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回首百年殉道血
五、十一位在山西大同的殉道者
大同府（今之大同市）是山西省北部的边防重镇，历史文化名城，介于内、外长城之间。境内山川纵横，沟壑交错，地形复杂，却是山西省北部的交通要冲。故早在1886年内地会便在此设立宣教站。
（一）纪长生教士（Mr.Stewart McKee）（注一）
（注一）宣教士之中文姓名或中文姓氏均来自China Inland Mission：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1854-1948.《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注册名录》及《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
*背景
纪长生教士来自苏格兰之格拉斯哥（Glasgow，Scotland），1882年夏天，城内举行一个大型的露天帐幕布道大会。当时纪长生任职电车公司收费员，常常行经布道会场地，虽被多次邀请，却坚决拒绝参加。后友人苦苦相劝，勉强答允只去一次，但该晚从神来的信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全心全意相信接受主，加入浸礼会，热心本地宣教工作，向亲友传福音，带了十多位同事信主。
他因热心本地的宣教事工，渐渐倾向前往海外，到中国宣教。但因无法加入宣教会，故想以工作换取船票前往中国。两年后神给他开传福音的门，加入内地会格拉斯哥第一批往中国的宣教队，于1884年11月26日抵达上海，时年21岁。
*浙江省宣教站
在安庆语言学校，初级语言训练及格后，纪教士被派到华中浙江省一个宣教站（当时浙江省有13个宣教站）。他殷勤工作了两年多，常常与他通信的一位爱主姊妹，也加入了中国内地会，1887年秋来中国与他同工。他乡遇故知，倍觉亲切。
（二）沃爱贞姑娘（Miss Kate McWatters）
*背景
1882年夏天帐幕布道会刚开始举行时，在布道会附近亦有一个妇女查经班，班里有一位年轻妇女沃爱贞姑娘，受主爱感动，悔改归主。
她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生命与从前迥然不同，家人看见她的见证，渐渐也受到影响，不久妹妹蜜芝＊（Maggie）也归了主。
她不仅在人前有悔改的见证，并且热心投入帐幕布道会的工作，在纪教士决志归主的晚上，他们便彼此认识了。其后两年多常有机会一起传福音，纪教士离英赴中国宣教，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于是约了另一位姊妹，每周一起在家祷告和等候，求主也差她到中国去，足有两年之久。并且常与纪教士通信，更多了解中国的情况。
*浙江省宣教站
1887年4月26日沃姑娘抵达上海时，年24岁，为戴德生先生第六次返英所号召之百名宣教勇士之一。受了扬州语言学校的初级训练后，被派到浙江省一个宣教站，与纪教士同工，彼此更加同心。
过了内地会规定宣教士两年独身的期限，1889年3月25日，他们在北京结婚。
（三）山西省大同宣教站
虽然在华中地区多年，他们对当地的气候仍未能适应。因此婚后一年调到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府，开始他们长达十年的宣教工作。然而，因为地处偏僻的长城边境，不像中部地区常有宣教士来往探访，故是非常孤单的宣教站。当时，他们有孙务本教士（Mr.Charles S.I＇Anson）和程志远教士（Mr.George Prentice）两位同工。因为有了两位同工主持，纪教士也因病缠身，夫妇二人便返国述职。
*金宝夫人的记录
1891年5月离开中国时，纪教士健康日损，再经长途航行，返抵家门时已奄奄一息。后经医生治疗，加上师母悉心照料，才渐有起色。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便到格拉斯哥大学修读一些医科课程，预备回中国使用。后来他们蒙金宝夫人＊（Mrs.Isabella Campbell）接待，住在格拉斯哥之西的海边小镇，不但享受海边休憩，并得她殷勤照顾，纪教士渐渐复元。因此彼此成了知交。金宝夫人接到他们殉道的消息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穿越众门进城池》（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City），纪念他们一家。
金宝夫人有天晚上与纪教士谈到，不少人在生命高峯的黄金时期事奉主，却突然失去了性命。只见纪教士满面笑容回答说：
「在这境遇中，认识到亲爱的主永远不会做错，那是何等大的安慰啊！」
在金宝夫人的教会中，纪师母也把在中国宣教时，看见没有主的救恩，中国妇女无地位的苦况，告诉一群苏格兰母亲和妇女。在儿童主日学中，女孩子们听到纪师母的叙述，才知道中国女孩有缠脚之陋习。
金宝夫人还记下纪教士传福音的见证，使人联想到他们在中国默默耕耘、传福音的情景：
