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八章：喜见同工

面对千头万绪的宣教工作，马礼逊一直希望伦敦会能派人来协助，在给理事会的信中他多次表达这样的期望。1809年十二月初，马礼逊又从广州寄出一封长信，除了报告现况之外，再度提出希望母会差派一名宣教士来。这一次他的信引起注意，伦敦会的理事会开始认真考虑加派人手到中国的可行性。1812年三月二十五日伦敦会写信告诉马礼逊，已经替他找好同工，将派遣米怜（William Milne）到中国协助他，由于路途，交通不便，书信来往费时，当马礼逊收到这封令他振奋的信时，已是九月二十一日了。可以想见，在这段等待回音的漫长过程里，马礼逊所感受到的疏离与不安。

1813年七月四日礼拜天下午三点左右，当马礼逊与妻子正要坐下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时，米怜请人捎来一张便条，说他已经抵达澳门了。马礼逊夫妇的惊喜，不言而喻。马礼逊在日记上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形：

「我们当然心里很激动，喜乐、希望和惊恐的情绪搅成一片，难以形容。我期待能有一位事工上的伙伴，已经七年（六年）了，现在他真的来了，就踏在这片土地上，远离我们自己家乡的岛屿，这件事让我感到快乐无比。我的玛丽，长期以来就一直盼望和祈求能有一位虔诚的同伴，来振奋我们孤寂的生活，与我们一起尽忠服事，现在听到米怜夫人来了，她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会被允许留下来，还是会被驱逐出境？两者都还不确定，不过两者的可能性未必相等。我们担心最后所发生的，是我们所不乐于见到的事。

我立刻赶到那间离我们家走路约十分钟路程的旅馆。一路上，我诚心地祈求上帝在每件事上赐下祝福和方向。当我们互相认识、寒暄之后，我找人用轿子送米怜夫人到家里，自己则和米怜弟兄依照当地的惯例拜访了法官和澳门总督，他们两位都很客气地接见我们，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米怜入境的意思。」

米怜比马礼逊小三岁，1785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的亚伯丁（Aberdeen），父亲在他六岁时就过世，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由于家境不好，他必须替人帮佣看羊，没有上过学，仅认得的一点点单字都是从母亲那里学的。十二岁以前的米怜，满口粗话、贪玩、任性，但从十三岁起，他变得爱看书，并且参加一周一次的夜间主日学校，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信仰，从此生活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常常一边放羊，一边默想、祷告，即使别人讥笑他也不在乎。将一生奉献给上帝、传讲生命真道的渴望，就这样慢慢地在他心里滋长，后来他有机会读到《传教杂志》，更萌生前往海外宣教的念头。

1809年三月，二十四岁的米怜向伦敦会提出希望成为该会宣教士的申请。伦敦会虽然对他的信仰与品格很满意，但是担心他的教育程度不足以承担宣教士的任务，询问他是否愿意先从宣教士的助手做起。米怜欣然同意，他认为只要能够服事上帝、让上帝得到荣耀，什么样的职务都没有关系。于是米怜在伦敦会的安排下，前往高士坡传教学院接受装备。因为知道自己程度不够，米怜在高士坡奋发学习，常常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而这为期三年的刻苦学习，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学校教育。

伦敦会原先希望米怜能前往非洲宣教，没想到马礼逊的那封长信改变了他的前途。也担任伦敦会理事的高士坡院长波固觉得米怜是到中国宣教的合适人选，极力推荐他，就这样米怜在1813年抵达澳门，成为基督教第二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可是满怀宣教热诚而来的米怜夫妇才上岸没多久，就遭遇挫折，处境比马礼逊六年前刚到中国时还惨。

七月九日，马礼逊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澳门总督告诉马礼逊，由于议会和主教强烈要求，米怜必须在八天内离开。经他一再恳求，总督才勉强同意放宽为十八天，并告诉他：「过去曾有人因为你印中国书籍，要求我取缔你的居留，但我念在跟你是朋友的份上，没向立法会议提出你的问题。」眼看日日祷告、期盼的同工，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惨境，马礼逊心急如焚得四处奔走，他向东印度公司大班求援，但遭到婉拒，转向荷兰及瑞典东印度公司寻求帮助，得到的也是爱莫能助的回覆。

马礼逊和米怜商量后，决定先安排米怜前往广州暂住，而米怜怀孕的妻子拉结（Rachel）则留在澳门，由马礼逊夫妇照料。马礼逊心里已有最坏的打算，如果米怜最终不能待在中国，那就送他到爪哇或马六甲。这样的计划并不让人意外，因为早在马礼逊成为东印度公司译员以前、为居留问题伤透脑筋时，他就有意前往南洋；即使在进入东印度公司后，当疲于兼顾公务和宣教事工而陷入低潮时，他也屡次兴起到南洋专心宣教的念头。因为他一直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兼具讲道、教育、印刷出版等多重功能的布道站，作为伦敦会亚洲各处宣教士的基地。

七月二十日清晨，米怜搭乘快艇偷渡离开澳门，先到黄埔，再以洋船管事身份取得通行证后，在隔天下午抵达广州十三行地区，投宿在一家美国人开的旅馆。容三德受马礼逊之托，当天就来看米怜，让他在仓皇的行程中感受到些许的温暖；而米怜居留广州期间，容三德除了提供生活上的协助外，还叫他讲一点广东话。

八月十日，马礼逊趁着到广州洽公的机会探访了米怜，他看见米怜窝在闷热简陋的房间很难过，建议他跟人分租美国商馆的房子，替他张罗简单的家具，并请自己的官话老师教他。米怜和马礼逊一样，也是耐得住寂寞、肯下苦功学习的人，日日苦读下来，中文进步得很快，三个月后已经能和中国仆人一起朗读马礼逊编的传教小册子。虽然马礼逊很满意米怜在语言上的进步，但想到他得在生活费高得吓人的广州躲躲藏藏，不能公开传教，觉得还是应该安排他到南洋去比较恰当。

米怜个人则希望留在中国。为了到中国宣教，他已经准备好一段时间了，怎能甘心轻言放弃、知难而退呢？他仍旧怀抱着一丝希望，当十月马礼逊跟米怜说东印度公司不可能雇用他为翻译助手，即使只是挂名都不可能时，米怜非常失望，开始正视去南洋的问题。十一月，米怜终于同意接受马礼逊的安排前往南洋。

马礼逊对这位新同工寄予厚望，他交付给米怜四项工作：发送他们译好的《新约圣经》（即《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和福音小册给当地的华人、找寻不受政治干预的宣教据点、调查当地华人的情况及有效的宣教方式、物色能够印刷中英对照著作的场所。事后来看，马礼逊的考量既正确又有远见，米怜在南洋开辟的宣教工场成为后来海外华人宣教工作的基石。

1814年二月十一日的午夜，米怜在马礼逊殷切的期许下，随同中文教师、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仆人，带着两千部《新约圣经》和一万五千本福音小册，搭船前往南洋，直到九月五日才回到中国。这虽是一次探路之旅，但马礼逊交代的任务，米怜都一一完成了，马礼逊非常振奋，也更加坚定以南洋为中国宣教事业起点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