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深井之水

9、话语改教家的灵性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4:12-13

到目前为止，我一生听过至少三千场讲道，我相信以后听到的会比这多很多。然而我能够记得的只有几场，那通常是非常糟糕或非常精彩的讲道。绝大多数的讲道我不记得了，这并非因为它们极其平庸、容易忘记，而是因为大脑只能储存那么多信息，我的大脑决定不储存那么多场讲道。尽管如此，我绝对相信它们给我留下了印象，在我的灵魂中悄悄地发挥作用，正如这些年来我从父母、老师、朋友那里接受到的很多教导和劝告的话语，尽管我也没有记住很多，但它们仍然对我产生了影响。有些真理我们未必记得，但它们往往塑造着我们——这是一条真理，唯愿牧师们能够带着更大的信念、自信相信这一真理，尤其是当它应用于自己的讲道时，因为在当今教会中讲道训练被严重地忽视。宗教改革时期的讲道在宗教改革时期却不是如此。今天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那位勇敢、执着、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的修士。他确实配得这一荣誉，即便在他有生之年，他的性格、著作、领导才能就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位巨人。但路德在他那个时代也以讲道著称、备受喜爱，这点却不怎么为我们所知，他的讲道与他的著作同样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他如此忠于讲坛，这本身就代表着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一个重大转向。在中世纪，无论是在教堂建筑还是在教会活动中，圣坛都是敬拜的中心，因为神父在那里主持弥撒。在宗教改革中，讲坛取代了圣坛，宣讲神的话语成为改革宗敬拜的最主要日程。当然他们也没有忽视圣礼，因为圣礼使讲道中阐述明白的东西成为了有形可见的。

路德在维腾堡的教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教会周日举行三堂公共崇拜，分别安排在早晨5时、上午10时和下午。在每堂崇拜中，会众都遵循礼拜仪式，唱赞美诗，祷告，领圣餐，也聆听讲道——很长时间的讲道。即便在那个时代，崇拜、讲道也不只限于星期天。维腾堡牧师讲道的内容周一、周二是教理问答，周三是《马太福音》，周四、周五是使徒书信（尤其是保罗书信），周六是《约翰福音》。路德承担了大多数的讲道，他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往往星期天讲道三次，周间三次至四次，外加在教会年历中特别的节日期间（尤其在他最喜爱的降临节和圣诞节期间）的讲道。在1528年的五个月当中，他讲道195次，一生讲道4000余次，其中约有2300次的讲道内容被保存了下来。

路德并非是个例外，其他改教家——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 of Strasbourg）、苏黎世的茨温利（Ulrich Zwingli）、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像路德一样经常讲道。加尔文超过了以上所有人，他星期天讲道两次，每隔一周就每天讲道一次，星期天专门讲解新约，周间讲解旧约（圣周例外）。例如，在1555年3月至1556年7月，他除了星期天讲道和周间在日内瓦学园授课外，就《申命记》讲道了两百场。一名速记员记录下了他在1549至1564年间几乎每一场讲道，这些讲道经编辑汇编达44卷左右。他在日内瓦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札（Theodore Beza）宣称加尔文一年平均讲道290次！难怪历史学家罗兰·班顿（Roland Bainton）说：“宗教改革赋予了讲道以核心位置。”

我们很难彻底认识到改教家们是何等地重视神话语的宣讲。今天在全世界无数的教会中，牧师们仍然讲道，有的讲得很好，以神的话语为丰富固定的日常饮食喂养、教导、激励忠心的信徒。但今天无论在牧者还是平信徒的心目中，讲道都不再像在宗教改革时期那样占据重要的位置，往往被其他似乎更为迫切的要求和责任排挤了出去。平信徒尤其期望教会提供大量各种各样的服务——从成立青年小组到成立病后康复小组。这些期望未必不对，我们的社会在不断世俗化，不再像五百年前（甚至二百年前）那样按照基督教信仰和伦理来运转，这造成了一个真空，教会面临着填补这个真空的巨大压力。可是，当我们要求教会（以及牧者）来为我们提供如许的服务时，我们付出了一个代价，那就是对圣经讲道的忽视，其损失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改教家们视讲道为他们首要的责任和最高的呼召，这转而反映了他们对神之道的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宗教改革时期灵性的基本特征，即，致力于宣讲神之道——基督教信仰最明显的表达。改教家们相信，神出于他无限的怜悯和慈爱选择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也为了拯救我们。这个自我启示的内容被称为神之道，神之道的最终体现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道、神完美的自我形象。神之道也被付诸文字，讲述救恩的历史，尤其是讲述这个历史在耶稣基督的到来中达到巅峰。最后一点，神之道在今天仍然透过神话语的宣讲以及施行圣礼（两者均指向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神之道）对我们说话。因此，由于对神之道的认识与委身，改教家们非常看重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用言语的方式表达神之道，圣礼是用有形的方式表达神之道。路德说：“相反，我们应当传讲基督”，