「有一回纪教士到城外巡回布道，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庄，站在一所旧祠堂前，向围着他看洋人热闹的群众，传讲主耶稣救恩的福音。虽然他花尽了气力，人们仍是无动于衷，并且一个一个慢慢地溜走。他颓然地坐在祠堂前的台阶，把头埋在双手中。
忽然感到不是孤单一人在那里。听到微弱的声音，便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年老的乞丐站在面前。他衣衫褴褛、皮黄骨瘦，真像一具僵尸，但从他肮脏的脸上，看到一对搜索的目光。满有同情心的纪教士便招呼他在身旁坐下，他很有礼貌地低声致谢，坐下来。纪教士把身上带来的干粮分给他吃，他的脸上才有点血色，看来他实在是饿坏了。
纪教士听他口音不像本地人，便问他从那里来？原来他从遥远的外省流落此地，正因落泊莫问根由，纪教士便问他需要帮助吗？出乎意外地，他的回答是：『请更详细告诉我刚才所讲的耶稣。我曾听过一位洋人像妳一样讲及耶稣，但我渐渐忘记了。十二年来我一直寻找这位洋人，想再问清楚这位救主耶稣的事，却找不到他，直到今天才遇到你。』
于是纪教士精神抖擞起来，很高兴地把主耶稣的救恩详详细细地告诉他。老人专心一志地听着，在夕阳余晖中他站起来，张开双手，举目望天，用尽力气，说：『噢，我愿做个基督徒！噢，我愿做个基督徒！』开始时，纪教士还有点迟疑不决，如今真的体会到这老人诚心归主。于是再三问清楚他是否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藉祂宝血洗净；就用祠堂前的水缸为他施洗。
老人面露喜乐的笑容，一步一步地向着村庄蹒跚而行，在暮霭苍茫中消失了。疲倦的纪教士也在蒙矓中入睡了，直到清晨在阳光下醒来。想起这老乞丐，便到村庄里找他，但谁会注意这样一个小人物呢？找了大半天，才遇见一位苦力，说早上有人发现这老乞丐在村外死了，村长叫人匆匆把尸体挪走了。纪教士不禁仰望万里晴空，想及这一个地上无家可归的老人，如今宝贵灵魂安享在天家了。」
不久，纪教士在英接到孙教士来信，提及程教士身体不适，也许水土不服。于是夫妇二人兼程离英，1892年9月返抵中国。回到大同府后，才知孙教士5月成家，有了一位贤内助。便立刻送程教士到上海治疗，可惜仍未见好转，延至12月不得不返英就医，未能继续在中国事奉了。
*大同宣教站同工
1892年秋，纪教士夫妇带着两位新来的宣教士白姑娘（Miss M.E.Barraclough）和邓姑娘（Miss M.Aspden）回到大同宣教站。1893年初，因为在孝义的魏美例姑娘（Miss E.B.Whitchurch）预备返国述职，故孙教士夫妇调往孝义，主持孝义宣教站。1894年秋，又有瑞典圣洁会的隆雅贞姑娘（Miss M.Hedlund）和毕月英姑娘（Miss E.Petterson）加入，宣教站共有6名宣教士了。
1896年7月1日，除白姑娘仍留守外，隆、毕二姑娘回到瑞典圣洁会的左云宣教站（隆、毕二姑娘也是殉道者，请参看第七章第二节），孙教士又独自回来协助工作，再加上一位新来的唐姑娘（Miss Jessie Thompson）来到大同宣教站。
1897年1月1日孙教士离开，换来另一对景教士夫妇（Mr．and Mrs．T．H．King），这样便有7位宣教士了。1898年1月1日白姑娘他调，随即加入一位米姑娘（Miss M．E．Smith），故仍有7位宣教士驻守大同宣教站。1899年1月1日景教士夫妇他调，换回孙教士夫妇，仍保持有7位宣教士同工，惟唐姑娘不幸染上霍乱，于10月7日离世。故1900年1月1日之宣教站同工，只剩下6位宣教士，就是纪教士夫妇、孙教士夫妇、邓姑娘和米姑娘。
*大同宣教站的纪录
1892年，大同宣教站才有第一个受洗的信徒，惜两年后离世。但慕道友不断增加，至1894年9月13日，才有4位男信徒和5位女信徒受洗，成为教会首批会友。其中有任职他们学校的教师夫妇和一位刘太太，刘太太让出她的家，给教师太太陪着邓姑娘来布道；又把大街的店铺租给宣教士成立福音堂。
下面是义和团事件发生前6年，内地会有关大同宣教站的纪录：
（1）1895年1月，大同宣教站除了6位宣教士外，还有1名男传道，1名女传道和1名教师，男会友4人，女会友5人。1894年有9人受洗，学校1间，有16名学生，另外还有1间戒烟局（Opium Refuge）。
（2）1896年1月只有4位宣教士，1名男传道和1名教师，男会友3人，女会友5人。1895年无人受洗，学生增至40名，但戒烟局停办。
（3）1897年1月除了7位宣教士外，有2名男传道和1名教师，男会友12人，女会友4人。1896年7月5日有5人受洗，10月15日有4人受洗，全年共9人受洗，学校增至2间，学生共有44人，重开1间戒烟局。
（4）1898年1月7位宣教士之外，有1名男传道、1名义务男传道和1名教师，男会友14人，女会友5人。1897年8月1日有5人受洗，1间寄宿女校，女生6人，另1间学校有学生40人，1间戒烟局，另加开1间诊疗所（Dispensary）。
（5）1899年1月除了7位宣教士外，有3名男传道和1名教师，男女会友数目不变。因1898年无人受洗，取消寄宿学校，学校学生降至20人，仍旧有1间戒烟局，但增加2间诊疗所。
（6）1900年1月仍有6位宣教士，2名男传道、1名女传道、1名售经员和1名教师，男会友14人，女会友4人。1899年无人受洗，1间学校有20名学生，戒烟局和诊疗所各1间。
