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DWL第四章

第二部：抗议、回应、深入的教会

第4章 深入的真理

长老会救主堂启用前的六个月，我参加了一个本地的植堂会议。会议的赞助者是一个新兴教会网站「乌斯」（theOoze），由布尔克（Spencer Burke）所管理。大部分讲员都是橙郡一带很成功的植堂者。其中一场研讨会讨论如何使福音接触文化、后现代处境是否需要用新的方法。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处境化是所有植堂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研讨会的主席是一位二十二岁的牧师，在加州富乐屯一所迅速成长的教会牧会。这间教会专向二十多岁的人传福音。这位牧师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教会必须成为后现代，才能接触这一代。我对这说法很陌生，不是因为我听不懂相关名词。我在四年前完成博士论文，其中一章就论到后现代主义。我觉得自己相当理解这项课题。

因此，我举手问这位年轻的植堂者一个问题：「你是说，教会必须成为一种能够接触后现代主义者的教会，还是教会必须成为后现代，才能接触这一代？」他的答覆令我大感惊讶。他说：我们必须成为后现代。

我很震惊，因为根据我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所以，我认为这位年轻的牧师所指的是，他要牧养一所相对主义的教会，而非牧养相信相对主义的人。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教会有扎实的福音信仰，以福音为中心，不属于后现代主义。我们的对话很快转向处境化的其他层面，如影音事工。然而，他的答覆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后现代主义是否已被重新定义？他们是否损害了福音？还是说我老了？

我尝试理解这位年轻牧者的意思，立刻就发现新兴作者对后现代一词的理解和我不一样。这位牧师想必是从麦拉伦的《教会大变身》（The Church on the Other Side）或琼斯的《后现代青年事工》（Postmodern Youth Ministry）学到这新定义。

我阅读他们的书时，发现麦拉伦和琼斯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不但和我不同，连在谴责福音派教会与启蒙主义的联系时，也到了令我不舒服的地步。他们的批判「格杀勿论」，连我所属的传统也不能幸免。我感到受伤。但我继续阅读。我想要理解他们。我和他们一样不喜欢启蒙基础主义（稍后我将解释这个认识论上的名词），启蒙基础主义使文化和教会在许多方面变形。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后现代主义——似乎是问题的一部分。我很好奇。我是否误解他们？抑或他们错了？

以往的情况

我在1990年代早期就读富勒神学院时，后现代主义仍是相当新的概念。在我的记忆中，神学院里没有特别探讨这项课题的课程。即使是处在思潮尖端的乔治城大学，政治哲学课也未涵盖后现代主义。

在乔治城大学上了两年的课之后，我必须选择论文题目。这是相当吓人的任务。我在惊慌失措之中打电话给一位好朋友大卫-梵希姆（David Van Heemst）。他在夏律第镇的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修读同一个学位。

我说：「大卫，我不知从何着手。我必须找一个能在未来三年里吸引我兴趣的题目。帮个忙吧？」

他回应道：「吉姆，你用了两年学习政治哲学史的最佳作品之后，还有什么强烈的问题是你迫切想找到答案的？」

想了一想之后，我提出四、五个问题，包括一个知识论（我们如何认识实存）和一个伦理学（个体和众人如何避免相残杀，建立社群）的课题。这些都是很好的政治哲学题目，也是对事工和教会很有助益的问题。

他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后现代主义作者也在问同样的问题。」

这让我大感兴趣。我想进一步理解。

因此，我开始研究、阅读手头上所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世俗文献及基督教文献。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世俗作者或基督徒作者，都把后现代一词当作激进现代主义的同义词。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让我们先从一个定义开始。始于十七世纪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拒绝超然真理的世界观，认为意义存在于理性与个体。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来自于理性，而不是启示。四百年后，这种世界观造成道德、自我、群体都分崩离析。理性本身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维持伦理与道德。理性的个体若与神的启示（意即存在与伦理的泉源）切割开来，就缺乏资源去维持健康的自我意识并参与社群。个体被孤立、无根、抽离于传统和社群之外。这将导致社群的崩溃，因为社群需要的是稳定、成熟、能够施予的参与者。对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最佳描述是：一个人独自看电视。