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确立对他的信仰；知道他不仅是基督，而且是你我的基督；有关他的话、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含义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通过宣讲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宣讲他的所想所给、宣讲接受基督对我们有何益处，我们可以在心中产生并且保持这种信仰。

改教家们从不认为唯有他们掌握了神之道，相反，他们希望将它传给普通百姓。所以，他们不仅宣讲神的话语，而且将它翻译成大众的语言，借助他们写的很多小册子、信仰告白、圣经注释和教理问答来解释神的话语，鼓励平信徒自己阅读神的话语，因而利用了新发明的印刷术。他们相信，神的话语是对所有人而不只是对少数被拣选的人说的。我们应当重视神的话语——殷勤地学习，昼夜思想，不仅头脑中相信，心中也相信，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它，坚信它不是从神而来的一句话，而是神之道本身。它是神对我们最终的自我启示，这个启示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中临到我们，在圣经中为我们记录了下来，继续通过宣讲和圣礼对我们说话。

宗教改革的背景

宗教改革指的是16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场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欧洲本身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政治实体——无论是大规模的民族国家，还是小规模的城邦——都宣告自己从教皇的统治下独立。城市文化的兴起产生了一类群体，他们要求教会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他们独特的需要和关切——例如，商业与贸易、婚姻与家庭、旅行与休闲等。在整个欧洲很多人对教会的不足越来越不满，那些不足确实太明显、无法视而不见。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教会急需某种改革，然而对究竟应该进行哪些改革，人们的意见却不那么一致。

罗马天主教的统治集团——修士、教士、主教、教授——没有作出多少努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题主要出在他们身上。在平信徒眼里，这个统治集团往往显得很遥远、与他们无关、腐败无能。修士们追寻的生活方式在平信徒看来即便不令人反感，也毫无吸引力；大学教授采用所谓经院主义的研究方法，探究一些在平信徒看来似乎愚蠢琐屑的神学问题；很多教区的教士纳妾，索要服务费，对基督教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主教和枢机主教享受在高位的俸禄与声望，却没有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最大的问题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身上。与为教会提供属灵领导相比，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教皇对收藏艺术品、兴建华丽的教堂、奢华的生活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丑恶可耻的行为常常受到尤其是伊拉斯谟（Erasmus）那类尖刻的人文主义者的讽刺攻击。由于以上及其他原因，宗教改革不过是一件一触即发之事。

宗教改革的结果与其原因一样复杂。今天路德和加尔文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改教家，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只代表着改革运动的一支。这一支被称作地方行政官改革，依靠地方行政官的政治权力来帮助改革教会，强调正确教义的重要性，宣告唯独借着基督、恩典与信心才能得救，唯独借助圣经才能认识基督、明白神的恩典、拥有信心。激进改革派的领袖（例如，门诺会的创始人门诺·西门［Menno Simons］）坚持认为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不够彻底。门诺会希望遵循圣经的一切教导（包括登山宝训），这导致了他们远离社会、拥护和平主义、拒绝起誓、拒绝担任任何政治职务。英国的宗教改革又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英国的改教家拒绝教皇对教会的权威，使国王成为教会的首领。此外，他们在神学上还达成一项妥协（被称为中间道路），尽可能让更多方满意，竭力围绕《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中制定的礼仪使英国国教会统一。天主教会的领导者也没有等闲视之，他们也采取措施改革教会，开始了天主教改革。西班牙两位神秘主义者——大德兰和十架约翰在西班牙极力推动改革；大主教孔塔里尼（Contarini）也试图在意大利推动改革，但结果不及西班牙的理想；罗耀拉的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创立了一个新修会——耶稣会——来夺回丧失给新教的地盘。最后，教皇召开了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会议在1545年至1563年间举行了三届，阐明天主教教义，改革教会的惯例。

尽管如此，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仍然是最著名的改教家。路德在修道院——中世纪文化的堡垒——中度过了几年，最终因投身于宗教改革信仰而离开修道院。加尔文在当时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学习人文科学，这引领他走上了一条也导致他皈依宗教改革信仰的道路。尽管所经旅途不同，他们最终都到达了同一个终点，两人都成了神话语的宣讲者。

路德的灵性之旅

马丁·路德（1483-1546）成长于农民家庭，父母的财富在慢慢地增长。父亲汉斯看重教育，希望儿子将来从事一份好的职业（比如法律），在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赡养自己。路德也愿意遵从，后来却改变了职业道路。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雨中，他向自己的守护神安妮许诺：安妮若保全他的性命，他就去当修士。他幸存了下来，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立即进入了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座修道院。