*宣教站工作之一瞥
1894年，宣教站增设1间戒烟局，因当时大同府约有70万人吸鸦片烟，几乎每一家都有吸毒者，有不少人因此自杀。1895年7月1日，纪教士报告该年有120人戒毒后返家，108名是男性，来自37个乡村。不过要定期到每家探访，不然许多人又会重新吸毒。另外男学堂有40名学生注册，但实际上平均只有20人上学。姊妹们想在秋季加开一间女学堂，收生唯一的条件是放脚的女孩子。女学堂必定要设立宿舍，因中国人不重视女性受教育，除非供食供宿，否则家长们根本不会让女子接受教育的。
纪教士夫妇经过多年工作后，划出整个宣教区，包括2个州府、7个县府和约830个乡村。从上面的记录，可以看到大同宣教工作之不易，因为有许多人听了道，没有下决心跟随主。这里有一名信徒受洗归主的实例：
一天纪教士在大街福音堂传福音后，坐在大门口一边乘凉，一边盼望与人谈道。刚好见补鞋匠曹君＊（Tsao）经过，便叫他来补鞋，完工后纪教士很满意他的补鞋手艺，除了给曹君工钱外，并给了他一些赏钱。曹君很惊讶有这样子的额外收入，恰巧又见男传道在门前街头布道，便坐下来听道。越听越有好感，便常常按时来聚会，直到圣灵开了他的心，来找纪教士帮助他戒除鸦片，成为入戒烟局的第二名病人。因为他有信心，终于戒除了毒瘾，并在1894年9月受洗归主。
1896年7月纪教士夫妇要外出休假一段时期，便请了孙教士回来主持。谁晓得孙教士来到，大病一场，急送到太原府找叶守真医生（Dr.Edwards），随后还再转送往上海治疗。只剩下白姑娘和唐姑娘二人看守整个宣教站，当时并没有人知道；然而，主却看顾、保守着她们的事奉。因那时府官太太患重病，新到不久的唐姑娘是一位注册护士，应召入府看病，由白姑娘作传译。唐姑娘尽力医治她，离开时约定两天后再来。谁晓得当天晚上，官太太便好了很多，翌日召她们来致谢，白姑娘趁机向她传福音，她却说自己是回教徒，不过仍很愿意看她们留下的福音书。官太太的病得医治，她们也放下心头大石。
另外在1899年5月10日，纪教士写给上海总部的报告：
「现在正是县试期间，街上人如潮涌，幸而赴试的才子都很有礼貌、守规矩，并无惹事生非。不少甚至走来大街福音堂和宣教站与我们谈道，城西的福音堂有孙教士和3位男传道与他们个别谈道，城南的宣教站则有我和学校教师，可以应付他们。此外，我们在大街福音堂门前，还摆一个书摊卖书，没有一本书超过10文钱，竟然每日有150至450文钱进帐。
从农历新年开始，我们计划去拜访这地区的583个乡村，但到目前为止，大约只到过120个而已。因为夏季农忙在即，我们只好停下来。这里的夏季很短，农人插秧后便一直忙下去，无人有闲暇了。不过我们所到过的120个乡村，平均每村卖出7本书。」
*乡村布道工作之一瞥
1895年3月，男传道到乡村的福音堂讲道，每主日约有50人聚集，一季的奉献有5，500文钱，除了男传道的费用外，足够其他一切开支。
1895年6月白姑娘接续纪教士的工作，到附近的夏家村*（Hsia-kia-chuang）探访数名慕道友。自从年初纪教士来传福音后，每主日在这村子里都有聚会。第一位是曹太太＊（Mrs.Tsao），她虽然肯来聚会听道，但仍未肯丢弃家中偶像。第二位是72岁、高大健硕的鲁先生＊（Low），仍迟疑未决是否决心归主，因他的职业是为偶像上漆的！第三位是一名医生的太太，非常热心听道，早晚都来参加聚会。她丈夫已决志信主，愿意把家里的祖宗神主牌烧掉，但她却怕亲属的间言闲语，不敢决定。
纪教士报导另一戒毒成功者归主的见证：1896年冬，他在戒烟局收留了一名男子。戒烟成功后立即回乡，打碎和拆除家里一切偶像，并且还带领妻子和三个儿子归主。因为传福音之故，引起全村对他不满，大肆逼迫他。然而他靠着主的恩典，平安度过了一切迫害，证明了主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的。1898年3月31日纪教士来信，谈及一乡村福音堂，有5名慕道友因不肯缴纳支持庙宇的费用，被捉拿囚禁庙内，被多方拳打脚踢。后经乡绅父老出面调停才允释放，并订定合约，将来共同遵守。
*纪氏家庭哀乐之一瞥
1895年9月10日，女儿爱丽丝＊（Alice Mary）出生。但是，早在女儿之前，第一胎婴儿不幸夭折。如今，家庭添加了不少乐趣。1898年秋，他们带女儿到山东省烟台的芝罘学校参观，预备将来女儿来这学校读书。9月3日返回大同府。这一回外出远行，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相片，也是他们唯一的阖家遗照。
（四）孙务本教士（Mr.Charles S.I’Anson）
*出身
孙务本教士出生于伦敦，及长就读于蜜玫讲学堂＊（Conference Hall，Mildmay）的夜校，在学期间归主，便全心投入事奉。加入霍屯圣约翰教会＊（St.John＇s Church，Hoxton），认识到当时主持巴特斯地福音会＊（Buttersland Mission）的克蓝先生＊（Mr.Harland），跟随他到尼罗街＊（Nile Street，Hoxton）所设立之福音堂，一面教主日学，一面到公寓大楼传福音。后来还到一些更混杂的公寓区，向许多街头劳工传道，也在那时响应到中国宣教。
*宣教学院深造