一些批判者认为，现代主义固然不好，后现代主义更要不得。事实上，大部分作者把两者混为一谈，称后现代主义为极端现代主义（hypermodernism），与启蒙主义同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位作者称后现代主义为激进的现代主义。激进的现代主义把个人主义推向极端。每个个体都与传统和群体切割开来，每一天都在重新创造自己。真理成了慰藉人或帮助人面对人生的东西。因此，所有真理都相应于每个人的情况。相对主义当道、社群分崩离析、伦理被抛出窗外不屑一顾。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糟，因为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推向其必然的合理结论。从这角度来看，不管如何重塑，后现代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作为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会更迅速了结病人生命的治疗。

后现代主义是否垮了？

我对后现代主义有负面的看法，因此对寇尔森（ChuckColson）2002年的广播节目《极点》（BreakPoint）中的一篇评论《后现代主义的垮台》并不感到意外。我非常欣赏寇尔森，读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也很钦佩他这些年来在监狱团契的工作。我完全认同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广义概述，只是倘若换成了我，我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谁能挑出他的错误呢？然而，麦拉伦却写了一封抗议信。他认为寇尔森完全错误地描述这项课题，对新兴教会里许多欣赏后现代主义，深信它是基督教的盟友的人不公平。

寇尔森究竟说了什么，对麦拉伦而言如此具有争议性？寇尔森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和我论文里的定义一样，视其为现代主义最坏一面的延续。寇尔森坚称后现代主义导致以下的宣告：「超然真理不存在」、「使我们理解实存的宏观叙事不存在」、「所有原则只不过是个人的喜好」。赞同这些说法，会对教会和文化造成莫大的损害。至终，若没有一位颁布律法的神，生命会被煮干到只剩权力，端看谁能够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在九一一过后的时代，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使人无法对邪恶作出道德判断。

寇尔森的说法是否正确？麦拉伦可以在寇尔森的分析中挑出什么错误？

延续与断裂

我读了唐宁（Crystal Downing）的《后现代主义如何辅助我的信仰》（How Postmodernism Serves（My）Faith），于是恍然大悟。我懂了。唐宁评论道，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取决于我们究竟视其为启蒙主义的延续，抑或已和启蒙主义断得一干二净。我和寇尔森一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激进延续，但新兴教会的麦拉伦等人却相信后现代主义已经与启蒙主义断裂，因而从较正面的角度理解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按着启蒙理性的形象来重塑世界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资本主义。

这正是麦拉伦对寇尔森的回应。他表明自己也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反对放弃所有的界线与真理。他也相信超然真理。麦拉伦和寇尔森不一样，麦拉伦不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启蒙相对主义是同义词，反而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解决方案。这突显了这项辩论的问题：新兴教会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传统教会非常不同，由此产生了各种误解、猜忌、敌意。对传统派思想家而言，后现代主义意谓相对主义、没有真理、没有道德。他们不要这种哲学进入教会。如此而已，不必多说。这是我过去的观点。这是为什么我对会议中的年轻植堂者有那样的回应，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两艘船在夜间擦身而过

我读得越多，就越发现新兴教会和传统教会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的关系，看法大不相同，虽然使用同一个名词，指的却是不同的东西。他们好像两艘船在夜间擦身而过。同时，两者都犯了一概而论和夸大对手缺点的错误。双方都犯了竖立假想敌的错误。

让我举例说明。新兴教会的人倾向于夸大传统教会被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俘虏的程度，却忽视过去一百年来福音派思想家对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这些思想家包括凯柏尔（Abraham Kuyper）、鲁益师、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杜依维德（Herman Dooyeweerd）、伍斯特福（Nicholas Wolterstorff）。早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出现以前，这些基督教思想家已经谴责教会被科学及理性主义俘虏。我纳闷的是，像葛伦斯（Stanley Grenz）和弗兰克（John Franke）这样优秀的学者（新兴教会两位深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竟然也未提及这点。新兴教会似乎为了修辞目的，使用以偏概全、有欠公允的论调去谈论传统教会。

但传统教会也同样有错。传统派的思想家不先理解新兴教会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何意义，就先入为主地认定新兴教会离弃了历史性的基督教。这肯定不是整个运动的情况。诚如麦奈特所言，新兴教会的许多人，包括麦拉伦，都拒绝「强硬派」的后现代主义；接受激进相对主义或深层建构主义（拒绝所有启示及外在权威）的人也寥寥无几。麦奈特声言，为了公平起见，传统派的作者务必尝试按着新兴运动跟随者的观点来定义这项运动。若做不到这一点，恐怕双方都会继续对牛弹琴，危害到整个教会。