路德深深意识到自己有罪，特别努力地忏悔，以克服自己的罪感。可是无论他多么努力，他的忏悔似乎从来都不够有力。他每次一连几小时地认罪，也为自己不断犯的罪惩罚自己，讽刺的是，忏悔所取得的结果却与他的初衷相反，只会使得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罪。他的告解神父斯托匹茨（Johann von Staupitz）很为路德遭受的折磨担心，鼓励他研究神秘主义者。对神秘主义者的研究实际上却加剧了他的罪感，因为正如神秘主义者所强调的，在努力去爱神时，路德更加意识到自己缺乏对神的爱。如果说这段研究产生了什么结果的话，那只是使他开始恨神。不配感将他逼到了绝望的边缘，斯托匹茨迫切希望为他找到一个解救办法，于是派他去研究生院研究神学。获得学位后，路德在维腾堡新成立的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教授圣经和神学。

在维腾堡路德开始热切地研究圣经，发现了一些令他惊讶，也带给他安慰、使他感到恐惧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圣经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一个新的真理。几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声称自己是在研究《罗马书》一章时思想发生了转折。《罗马书》1:17尤其令他感到困惑和苦恼，他说：“我一定要读懂保罗的《罗马书》，这个信念牢牢攫住了我……但到目前为止，第一章中有一个词组一直妨碍我的理解。”那个词组就是“神的义”。他原来以为这个词组指的是他所谓的神主动的义（God’s active righteousness），亦即神审判、惩罚的标准，任何人只要未达到神完美的公义，都要受到这个标准的审判和惩罚。此外，他认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指的是唯有义人才拥有信心。路德知道自己不是义人，这意味着他没有信心，因而也没有得救。“我无法爱这个公义的神……我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一观点，我恨这个惩罚罪人的公义的神。”

但路德继续（用他自己的话说）“昼夜”思考这段经文，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他发现“神的义”指的是神被动的义（Gods passive righteousness），亦即神仁慈地慷慨赐予罪人的礼物；“义人必因信得生”指的是信心使人称义，而不是指义人拥有信心。路德被这一发现震慑住了：

这立刻使我感到自己仿佛得到了重生，仿佛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乐园本身。自那一刻起，我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来看整本圣经……我曾经恨恶“神的义”这个词，现在我开始爱上了它，把它当作最甜蜜的词语来赞美，也因此保罗的这段话对我而言成为了进入乐园之门。

在随后几年当中，路德开始给维腾堡的老师和学生教授圣经，逐渐让他们接受了自己的观点。他也开始挑战教会的弊病，例如，出售赎罪券。教皇发放赎罪券为的是减少忠心的基督徒在炼狱中必须逗留的年限，赎罪券制度成了募集资金的一条便捷途径，这令路德更加恼火。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与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设计出一个方案，雇用一位名叫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的多明我会修士在德国出售赎罪券。两位领袖打算分取利润——阿尔伯特需要那笔钱还债，利奥需要那笔钱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台彻尔是一位销售能手，知道如何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忧虑：“听一听你心爱的已故亲人和朋友的声音吧，他们在哀求你，说：‘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正在受可怕的煎熬，你只要花少量的捐赠就可以救我们脱离这苦海。’”台彻尔甚至还编了一首打油诗来拉拢生意：“铜钱落入钱柜叮咚一响，灵魂即从炼狱升上天堂。”平信徒成群结队地去台彻尔那里购买赎罪券。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挑战整个赎罪券制度，号召大家论辩。路德拒绝这一制度，是因为他认为该制度将得救简化成只是一笔金钱。在随后几年当中，他发展起一种神学，强调得救是神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牺牲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他坚持认为，基督——完美的中保——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偿付我们的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向信靠他的人提供赦免和永生。路德以婚姻为类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婚姻中，属于丈夫的也都属于妻子，属于妻子的也都属于丈夫。同样，我们的罪都被归于基督，他的义也被归于我们。

借助信心这枚婚戒，［基督］分担了他的新娘的罪、死亡与地狱的痛苦……因此，借助信心这个信物，相信之人在基督——她的新郎——中得自由，脱离了一切的罪，不再有死亡和地狱的危险，被赐予了基督——她的新郎——永恒的公义、生命和救恩。

福音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救我们脱离罪、死亡和地狱，甚至救我们脱离自己——我们微弱的努力与可怜的善行。

我们的神学之所以可靠，原因在此：它从我们手中把我们夺走，将我们置于自身之外，为的是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良心、经验、容貌或善行，而是依靠自身之外的东西——神的应许和真理。神的应许和真理是信实的，从不虚谎。