为着预备将来到海外宣教，孙教士进入金博士（Dr.Grattan Guinness）主持的宣教学院（Harley College）深造。经数年之钻研，完成了全部课程，加入中国内地会，成为当时戴德生医生第六次返英呼召这100位宣教勇士之一。
*初到大同宣教站
1887年11月3日孙教士与8位男宣教士，从英国出发，12月20日抵达上海时，年23岁。同行有索行仁教士（Mr.Alex R.Saunders），与他成为知交。他们先到安庆语言学校，接受了四个月的训练后，便一起被分派到山西省，到了直隶的保定府才分手，索教士派到太原府，孙教士则北上大同府。
1888年5月孙教士抵达大同宣教站。当时的宣教站刚成立两年多，许多事工才慢慢展开，给孙教士很多学习机会；加上要学习语言，使他忙不过来。通过数级的语言考试，1889年12月20日他成了内地会的及格宣教士（Junior Missionary）。
（五）陶爱怜姑娘（Miss Florence Emily Doggett）
*背景
陶爱怜姑娘1867年生于伦敦之北约30英里外之三栋埠＊（Sandon Bury），双亲敬虔爱主，她是长女，从小便参加教会主日学和各样活动。及长，在希池＊（Hitchin）的学校念书时，老师包姑娘＊（Miss E.A.Barclay）对她影响颇大，包姑娘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宣教士。
1881年，她的家搬到剑桥大学附近的村庄樱桃村＊（Cherry Hinton），她便到剑桥上中学。1884年她在谭牧师＊（Rev.T.G.Tarn）主持的教会受造就，才公开接受主和领受洗礼。1885年著名的「剑桥七杰」（TheCambridge Seven）加入内地会，奉献到中国宣教大新闻大大加增陶姑娘到中国的宣教心。加上戴德生夫妇过访她的双亲，更坚定她加入中国内地会的心志。其后她再到医院接受医护训练，又到东伦敦学习宣教事工，便束装待发前往中国。
*大同府宣教站
1889年11月30日，陶姑娘抵达上海后，随即到扬州学习语言，及格后被派到内地会宣教站工作。虽然今天找不到陶姑娘被派到哪个宣教站的资料，但从后来她与孙教士成婚来推算，很可能她被派到山西省宣教站，彼此见面的机会较多，也有可能同在大同宣教站一起工作。
自纪长生教士夫妇返国述职后，大同府宣教站便由孙教士暂代主持，带着新来的程志远教士，继续宣教工作，1892年5月23日陶姑娘和孙教士在天津举行婚礼。婚后双双赶返大同府主持整个宣教站。因为1893年1月5日孙教士完成了内地会六级的语言考试，成为资深宣教士（Senior Missionary），主持一个宣教站。
（六）初尝主持一个宣教站
*孝义宣教站
1892年9月，纪教士夫妇述职回来，仍然主持大同宣教站。同时，1893年总会改派孙教士夫妇前往主持孝义宣教站，因为到了4月，在孝义工作多年的魏姑娘（Miss E.B.Whitchurch）休假回国述职，只剩下一位同工茹师母（Mrs.Russell）。
当孙教士夫妇抵达孝义宣教站后，除了现有的工作外，孙教士开办了第一间戒烟局（Refuge for the Cure of Opium-smokers）。山西省吸毒人多，许多求戒毒的人都来戒烟局求助。向这些病人传福音比较容易，并可接触到整个家庭，非常有效。孙教士继续多开一间，仍有人满之患，以致他忙不过来。孙师母则与茹师母一起主持学校工作，当时有男学生29人和女学生5人，但只有一位教师协助而已。在一切繁忙的宣教工作外，他们的小家庭开始热闹起来，1893年11月20日长女孙多加＊（Dora I＇Anson）诞生。
1894年春茹师母身体不适，送往上海治疗，不料误服大量安眠药，于5月28日骤然去世。又因魏姑娘仍在英国，故只留下他们夫妇二人主持整个宣教站。孙师母还要兼顾婴儿，因而孙教士决定暂时不再办学校，专心管理两个戒烟局，同时主持其他宣教工作。当时宣教站有2位男传道和1位女传道，有男会友32人，女会友22人，除了本堂外，还要兼顾城外两个福音堂。
1894年12月，魏姑娘从英国返回孝义。而孙家也继续增添人口，1895年5月8日次子孙亚法＊（ArthurK.I＇Anson）出生，孙师母要照顾一家四口，也就更加忙碌了。1895年10月24至25日孙教士过访平遥宣教站，参加他的好友索行仁教士主持的信徒秋令会。当孙教士夫妇调来主持孝义宣教站时，索教士夫妇也从太原府，转来主持平遥宣教站。他们久别重逢，倍觉可贵。同时孝义宣教站也热闹起来，1895年有8人受洗。按1896年1月的记录，有男会友31人，女会友26人。
*返国述职
1896年4月孙师母与同工邓姑娘作伴，带着2岁多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幼儿，一起返英休假。孙教士则独自留下返回大同府，协助纪教士工作了一年多，在1897年6月12日才返英与家人团聚。
经过年余的进修，到各地领宣教聚会，及与家中亲属往来，1898年9月初，一家四口回到伦敦，留下一帧全家福，在10日那天的送别会上，孙教士作见证，回想11年前离开到山西省大同宣教，前6年的努力，似一无所获，其后才见到大同教会建立起来。
9月12日乘船离开伦敦，10月22日安抵上海，停留数日，购置各项应用物品，11月1日启程返大同府。1899年，幼女孙夏娃＊（Eva Marion I＇Anson）诞生。
