。

罗马当局始终对可能发动的暴乱叛变，随时提高警觉。显然他们意识到，宗教在这些素以棘手难缠出名的犹太人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们极其敏感的在犹太臣民面前，压抑自己对偶像的矜夸。同理，行政首长通常住在该撒利亚，而不住在耶路撒冷；另一方面，驻扎在耶路撒冷军队中的不肖分子抢劫圣殿的宝物，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所造成的骚动暴乱，就时有所闻。

犹太人在公元六十六到七十年间有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在此之前还发生过几次暴动。当我们读到迦玛列在犹太公会前为使徒辩解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附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人也都散了。」60（徒五36——37）

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不只是证实当时确有叛乱，也描绘出当代犹太领袖的智慧与受人尊敬的情景，当他以不同于暴动事件的角度，解释初代基督徒的行径。「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迦玛列继续他的讲道。当然，也有可能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藉迦玛列的口说出这些话来，但至少指出早期基督徒知道他们的运动已广受瞩目。

如果犹太人意识到这些暴乱，而且根据这些暴乱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话，就不会惊讶罗马人会做出同样的事了。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受审的时候，彼拉多对耶稣最大的关切在他的问题里表露无疑：「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后来，犹太兵丁把耶稣打扮成犹太人的王，给他冠冕和权杖，大事戏弄他一番。

在这种情形之下，福音书提到有些听到耶稣的教训，并为此作见证的人，尚且害怕因叛乱而遭逮捕，就不足为奇了。在耶稣受难的过程里，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想要从支持叛乱的嫌疑脱罪，而不惜加入戏弄耶稣的行列，跟着群众宣称祂是以色列的王。此外，在公元七十年的大叛乱结束，约翰福音正在撰写的时候，百姓仍然觉得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件，对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卷福音书告诉我们，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大祭司和法利赛人认为：「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约十一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