路德的抗议没有被置若罔闻，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最后引起了教会统治阶层的注意。在1517年至1520年间，路德出席了一系列听证会和辩论会，教会领袖希望改变他的观念，但他变得越发固执。1520年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路德则焚烧了教皇的诏谕作为回应。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时年仅21岁的查理五世传唤路德出席在沃姆斯召开的帝国会议（Diet of Worms），会上皇帝与教皇双双命令他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要求他给出一个简洁直接的回答。路德拒绝妥协，表示将唯独依靠圣经和理性坚持自己的立场。

除非被圣经中的证据或清晰的理性所说服，否则我不会单独相信教皇或教会议会，因为众所周知，教皇和议会常常犯错误，观念相互冲突。我受我所引用的圣经的约束，我的良心受制于神的话语，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主张，因为违背良心既危险又错误。我不会作其他选择，这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阿门！

加尔文的灵性之旅

如果说路德充当了宗教改革的主要催化剂，加尔文（1509-1564）则成为了宗教改革首要的神学家与组织者。加尔文早年即接触到当时知识界时尚的新人文主义学问。人文主义学者珍视古老过去的智慧，研究其经典著作。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圣经更重要。他们仔细研究圣经，利用当时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研究工具（尤其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尽力正确地诠释圣经。例如，德国人文主义者卢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精通希伯来文，出版了一本希伯来文语法与词汇，使其他学者能够用原文研究旧约。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就保罗书信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运用保罗书信作为评判教会的模板，对当时的教会，他的评价远非赞誉。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9-1536）是人文主义巨匠，他整理出版了第一本集文本与评注于一体的希腊文新约。与科利特一样，他也对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并未离开教会，他的人文主义者同仁大多数也没有。

加尔文在1533年或1534年间委身宗教改革信仰（比路德晚整整二十年）。他自己这样说道：“通过突然的皈依，神降服了我的思想，使它达到了一种顺服可教的状态。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思想很坚定，超出了你对我早年时期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的预计。”那时加尔文就决定成为一名基督教学者。到1536年，他已经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该书获得了很多宗教改革者的好评，他们当中有些人力劝他成为改教运动的领导者。但他拒绝了。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生性莽撞腼腆，这导致我总是喜欢退隐，不愿意抛头露面。”为了逃避法国的迫害，他去到斯特拉斯堡（当时属于阿尔萨斯，今属法国），以便能够继续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

一段时间之后，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意大利。瑞士爆发的一场战争迫使他绕道日内瓦，当时日内瓦因受到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正处在动荡之中，加尔文只打算在那里停留一晚，然后继续赶路。然而，他住在日内瓦城里这个消息传到生活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者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1489-1565）的耳中，他拜访了加尔文，极力劝说他留下来，帮助推进教会的改革。加尔文恭敬地拒绝，但法雷尔一再坚持。加尔文后来记述道：他说“在需要如此迫切之时，如果我还退缩、拒绝给予帮助，神会咒诅我的退隐以及我追求的学术研究的宁静”。于是，加尔文让步，在1536年日内瓦市议会任命他为该市首要的讲道人后，着手改革教会。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赞同他的策略，欣赏他的方法，或是喜欢他的性格。两年后市议会要求他离开日内瓦。

加尔文选择回到斯特拉斯堡，由此开始了他成年生活中最幸福的三年时光。他担任一个法国难民教会的牧师，也忙于追求其他兴趣爱好，写了几本重要的神学著作，与一些杰出的宗教改革领袖（包括斯特拉斯堡深受信徒喜爱的牧师马丁·布塞）发展起深厚的友谊，继续就应当如何组织教会形成自己的信念。1540年他与寡妇爱丽（Idelette de Bure）结婚，享受了九年婚姻生活，直到1549年爱丽患结核病去世。

与此同时，日内瓦的生活开始恶化。1541年市议会变得十分绝望，于是邀请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他起初拒绝，因为他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只有艰难困苦，但他最终选择了责任，放弃了安逸。“然而最后，对自己的责任郑重谨慎的考虑说服了我，使我同意回到我曾经被生生分离的羊群当中。可是，当我作出这样决定时，我是带着怎样的悲伤、眼泪、巨大的忧虑和不安啊！”加尔文在日内瓦度过了余生，献身于自己的工作。作为牧师，他关心自己的会众，执行教会纪律；作为神学家，他修订扩充了《基督教要义》，撰写了几本重要的专著，为几乎全本圣经书卷都写下注释；作为朋友，他与整个西欧的改教家保持大量的书信往来，成为首要的宗教改革普世教会主义者；作为领导者，他组织日内瓦（以及其他地方）的教会，创办学园教育年轻人，开展各种项目为日内瓦的公共利益服务。他写作的高产着实惊人，然而，他生命和工作的中心——位于他心中“正北”位置的——始终是讲解神的话语。他对神话语的坚信来自他对神话语的研究，神的话语让他确信它的权威。

加尔文论神的话语

和路德一样，加尔文相信，神透过自己的话语向人类启示自身，在这一自我启示的行动中，神选择了使自己“适应”我们人类的接受能力（尽管我们的能力有限），仿佛用我们尘世的语言说话。