（七）邓姑娘（Miss Maria Aspden）
*出身
邓姑娘生于英国皮示顿＊（Preston，England），1884年归主后即身体力行为主作见证。她特别关心一位同事，加强她的信心，最后对方欣然归主。她担任以马内利育婴学校＊（Emmanuel Infants＇School）校长一职20年之久，不仅获社会人士的称许，并且得到皇家视学官（Her Majesty＇s Inspectors）的最高评价。她早就奉献给主，预备往中国宣教，但她事父母至孝，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便留在家乡直到他们安然辞世，才收拾行装。1891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动身赴中国。
*大同宣教站
1892年2月5日，邓姑娘抵达上海时，年42岁，为内地会年纪最大的新宣教士。在扬州语言学校受数月训练后，与白姑娘一起被派到大同宣教站。安顿下来后，一起继续学习中文，并向妇女传福音。她们想出一个容易接触妇女的好方法，就是开办缝纫班，吸引了许多人参加。二人在教授缝纫之时，便把诫命、圣经和诗歌教导妇女。到主日便邀请她们参加主日崇拜，内中有一瘦弱小妇人，听邓姑娘把真理阐明后，圣灵工作使她愿意认罪悔改，内心得到平安。
因为邓姑娘有20年教育幼儿的经验，故喜爱向儿童工作，也赢得母亲们的信心，甚至在大街上，孩子们都会跑来拥抱她。她又为妇女开查经班，到农村巡回探访布道，深受欢迎。面对戒烟局那些感到绝望、可怜的女吸毒者，不仅为她们祷告，还会说笑话开解她们。
*返国述职
1896年4月，她见孙师母要携带两个年幼儿女返国，实在不便。于是便提前返国述职，陪伴师母回英国。邓姑娘返英后停留逾两年，1898年12月才回到伦敦本部候船返华。12月10日，她参加了本部周末下午的祈祷会，在聚会中透露了也许是她迟迟没有返回中国的缘由：
「八年前，当我出发到中国之前，我感到『爱中国人』是很不容易的。但当我参加了一次宣教士聚会，信息『你爱我么？』打动了我。惟有首先爱主，相信主把爱中国人的心放在我心，我才能爱这些异教徒。除非我们爱这些异教徒，不然，出去宣教是徒劳无功的。」
1899年1月25日，邓姑娘返抵上海，2月4日回到大同府。
*坚韧不拔
1900年3月31日，上海总部的祷告会，宣读邓姑娘最近的来信，谈到传福音撒种，因那儿的人心如铁石，唯渴望有更多人的心灵被破碎、开导。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她坚韧不拔地继续苦干下去。
（八）米姑娘（Miss Margaret Elizabeth Smith）
*背景
米姑娘1858年生于加拿大安省新汉堡镇＊（NewHamburg，Ontario）。其父务农，早年自英国敦汉镇＊（Durham，England）移民，定居于此。双亲敬虔爱主，故从小举家参加附近循道会聚会。米姑娘如典型的农家孩子，循规蹈矩，直到23岁才正式受洗归主。
*加入内地会
她有兄弟姊妹数人，惟其姊安娜＊（Annie）热心主工，奉献海外宣教，1890年10月加入内地会。安娜于1891年12月7日抵达上海后，便到扬州语言学校受训。想不到翌年2月患上伤寒症（Typhoid Fever），几经救治，药石罔效，延至2月26日离世。
就如诗圣杜甫到四川成都游诸葛武侯祠时，写下感怀的诗句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米姑娘和另一位妹妹却化悲伤为力量，双双愿意步其姊之后尘，踏上海外宣教征途，填补乃姊留下的空缺。
惟其妹因病缠身，不能赴华，于是米姑娘到了芝加哥，进入由丁姑娘＊（Miss Emma Dryer）主办的圣经学院（Bible Training School），接受了1年又4个月的造就；便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加入圣公会女会佐团＊（Church of England Deaconess Home）。当她被接纳为内地会宣教士后，就在1896年10月17日从美国华盛顿州塔可马市（Tacoma，Washington）登轮，于11月16日抵达上海。她与同船一起赴华的女宣教士，在离开美国前留下了一张合照。
*大同宣教站
1897年5月受了扬州语言学校训练后，米姑娘被分派到大同宣教站。她与护士唐姑娘（Jessie Thompson）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莫逆之交。原来唐姑娘来自加拿大满地可（Montreal，Canada），对医疗宣教工作见长。米姑娘便成了她的好助手，先是一起在戒烟局工作，随后唐姑娘加开了1间诊疗所（Dispensary），米姑娘因而更加忙碌，在诊疗所协助唐姑娘工作。
1898年，来诊疗所的病人很多，渐渐赢得当地人信任。1899年再多开1间诊疗所，唐姑娘带着米姑娘来往两间诊疗所，经常忙得喘不过气来，幸好孙教士回到大同，一起参与医疗传道。她们虽忙但十分喜乐，特别是向妇女工作，很有效果。除了治疗病人身体外，她们更注重病人的灵魂，因这才是她们来华传福音的主要目的。
