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信仰与财富

第3章、罗马的经济

基督教兴起后的几个世纪，正值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罗马首任皇帝奥古士都，卒于主后十四年，那时候，地中海沿岸不是属于罗马版图，就是受到罗马的控制。整个欧洲莱茵河以西，多瑙河以南，帝国向东延伸至黑海南岸，内陆则由叙利亚及巴勒斯坦起，以北到达幼发拉底河和阿拉伯沙漠的边界。在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前半，罗马政权曾遍及全欧，北到不列颠，东则深入亚美尼亚、叙利亚内陆和米索不达米亚，就某几点而言，已经横跨莱茵河及多瑙河了。正当第二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声威如日中天达到顶点。虽然这时帝国的颓势已经显露，但其威望依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罗马帝国相信它的老前辈——希腊文化所提倡的理念，人类最好的状态是「受过教育的状态」——就字面意义解释是「具有都市风格」的状态。从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观点来看，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城市，亚里斯多德描述人类是「政治动物」时，并不只意谓着人类天性就有参与政治的倾向，正如我们今日对这话的了解；亚里斯多德同时也认为对人类的本质在人类最高明的创造物——城邦中，被观察得最清楚。

农业

姑不论这些观点如何，其实罗马帝国经济的主干是农业。技术没有多少变化；大体而言，农作物、工具和大部分技术仍旧与原来一样，改变的是土地所有权、农产品的分配以及劳力的特质。@1

远在奥古斯丁之前，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些改变就已经开始了，这些改变乃是因为罗马共和国因军事和政治获胜后，战俘充斥国内而造成的。在南征北讨的时期，罗马军团里除了公民之外，最多的就是农民了，一般说来，军官、元老院里阶级较高的成员、骑师等等，比较能够放下一切，委托别人在他们远离家乡的时候，代为照顾他们的田地。至于一般的士兵，通常只拥有五到八英亩小农庄，所以当他们入伍打仗时，就只能任其荒芜，等到战事结束归来，很多人都发现田地已难以整治，遂干脆卖掉，或者弃置不顾而定居城市去了。由于罗马战俘日多，和奴隶同样的充斥市场，较富有的地主很轻易的就买进几笔已遭弃置的田地，与自己原有的合并，利用奴隷再创更巨大的财富。

经由两位第一世纪的作家柯乐伦和老皮里纽的著作，我们对当时的产业管理有相当的了解。两位作家对于私有土地制度的日益盛行和奴隶的役用，都曾口诛笔伐，大肆声讨一番；@2他们的论点少说到恶待奴隶的不义；而是这样的发展导致道德沦丧和经济衰退才是着墨之所在。老皮里纽回顾以往，正当自由公民耕种田地的时候，也正是农业劳动被视为光荣象征的时代：@3柯乐伦则鼓励民众善待奴隶，如果他们这么做，获得的回报就是丰收。@4显然，在柯乐伦的时代，他所提到的地主并不从事体力劳动，田地也不由奴隶耕种，而是出租给别人耕作。在农忙的时候，比方：葡萄成熟时节，就要雇用自由劳工帮忙农事，此外，不论所知道的浪漫情节多么吸引人，作家们对土地另有发现，柯乐伦认为，一块地在管理员的督导之下好好经营是理所当然的，即使管理员是个奴隶亦无所谓，只要他值得信任即可。这意谓地主不是住得离这块地很远，就是长期不在家。老皮里纽曾为价值观的大幅改变感叹不已，人们比较喜欢都市里的安适生活，而不愿在乡间从事劳力的工作。

罗马帝国里的奴隶大多集中于意大利，当地的奴隶人数大约是该城人口的四分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的奴隶在早年的战役中被俘虏，而带到意大利。在帝国诸省里，奴隶人数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当军事扩张停止或趋缓后，奴隶的主要来源是外国市场或弃婴——因父母不要或无力养育而遭到抛弃的婴儿，以及贫穷人家卖身为奴，或把孩子卖为奴隶：有的奴隶则来自于几次重大的叛乱事件之后的惩罚，像公元六十六到七十年，一百三十二年的时候，数以千计犹太乱党及其家属，被政府驱逐或卖为奴隶。

奴隶的命运有很大的差别。由于上流社会人士往往会雇用值得信赖的奴隶管理他们的产业，依循这样的模式，帝国奴隶被高层社会请去担任经理或管家的，也就大有人在，在此情况下，有奴隶身份的技工遂与自由身份的技工平起平坐，在一起工作了。主人可以给奴隶一些产业，奴隶亦可自由运用或投资，但仍属主人。@5在一般的例子里，主人给的都是价值相当小的产业，只能让奴隶创业；不过也有的主人给为数相当庞大的资本，在这种条件下，他也可以有能力雇用属于他的奴隶；有些奴隶因受到特殊礼遇，而另有任务，如照顾、教育主人的孩子，或从事不同类型的家务。