稍有聪明才智的人谁不明白这点？就像保姆通常对待婴儿一样，神在对我们说话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惯于口齿不清。因此，这种说话形式与其说清楚地表明了神是什么样子，不如说是调整关于神的知识，使之适应我们微弱的接受能力。要做到这点，神就必须远远降卑于他的崇高之下。

神的自我启示在道成肉身中达到顶峰。耶稣因为既是神又是人，所以成为神与人类之间完美的中保。加尔文坚持认为：“因此很显然，除非借着基督，否则我们无法信靠神。可以说，神在基督中使自己变为渺小，为的是降低自己以适应我们的能力；唯有基督使我们的良心安宁，使我们可以敢于亲密地接近神。”

然而神并没有停留于此。加尔文坚持认为，神通过自己的天意引领救赎历史的书写进程。圣经也是神之道，因为圣经中记载了神在耶稣基督中的救赎行动。因此，神的自我启示既是有形的（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又是文字的（记载在圣经当中）。在圣经中，“神通过降卑以人的形式说话、行动，弥合了自己与人类之间无限的鸿沟”。加尔文以眼镜为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将一本书放在一个视力不好的人面前，他也许能认出这是一本书，但他“几乎看不清两个字”；但是，如果你给他一副合适的眼镜，他就能读这些字。同样，圣经“把我们头脑中原本糊涂的有关神的知识收集在一起，驱除了我们的愚钝之后，清楚地向我们显明真正的神”。

加尔文相信，圣灵在信徒心中提供了内在的证据，使他们能够理解、相信、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不可能有比神自己更高、更伟大的见证。“因此，在神能力的光照下我们相信圣经出于神，这不是通过我们自己、也不是通过别人的判断，而是超出人类的判断。我们绝对肯定地说，圣经从神自己之口流到我们这里，借助的是人的传道。”

加尔文并非忽视或拒绝接受那些确认圣经记载可靠性的证据，他清楚地意识到外在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巩固圣灵内在的证据所启示的内容。他列举了以下这些作为例证：圣经古老的历史；伴随着圣经写作者之见证的那些神迹；圣经在反对、逼迫、叛教之下仍然保存了下来；圣经信息的普世适切性。但是，无论这类的证据多么具有说服力，它们都是次要的，“这些证据本身不足以提供坚定的信仰，直到天父在圣经中启示了自己至上的权威，将对圣经的尊重提高到无可争议的领域”。

讲道人的重任

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神话语的宣讲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加尔文断言：“神只希望人们通过他的讲道人之口听到自己说话。”这是一份重大的责任，讲道人不可轻视，但它也是一份崇高的职业、一份巨大的荣耀。讲道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没有关系。相反，这恰恰符合神惯常的行事模式，神使用卑微之物来实现远大的目标。基督的受苦以及圣经中那些朴素、不加润饰的故事都极其符合这个模式，讲道的无力和愚拙也是如此。使徒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林前1:21）讲道是神用来拯救失丧之人的途径，“我们这些接受按立、传讲福音的人应当知道，神希望人们能够从我们的口中听到救赎的证据，希望我们成为他真理的见证，希望我们向从前失丧、受咒诅之人呈现救恩。神这样希望时，实际上是给了我们莫大的荣誉”。

路德则更进一步，他认为讲道起到了一个甚至连圣经也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讲道赋予了神的话语以声音，使人能够听见。他说，接收基督教信息的首要器官是耳朵，而不是眼睛，听比看更为根本，因为神曾经在耶稣基督中显现于世，他选择了继续通过自己话语的宣讲启示自身。神通过讲道呼召人们归向自己。

马丁·路德的讲道，“论圣餐”

“因此，对它[圣餐]不要如此冷淡。我们不是在强迫你，你应该自己主动地来。告诉你为什么应该来领圣餐，这是我的责任。你应该来领圣餐，其原因是你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命令，因为你感觉到自己信仰的软弱、有犯各种罪的倾向。没有任何的命令，这些危险就应当促使你来领圣餐。不是教皇、皇帝、公爵迫使我，而是我自己的需要迫使我……［促使我们去领圣餐的］那个需要是：罪、魔鬼和死亡始终存在我们的面前。圣餐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里给予你的不是毒药，而是治疗和拯救——只要你承认自己需要它。不要说：我今天没有预备好，我再等等。这是魔鬼的诡计。假如死亡到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你会怎么做？那时谁会让你预备好？毋宁说：既不是讲道人，也不是王子、教皇或皇帝迫使我，而是我自己的需要、领圣餐的益处迫使我。首先，圣餐是饼和酒中的基督的身体与宝血，神的话语［圣经］中有记载；其次，领圣餐的益处是罪得赦免，这包括需要及益处；第三，凡相信的人都应当来领圣餐。”（摘自《马丁·路德著作选集》，约翰·狄伦伯格编（Martin Luther: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ed.John Dillenberger））