可是因为接触太多病人，1899年10月4日，当唐姑娘在学中文时，突然呕吐大作，随后发高烧，证实染上霍乱，三天后10月7日不治离世。她于1895年11月21日才抵达中国，不足4年，年仅36岁，便把她的生命全奉献给中国人了。这一巨大打击，令米姑娘难以承担，像她姊姊早年突然离世一样，除了相信是主的美意之外，谁能测透其中因由呢？
（九）血染大同前之教会复兴聚会
1900年2月4日至11日，一连8天教会举行春节退修会。开始时，纪教士感到聚会很沉闷，了无生气，他觉得自己的信息，极不释放。但聚会过了一半后，好像渐入佳境，烟消云散，灵风恩雨，沛然下降。最后两天，全是赞美、歌颂，满心感谢主。
2月11日是主日，早祷会中许多平时不敢公祷的信徒，也第一次开声祷告，以致聚会超过一小时才结束。晚上的见证会更加热烈，自由释放，并无畏惧的阻力，见证真诚，恰到好处。下面是多名信徒的个人见证：
*第一位作见证的信徒：我已信主五年，但现在才清楚明白我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从前以为是外面来的，如今觉悟，求主施恩，裨能对付自己。
*第二位：在聚会中使我多想到灵魂的牧者，祂来施恩、拯救我这不配蒙恩的人，但愿更多爱主，抢救更多失丧灵魂。
*第三位：上午听到信息，我们务要背起十架跟随主，初闻惊怕受苦。下午又听到：并非如打碎偶像一次过的经验，乃是天天背十架，心感行不出来。我曾为主受过苦，以为暴风雨后，一切回复正常。今闻并非独自负架，主与同行，同负一轭，心中泰然。
*第四位：当念及主拯救我时，便不能不问自己，我怎可能没有改变？因此，知道我不再是旧人，乃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求主助我领人归主。
*第五位：当我听到冻冰冰的炕，烟便无法通过的比喻，才醒悟冷冰冰的心，使祷告无法达到主座前。
*第六位：我已死在过犯中，埋在罪里，不易掘出来，但救主使我活过来。可是我仍是怕死，但听了希伯来书12章11节的话，「后来」结出平安的果子，心中便满了平安喜乐。
*第七位：我的脾气很坏，在工作地方不时为此祷告，但又故态复萌。因此常受撒但的控告，如今才知「己」不是一下治死，乃是天天争战，天天得胜的。
（十）最后的路程
1900年6月14日义和团进入大同府，正式开始设坛练武。形势虽然如此紧张，逼迫前夕，就在6月18日，大同宣教站有18位信徒受洗，为历年之冠。18位新信徒中，至少有5位在这场风暴中与宣教士们一起为主殉道。
6月24日，拳民开始攻击宣教站，纪教士夫妇在逃往衙门寻求保护时，均被石头掷中受伤，尤其是纪教士以身护妻女，受伤较重。数日后府官也无能为力时，便在6月27日把全体宣教士送回宣教站，只派小队官兵守护他们。
6月30日纪师母产下幼儿（Baby boy），在四面楚歌中，带来一线新希望。至少他们在官兵保护下，平平安安度过了两周。然而7月12日，守卫的官兵只剩下二人，晚上七时许，一位官员来调查，点数全体宣教士便走了。约一小时后，突然街上人喧马嘶，300多马步兵把宣教站团团围住，在火光剑影中，杀的杀，抢的抢，一切全被摧毁。
在这次疯狂的屠杀中，纪爱丽丝也许像玩捉迷藏一样，独自逃到牛棚里躲藏起来。然而7月13日当朝阳初升，她出来找爸爸妈妈的时候，却遇到了大群刽子手，连这幼小的生命也被夺去了。
殉道时，纪长生教士37岁，纪沃爱贞师母37岁，纪爱丽丝未满5岁、纪氏婴儿刚生下来13天。孙务本教士36岁、孙陶爱怜师母33岁、长女孙多加6岁半、次子孙亚法5岁，幼女孙夏娃未满2岁。邓姑娘50岁和米姑娘42岁。
（十一）中国教会历史的记载
据《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山西之难＞中，「大同府内地会流血序言」所载：
「大同教会，为英国牧师纪长生于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创立，教会既立，即有信道受洗之人。嗣又有孙牧师、邓女士二位英人来会襄助，（以前有英人唐女士在会相助，唐死于己亥九月。）并有美人米女士，彼此勉励传道。
至庚子春，圣教已大兴旺，计教友十八、九名、学友四十余名。凡信道未领洗者，教士定于五月二十一日（即1900年6月17日）聚会，为众施洗。讵至五月十八日，忽有拳匪信息，教士闻之，不胜惊疑，然究不敢以此停办圣工。催同人急速聚会，为众施洗，及期学友到者甚多，领洗者男女共十八人。食圣餐祈祷后，共言拳匪日多一日，须筹善策以防之，彼此相视，无法可施，后齐声曰，任主安排而已，言毕散会。
至二十四日（即6月20日），拳匪即聚众来会，打毁教堂。纪君全眷暨诸女士，出堂躲避，西女士与华教友，同避县署。纪君仓皇失措，忙奔至新营街，为匪看见，飞石乱打，纪受重伤，遂倒于地，众以为死，哄然四散，其眷避入一店，后纪甦醒，亦同入县署。西堂孙君，闻警后，即避入府署，故暂免于难。此时地方官虽不重惩匪类，尚知保护西人，与纪孙两君商议，欲派人护送出境，暂为隐避，二君不可。
至六月一日（即6月27日），诸教士出署回堂，同居一所（即纪君所住之南堂），男女妇孺十有一人。华教友多在此协助，官亦拨兵五十名，为之守卫。至初五日后，拳匪猖獗愈甚，以灭洋仇教为宗旨，夜间时闻喊杀之声，而护兵又不尽心，反纵火以烧其当保护之屋。斯时西人又增一疾，日不暇饱，夜不安枕，兵又日渐减少。