虽然如此，也不该隐瞒奴隶辛酸的真实面。古罗马法律规定——这套法律在公元两百年左右开始改变——奴隶不得结婚或有家庭，即使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也归主人所有。在一些大地主的私有领地里，绝大部分的工作，都由一群群上着锁链的奴隶完成，至于矿坑和采石场的工作环境，是出了名的恶劣与不利人体健康，但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大多是奴隶。如果奴隶杀了主子，那么死者手下所有的奴隶都要受到处决，不管当时他们是否在场。

再者，除了北非的一些地区，有为数甚多的黑奴之外，奴隶制度的形成并不因为种族或国籍的关系，除非是因为战败或流血叛变，而造成市场里充斥着某个地区来的奴隶。当然奴隶可以买回或得到他们的自由，不论男女都可成为「自由民」，但他们仍需对旧日主子尽上一份忠诚，不过这种情况仅只维持一代，因为下一代自由民的儿子就是一个完全享有公民权的公民。（至于女儿的身份，和所有的女性个案一样，以和谁结婚来决定。）

有些曾经为奴的人累积了庞大的财富。一个典型的例子讲到一个家财万贯、趾高气扬的自由民崔麻乔（Trimalchio），虽然只是一篇收录在《史帝瑞空》（Satyricon）一书里的小说，却把一个暴发户，对自己的财富与成就志得意满的粗鄙态度，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许是叛乱和仇恨，使他与社会高阶层人士之间有一道无法穿越的墻。如果《史帝瑞空》一书的作者，真如一般人相信的，是裴昌尼斯（Petronius）的话，那么相较之下，崔麻乔和他这角色的创作者（绰号叫「优雅的仲裁人」）之间，显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极具讽刺的描述里，崔麻乔即或与裴昌尼斯同样富有，但这两个人却永远无法平起平坐，地位相等。

理由很明显。奴隶工会曾试图为自己辩解，理由是一般人所谓的奴隶低劣论，其论点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个人的缺点。在古代，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时运不济而沦落为奴，比方战败被俘。但在一些彬彬有礼的人面前讲到这些是十分没有风度的，就像裴昌尼斯若把崔麻乔描写成一个有智慧才情、温文尔雅的人，也是极为突兀的，因为一般人对奴隶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这样。@6保守派的柯乐伦和老皮里纽则认为，奴隶制度与道德无关，他们甚至主张找到较好的方式以保障农奴。这个理由在他们的时代倒也真实；公元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再度变迁，版图大幅扩张，堪称空前绝后，早年由于快速的征服土地，提供了大量的奴隶，其中大部分都是专精农业的奴工，但这种情形后来就减少到几乎完全停止，于是奴隷的价格逐渐攀升，因为自由的公民已经不再愿意为富人耕种田地；这个时候，各省的土地已经随时可用，于是意大利省内的农业因此大幅度萧条，所获利润非常微薄。当中小型农庄代之而起时，大部分持有田地的富人，已经任其荒芜；另一些人则将他们私有土地变为牧场。运输费极贵，从埃及或西西里运送麦子到罗马的费用，甚至比意大利省内长距离的运费来得便宜！在内陆牧场饲养动物就不需要考虑运送的问题，因为在宰杀之前，牠们可以徒步到较近的市场。

意大利，这片原是靠农业发达起来的土地，到了这个时候，发现它所出产的粮食，竟无法供给省内人口。柯乐伦抱怨道：「罗马，古来就是农神之地，众神在这里传授农业的技巧给他们的子孙，而如今我们却必须从海外标购运载来的麦子。」@7

当时各省种植的农作物不仅仅是麦子而已。自从酒品与油类创造比谷类更大的财源之后——酒品的收益是麦子的五倍——大多数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渐渐取代谷物田地，成为各省的新农作。虽然橄榄树成长的时间远超过谷类，需要长期投资，但只要有收成，获利绝对远超过谷类。@8因此，橄榄树收成所课税的比例，几乎是葡萄园的五倍，至少在叙利亚的情况是如此。@9在某些地区，麦子是附带种在橄榄树中间的农作物，当橄榄树还是尚未长成的小树时，田地可以维持麦子的收成量。显然来自各省的酒与油，造成与意大利本土类似产品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意大利，劳力是比较昂贵的。更严重的威胁是军队与城市的粮食日益短缺，这两个重要据点如果粮食不足，就会是个不安的乱源！当时曾经采用几种方法，以提高麦田收成。由于西西里和埃及是罗马最大的麦子供应站，这两个地方的农作收成增加，来自政府的督导。公元九十二年，皇帝多米田（Domitian）颁布诏书，命令国内各省的葡萄园必须尽速销毁减半，同时意大利境内则不许再种植新葡萄，@10其立意显然就是要提高谷类的生产量。地方上的权贵立刻哀嚎频频，强烈抗议，要求皇帝废止诏书，这椿事件似乎就是启示录六章6节所说的：「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从此，日后的几个皇帝都在设法提高谷物生产量，但均无甚成效，不久，东部地区的军队所需要的麦子，就从今天的南俄进口。因为中央的需要总是优先于地方，造成偏远省份不时饱尝饥荒之苦，尤其是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盈余不是太少，就是根本没有！严重性可见一斑。