如果你问一位基督徒，他是通过什么工作得以配称基督徒的，他只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听神的话语，亦即信心。因此，唯有耳朵是基督徒的器官，因为他不是因身体其他部位的工作而是因信称义，因信被断定为基督徒。

讲道人的准备

讲道是如此重要，什么样的讲道人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改教家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不仅对讲道有很多自己的观点，而且也对讲道人谈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他们力劝讲道的同仁成为神话语的好管家，这要求讲道人培养特定的品质。他们认为忠于福音是首要的。加尔文推论说，只有在真正宣讲了神的话语时，讲道才是神的话语。加尔文用“大使”、“管家”这类的词来解释讲道人承担的角色，他们的权威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受委托的。“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当神的仆人这样说话时，他们不将任何东西归功于自己，而是让人们看到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委托、接受到哪些指示，这样，他们就没有与神分离。”

但对讲道人而言，称职也很重要。人人都能阅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讨论神的话语，但并非人人都能在敬拜中宣讲神的话语。加尔文写道：“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牧师。”讲道人必须了解神的话语，理解教义，显示出敬虔的品格，拥有教导的恩赐。但即便这些品质也还不够，讲道人还必须是认真的学生。加尔文认为，缺乏准备是一个尤其危险、冒昧的错误。

如果我没有降卑去读一卷书就登上讲坛，轻浮地想象：“啊！等我登上讲坛之后，神就会赐给我足够讲解的内容。”如果我没有降卑去阅读或思考我应该宣讲什么，没有仔细思考我应当怎样将圣经运用到对会众的教诲上，就来到这里，那么，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江湖骗子，神会让我在这样的鲁莽中思想混淆不清。

改教家们不仅认真地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认真地学习良好的表达艺术，或曰修辞。修辞的第一条原则是：修辞手段必须与所传达的信息相符。宣讲神话语的方式应当与话语所讲的内容相称，宣讲的风格应当相应地一致。路德讲道使用评注的方法，先寻找经文的核心意思，然后在更广的上下文中解释这个意思。加尔文从圣经的开头讲到结尾，每次讲道涉及一卷书，逐节讲解（这被称为连续性的读经［lectio continua］），每篇讲道平均讲四节经文。路德和加尔文讲道时都不读讲稿。他们也运用各种修辞手段：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圣经故事（路德在这方面尤其擅长），重新措辞表达保罗书信中的段落，运用堂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词语、例子和比喻。加尔文认为修辞是一门有用的艺术。即便讲道人犯了错误，他认为那也应该是简单解释方面的错误，而不应该是艺术性的演讲技巧方面的错误。

因此，那种修辞既不应当受到谴责，也不应当受到鄙视，通常它不会导致基督徒被言词外在的华丽所吸引，不会用虚假的喜悦使他们陶醉，不会用丁丁声使他们耳朵发痒，也不会像用面纱那样用虚假的外观遮掩基督的十字架。相反，修辞往往会将我们唤回到福音天生的朴素当中，往往会通过自愿降低自己，高举对十字架朴素的宣讲，总而言之，修辞扮演的是先驱的角色。

讲道人的品格

改教家们承认，无论自己的职业多么崇高，他们仍然是普通人。他们认为讲道必须首先对讲道者自己说话，对此加尔文坚信不疑。在他看来，讲道人不将神的话语应用到自己身上而擅自解释神的话语，这是无法接受的。“讲道人如果不努力率先遵从神的话语，他还不如折断自己的颈项再登上讲坛。”加尔文非常害怕由此带来的危险，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避免这种自行其是的罪。“当我登上讲坛时，我不仅是在教导别人，自己也没有抽离出来。因为，我必须是一名学者，从我口中所出的话不仅应当造就别人，也应当造就我自己，否则我就有祸了！”

改教家们的讲道往往带有谦卑、人性化的特质，路德尤其如此。他显然明白人类的处境，这点常常浮现在他的讲道中。例如，在1530年受难周的讲道中，他谈到基督的苦难，以此为例说明信徒应当如何应对自己的苦难。

当苦难折磨达到极致时，它沉重地压在心头，以致人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注定会死去。然而此时你若能想到基督，信实的神就会来帮助你，正如自创世之初他一直帮助自己的儿女一样。因为，那帮助你的神是那始终如一的神。

路德常常指向耶稣的卑微，以此为安慰、鼓励的源泉。在一次圣诞节的讲道中，他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能给予人类更大的安慰了。”