至十六日（即7月12日），堂前只有护兵二人，是晚七句钟时，有某武弁入堂查点人数，登记簿册。顷间即有拳匪数百，破门而入，先杀守门之兵。此时堂内中西圣徒，无路可走，堂外又有总镇某员，率马步兵三百，四围把守，使人不得外出。故拳匪得以大杀，纪孙两君先死，次及妇孺，纪君之首级亦被割下，悬于鼓楼洞中。而又放火焚堂，堂内之尸，均归火化，华教友人等，幸皆越墻而出，一无所伤。
拳匪又至西堂（即孙君所住之堂），将财物抢掠后，房屋依然焚烧。自此拳匪日在外搜寻信道之人，声言二毛子，当与洋鬼子穿孝衣，每夜在外扇云，谓若不杀尽，必有大祸，是以直杀至七月中旬为止，被杀者亦不知凡几。至辛丑三月，新官接篆，始准令教民收捡难人骨骸，为之埋葬。…..调查城乡教友，计死难男女妇孺，总共三十有二人。』
又按《庚子教会受难记》之「山西大同府教会殉道纪略」中载：
「庚子年五月十八日（即6月14日），大同府城内，始有拳匪聚会练拳之踪迹。至是月二十四日，拳匪引众入内地会教堂滋闹，纪牧师全家及诸女教士等，猝不及避，迨后诸人皆避入官署。纪牧师夫妇为匪所殴，皆受伤倒地，匪众以为已死，弃而去之。事后，纪牧师夫妇避入一店舗中，遂亦送入官署。又有瑞典孙牧师等，闻警避入府署，得免于难。时地方官虽不敢痛惩拳匪，尚能竭力保护，故诸教士尚无大险也。
六月初一日，众教士始会合，聚居于纪牧师堂中，官拨兵五十名，驻扎保护，因孙牧师所居之处，相离较远，若不聚于一处，恐有鞭长莫及之势也。
六月初五日（即7月1日），为拳匪焚香拜神之大日期，蓄意仇教灭洋，是夜街头，常闻喊杀之声，但未侵入堂中耳。至于拨防之护兵，大不可靠，曾有一次欲纵火以焚其所当保护之房屋。以故纪牧师孙牧师等，虽外面有护勇，反多一层防备，愈觉夜不安枕矣。
自是以后，护兵日渐减少，直至六月十六日（即7月12日），但存二名而已。是晚七点钟时，忽有一武弁入堂，查点堂内现存人数，开造名册。又越一点钟时，有拳匪数百人，破门而入，先杀看门之人，时堂中牧师教友等，无路可走。
堂外有一武员，带领三百马步兵丁，团团围住，拳匪乃得以大肆杀戮矣。纪牧师孙牧师先被砍倒，次及妇孺，终乃放火，将礼拜堂住宅及尸骸等，付之一炬，成为大火窟矣。查六月十六日，同时在堂殉难之华教友，共有卅二人。」
（十二）中国历史的记载
按《义和团大辞典》作者温应州所着「大同教案」所载：
「1900年6月21日，山西大同义和团团民因教士横征暴敛，鱼肉乡民，酿成事端，毁县城教堂的钟楼。7月13日，又烧毁教堂2座、教民房屋6座。此后两个月内，共计惩处作恶多端的教士11人，天主教徒二百多人，基督教徒33人，并烧毁教堂教民住房一百余间。1901年，在山西庚子『小赔款』内赔偿了结，署大同镇总兵杨鸣礼革职，永不叙用。」
然而，上述11位教士中，有一名是生下来仅13天的男婴，一名不足2岁的女孩，两名5岁的儿童，一名6岁半的女孩；两位中年女教士和两对成年夫妇，怎可冠以「横征暴敛，鱼肉乡民」或「作恶多端的教士11人」呢？
《义和团档案史料》又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即1901年4月17日）军机处寄山西巡抚岑春煊上谕：
「署大同镇总兵杨鸿礼，该境耶稣教士六名被害，均拟革职，永不叙用。」
清廷继续与联军交涉，又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记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即1901年8月19日）再加发上谕判决：
「署大同镇总兵杨鸿礼，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据《清末教案》第三册，「外务部档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2年3月4日），「山西省巡抚岑春煊为查明上年各教士被害情形及抄送清摺等事咨呈全权大臣」一文中，「附件二」有拳首正法之记录：
「大同县有拳首王八斤子、王菳魁、马有福、施帼、郭万财、刘清香、王壮之、范成元和英三疤子等九人，除英三疤子自尽外，余均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即1900年7月下旬）处斩。」
又按上述山西省巡抚岑春煊呈文中，「附件六」有内地会教民房物连恤在内赔款细数单：
「大同县教民房物连恤共银八千四百八十五两二钱一分，该县人命卅九名。」
又在《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书中，内有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即1900年5月18日），山西大同义和团散发传单，宣传『灭洋』。」这段记载义和团在大同府出现，较上述日期更早。（笔者按：请参考第六册《清末教案》附录四有相同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即1900年6月26日），大同府属天镇县义和团数百人，集中庙内，整旗练拳，与大同镇兵数十营相遇，『各不相犯』」。
资料来源
（1）China’s Millions,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