罗马帝国中，最大的地主毫无疑问的就是皇帝了！起初，在他的世袭产业和国有财产之间还有区分，然而，这个区分渐渐的模糊了，同时也消失得只剩下理论而已。@11因为帝国的土地包括战败国王曾持有的那一份，或是早先抗拒罗马帝国的城市，这些城市兵败投降后，惨遭没收的产业。@12罗马皇帝甚至在埃及成为法老王的合法继承人，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部分农田的地主！帝国的土地还包括从皇帝富有的敌人手中所没收过来的土地。虽然有些土地已卖给有钱的地主，有的则划分给解甲归田的退伍军人，但不论如何，没有一个地主的产业足以与皇帝抗衡。

帝国的土地通常都由地方上的税务官员统一管理，他们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视察农田作物，而是管理田地租赁事宜。@13这些人与真正耕田种地的农民一一签下合约，农民又称为奴工，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虽然许多人对何谓「奴工」的真正意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也明白「奴工」的演进过程，显然他们都不是奴隷，而是自由民，大多是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土地上的原住民。被罗马并吞后，理所当然的受托管理土地，以便交换到一部分的农作物和一定数目的自由劳工，@14如此，管理阶层就能利用殖民的劳力，在其监督之下耕种部分田地。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有些皇帝，特别是海仲恩（Had——rian），曾想尽办法保护殖民免于剥削之苦。@15然而，随着时间的进展，殖民也越来越像奴隶的情形。因为罗马传统认为受雇于人，并非是真正的自由，从这种传统观点看殖民与奴隶的境遇，其实是相差无几的，所以即使是从农民沦为奴隶，也不算什么悲剧，反之亦然。@16

当时，虽然有些较小的土地也在其他城市的富豪手中，但大部分的私有领地多属于富有的罗马贵族家庭，这些私有领地有时由地主亲自经营，比方，柯乐伦的叔叔在西班牙拥有的一片土地，广袤千里，他亲自参与羊群的异种交配事业。”此外，我们还听说极多地主平日喜欢住在城里，只有在天气晴和、景致怡人的时候，才会到乡间住几天，所以管理产业的职责移转到一位可信任的仆人身上，往往是一个奴隶，担任柯乐伦的工作。第二世纪中，老皮里纽的侄儿小皮里纽，在意大利有几处相当庞大的产业，全权委托给一个地方上的税务人员处理。

帝国兴起后的两个世纪里，持有小型农庄的自由农民，不论是在意大利或整个帝国，处处可见，比比皆是。如果农庄距离城市不远，地主就可以靠种植蔬菜，拿到市场上叫卖，而过着衣食无虞的小康日子：否则地主可能要过着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直到土地因为要开关新道路，或建立新城市，有所增值，而被某一个扩展中的大地主吞并，才有较富余的生活。

对地主而言，他握有土地绝对的所有权，而不课税，原先只有罗马的土地才有地税豁免权；然而共和国时代的最后一年，这项特权展延至意大利全境。到了帝国初年，一些特定的土地和地区，习惯性沿用「意大利法」，其义为在特定的范围内，享有土地免税的权益。由于这项特权大多付与拥有田地的富豪，因此地税重担遂移转到较小的地主肩上，造成私有土地继续扩张。

土地私有化系将小农庄划归退伍军人所有，旨在平衡土地现状，这个政策在罗马行之有年，历经几个世纪之久，虽然到了帝国末期，土地私有化早已普及意大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意大利，大部分土地都呈小型及中型农场的状况。诸省中，这种方式采用得更久，至少到了第二世纪下半叶，很多土地还在小农庄庄主手中，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农业危机并不是田地不足，而是荒芜！公元一九三年，皇帝百提纳斯（Pertinax）颁布一道命令，凡是持有田地而且持续耕种达十年者，一律耕者有其田，而且田赋全免，甚至王田也不例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