基督成为了人，成为一个孩子、一个婴儿，在他万般慈爱的母亲胸前膝上玩耍。想到这幅图景，谁不受安慰？现在如果你来到这位咯咯笑的婴孩面前，相信他来不是要审判你，而是要拯救你，罪、死亡、地狱、良知、罪疚的权势就都被战胜了。

路德知道他的会众大多数是普通人，他认为讲道只针对杰出人物、忽视其他人是不对的，他批评那些只对受过教育、思想深邃的人讲道，而忽视了普通人之关切的讲道者。他曾对一位牧师同仁惊呼道：“天哪！教会里有16岁的少女、妇女、老人、农夫，他们不懂玄虚的事情！……将来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反对技巧高超的讲道者。”尽管路德受过很高的教育，他还是运用来自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习语例子，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说话。“我的会众中有四十多名医生和地方行政长官，我讲道时并不考虑他们，而将所有的关注放在婢女和孩童身上。如果那些有学问之人对所听的感到不高兴，他们可以出去。”

牧者关怀

每一位改教家都是牧者，他们关心自己所照管的会众的日常生活。加尔文写道：“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职责局限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以至于讲道结束后就可以休息，仿佛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似的。假若因为我们的懒惰，有些人灵魂失丧，神会要求我们偿付他们的性命。对这些人，我们应当更加仔细地关心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需要。”改教家们与自己的堂区居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差不多每一位重要的改教家都选择了结婚、生儿育女，很多人遭受了巨大的丧亲之痛，与残酷的病魔搏斗，所有人都面临着几乎不断的反对。我们掌握了很多路德的生活资料，因为在改教家当中他最爽朗坦率。例如，我们知道他痛失两个孩子，爱女玛德琳娜年仅13岁就去世，他几乎无法接受。路德倾心竭力地照顾她，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非常爱她，在过去一千年中神给哪一位主教也没有像他给予我那样如此宝贵的礼物。我对自己感到生气，因为虽然我有时会唱一点圣诗感谢神，但我不能从心里感到喜乐、向神感恩。”女儿临终时，路德跪在她的床边痛哭，祈求若合主的心意，就请主挽救她的性命，一会儿之后，女儿在他怀中去世。我每次给学生读路德记述女儿的去世，都感动得流泪，这段记述将理想化的路德还原成了一个普通人。

加尔文对爱丽的去世反应也同样强烈，“妻子的去世对于我尽管非常残酷，我还是尽可能努力地节哀……然而，所起的效果甚微。实际上，你知道我心灵的敏感，毋宁说柔弱。”加尔文丧妻的巨痛没有减轻，“我伤心的原因当然绝非寻常，我失去了美妙的人生伴侣。假如我遭遇不幸，她不仅愿意陪伴我放逐、哀伤，甚至愿意陪伴我奔赴死亡”。别人遭受痛苦时，加尔文也为他们哀伤。在提及密友查尔斯·理奇伯格（Charles Richebourg）经历的几起丧亲之痛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些事件令我如此悲伤，以至于我的心灵彻底被压垮，精神崩溃。”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加尔文既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学者，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朋友和牧者。很多人尊敬他不单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加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牧者，他的一位朋友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他：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他给你劝告时的那份忠诚与谨慎，接待每一位来到他面前之人的那份善良，回答那些想倾听他在极其重要问题上意见之人的那份果断清晰，厘清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和难题的那份能力。我也无法表达他能够安慰痛苦之人、扶起跌倒和忧伤之人的那份温柔。

神之道对于我们

改教家们努力使自己的讲道出色，因为他们非常看重神之道——无论是成为肉身的道，还是写成文字的道、宣讲出来的道、在圣礼中成为可见的道。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个道？首先，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正是在写成文字的道中，我们开始认识成为肉身的道以及神的救赎工作。圣经讲述了一个人类抵挡神、神永不放弃人类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充满了身负缺点的英雄、奇怪的情节曲折、邪恶的卑劣、良善的得胜，这个得胜是通过一个无人预料到的方式——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取得的。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对人类深层的处境说话。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真理，我们需要这些真理来明白自己的故事。神在过去成就的，他在今天也能够成就，因为他是那以同样方式工作的同一位神。而且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故事被赋予意义不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故事，而是因为它被置于救赎的历史这个故事当中。福音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世界。