McKee,1895:37,111,153,164,166;1896:108;
1900:129-133;1901:50,70;
I’Anson,1896:69;
Aspden,1896:69;
Smith,1896:140,148;
Thompson,1896:159;1900:2.
For all Shansi missionaries see1894:114;1895:53-56,122-124;1896:95-98,141-143;1897:110-112;1898:42,75,80-83.
Baptism:1895:25,1896:161,1897:153,167。
（2）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
McKee,1897:126;1898:134,164;1899:142;1900:85-86,152,172,174,214;1901:71-74,112.
I’Anson,1897:98;1898:165;1899:12;1900:152,172,174,214;1901:72-73.
Aspden,1899:32,62;1900:68,152,172,174,214;1901:112.
Smith,1897:84;1900:152,172,174,214;1901:74.Thompson,1897:56,126;1900:12.
For all Shansi missionaries see1897:65-69,109-111;1898:14,46,73-78,93-96;1899:30,74-79,165-168;1900:26-27,74-80,219-222.
Baptism:1897:42,1897:184.
（3）Broomhall,Marshall.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1.pp.144,297.
（4）Broomhall,Marshall.Last Letters and Further Records of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2.pp.51-61
（5）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77-78,459-461
（6）China Inland Mission.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1854-1948．《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7）China Inland Mission.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Shanghai: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June,1895;June,1900;January,1901.
（8）Edwards,E.Henry.Fire and Sword in Shansi,London: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1903.p.46.
（9）MacGillivray,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
（10）Campbell,Isabella C.MacLeod.Through the Gates into the City,Memorials of Stewart and Kate McKee,London:Morgan&Scott Ltd.,1910.
（11）柴莲馥编。《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上海：中国圣教书会，1911。（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1966。）第210—212页。
（12）季理斐（D．MacGillivray）编。《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全二册。下卷，第194、251—252页。
（13）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1-624页。
（14）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1页「大同教案」。
（15）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106、213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8，全六册。第三册，第187—208页。第六册，第731—7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