因此，为了我们自己的属灵健康，我们必须好好学习这个故事，反复阅读它——不仅是为掌握基本事实，还为能够以敬虔的心领悟它。敬虔的阅读要求我们不但了解这个故事，而且要将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鼓励我的学生尽量在一年当中通读整本圣经，这使他们能够把握这个救赎故事大的整体，我也挑战他们背诵重要的章节（例如，《诗篇》27篇、《以赛亚书》55章、《马太福音》5-7章、《罗马书》8章、《腓立比书》3章），从早到晚默想这些章节。这些训练使学生发生了改变，因为圣经故事也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其次，我们必须学会听神之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听不同于读：听运用耳朵，读运用眼睛；听是一个集体的活动，读是一个单独的活动。作家尤金·毕德生说：“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项活动，涉及到很近距离的两个或多个人。读涉及一个人与一本书，书的作者可能距离你很远，或是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去世，或是既距离遥远又已经去世。听要求听者专注于读书者，他多多少少受读书者的支配。”实际上，书面形式的神之道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文字，圣经故事——律法、先知书和福音书——是经过世世代代从教师传给百姓、从师傅传给门徒、从父母传给子女的。这个故事逐字逐句、借一个又一个的手势被讲述、被聆听、被重复、被记住，直至嵌在了神子民的记忆中。早在付诸文字之前，它就作为口头传统流传。即便在形成文字之后，神的话语也往往更多地被大声朗读，而不是个人默默地阅读，因为这是赐给整个群体的话语。

我们需要重新找回聆听神话语的艺术，让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仿佛神是那说话者，我们是听众。阅读时我们掌握控制权；聆听时，神的话语掌握控制权。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聆听宣讲出来的神话语，我相信我们永远不会成熟到不再需要人宣讲神的话语。很多人从未听到杰出的讲道，因而不知道我们缺失了什么。没有什么能与听到一场出色的讲道相比，在这样的讲道中神自己仿佛在说话，它唤醒了我们对神话语更深的渴望。平信徒至少应当和牧者一样重视讲坛，因为他们的属灵健康取决于它。主日上午在教堂露个面，不带任何期盼——期盼听到一句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很容易流于这种形式。当然，并非每场讲道都会深邃、有趣、流畅或体现讲道者的博学，但我们可以期盼每场讲道都忠实于圣经、能够应用于生活。唯一真正糟糕的讲道，是那种对耶稣基督——神之道——的宣讲没有能够使我们在信心与顺服方面增长的讲道。

如果讲道没有达到标准，我们可以带着谦卑、祷告的心私下去找牧者，说出自己的想法，提出具体改进的建议。以诚恳的态度冒犯别人，胜过容忍平庸、结果发现自己每当主日早晨到来时都烦躁不安，更糟糕的是，降低自己的期望，直至最后不抱任何期望。对牧者坦陈自己的想法，他的反应可能会使我们惊喜。我认识的大多数牧者都希望成为更好的讲道者，如果说他们害怕什么的话，那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不在乎、无精打采、离开教会。讲道是一种交流形式，说话者主要是牧师，但他们也需要听到我们的声音——无论是欣赏还是批评。但我们必须仔细掂量自己想说的话。我听到很多牧师谈起别人对他们讲道的评论，那些评论空洞、无礼，甚至刻薄，没有能够将风格与要旨区别开来。假如我们去找牧师，我们应当努力做到言语有分寸，愿意接受自己的建议产生的结果。牧师可能会要求我们参加周二上午的学习小组，帮助他们准备周日的讲道，或者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日程安排，好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准备。

第三，我们应当将圣经应用于生活。改教家们讲道时没有将圣经局限于个人私事，也没有走向相反的极端——追求讲道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却没有将讲道扎根在圣经当中。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释圣经的教导，然后将它应用于堂区居民的生活当中。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商业、政治、公共娱乐、家庭生活、苦难和社会不公，在这点上效法他们，我们不会有错。在学习、宣讲、聆听神的话语时，我们应当想到世界的需要，而不是仅仅想到自己个人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多么迫切）。卡尔·巴特曾经说，讲道人在准备讲道词时应当一手拿着圣经，另一手拿着报纸。平信徒看待基督教信仰时也应当记住同样的原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投票选举、如何改革医疗体制、如何结束苏丹内战，但圣经为我们应当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提供了总体原则。改教家们既坚信圣经的无上权威，又坚信基督徒应当参与文化。我们作为他们的继承人，效法他们的榜样是明智之举。

尽管如此，圣经最重要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指向神之道本身——圣子耶稣基督、世界的救主。对我们应当如何遵行神之道，改教家们有很多论述；但最终，对有关神之道我们应当相信些什么，他们的论述更多。他们宣告，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拯救我们。正如他们在自己充满激情与异象的讲道中反复表明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远不止这点，但这点是基督教信仰的底线。改教家们最终不断地回到基督教信息的核心——耶稣基督是神之道本身，他来是为了启示神、使我们与神和好。

讨论问题

1.改教家们是如何解释神之道的？

2.这种解释如何影响到他们对事工的看法？

3.神的话语在路德和加尔文的灵性之旅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4.路德和加尔文是怎么宣讲神的话语的？

5.神的话语讲述了神在历史中自我启示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的道成肉身、生命、受难与复活中达到高潮，我们知道这是神救赎的故事。明白圣经中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何意义？

6.你如何在这个救赎故事的背景下理解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