维吉尼亚大学的基础主义

我在2008年十二月造访维吉尼亚大学。这所大学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1820年代所设计和创立的，是美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建筑仿希腊和罗马风格，非常出色，也很吸引人。我先前往位于原校址核心地区的「圆楼」（Rotunda），从庞大的楼梯井步行上三楼的「圆顶室」。欣赏了杰弗逊模仿希腊神殿所设计的圆顶后，我翻开入口处拿的旅游小册。册子提到：「杰弗逊模仿罗马的万神殿设计了圆楼。杰弗逊深受启蒙主义影响，引导他的原则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正因如此，杰弗逊把图书馆设在圆楼的中心位置。这座「学术村」的中心地带没有任何教会，不同于受到清教徒启发的院校（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一百多年来，圆楼成了该校的图书馆、知识中心、大学的「圣殿」。理性与知识是自由、自主的支柱。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梦。

我从圆楼往北走，十分钟后抵达「大学圈」（UniversityCircle）。这里有一些古老的公馆，如今是大学社团的会所。这些公馆中有一所修复的房子，现为「高级文化研究所」（Institutefor Advanced Studies in Culture）。我到那里访问其中一位学者——耶鲁大学退休教授伍斯特福（编注：作者在谈话中常依伍斯特福之名Nicholas而暱称其为Nick「尼克」）。他是美国最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委身的基督徒。

我问尼克：「杰弗逊是不是基础主义者？」他的答覆令我大感惊讶。

「当然是。不过今日大部分的福音派信徒也是。」

我提到新兴教会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的见解。基础主义是他们对传统教会的核心抗议。新兴教会认为，基础主义者已被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俘虏。

我问道：「尼克，什么是基础主义？」

他顿了一下，斟酌用词：「这有点像虐待儿童。没有人愿意被称为基础主义者。基础主义成了一个嘲讽的名词。基本上，基础主义是对确定性的寻索，试图把人的信念建立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为之辩护。」

我想起自己在乔治城大学时会研究启蒙主义。三十年战争期间（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一书。他在书中尝试在宗教以外奠定一套哲学基础，希望能团结各国各族的人民，结束困扰欧洲的战争。基础主义认为知识可以建基于不证自明的真理，无须宗教或任何其他外在权威的支持。换言之，知识有一种「无敌的确定性」。新兴派思想家声称，基础主义感染了传统教会，塑造了传统教会对讲道、领导、群体、教会结构的观点。

我举起尼克写的那本《宗教范围内的理性》（Reason Withinthe Bounds of Religion）说：「这是我到这里的原因。我念研究所时读了这本书，在飞机上又重读了一遍。你虽然没有给一个名称，但你似乎在构思第三条路。对吗？」

「对，我没有给一个名称，但那的确是第三条路」。

我提醒他书中有一句话：「基础主义在各方面都问题重重——我认为我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放弃这种病入膏肓的意识形态，学习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生活。」我问道：「你是否仍然认同这句话？」

他说：「是的，没错。基础主义有许多问题。」

我问道：「你是不是一个后基础主义者？」他点点头，进一步指出，启蒙主义追寻一条建基于无懈可击的理性与科学确定性的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不可能成功，也从未成功过。

「你是否倾向于认同新兴阵营的这个说法：『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存在的』？」

尼克回应道：「我同意。以我们的所知而言，根本没有绝对确定的东西。建基于不证自明的真理的经典基础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他说这话时，我看着我在书上留下的笔记：「我们的未来—–将是非基础主义的。」

我擡起头来，不再看笔记，问道：「如果基础主义已死，你为何说福音派信徒是基础主义者？」

他说道：「基础主义是死了，但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行事仍然像基础主义者。」

基础主义如何影响传统教会

我告诉尼克，新兴教会同意他的说法。新兴教会也主张，不管传统教会承不承认，基础主义的确影响了传统教会。我提到自己和新兴村的琼斯的一段对话。琼斯称基础主义为「有界集合」（bounded set）的思维，意思是说，有界集合的教会尝试证明圣经是真理，因此使用了启蒙理性与科学的工具，对这些工具的依赖，却导致过度自信与夸胜主义的精神。这种过度自信可导致骄傲，对所知之事缺乏谦卑的态度。

我相信琼斯要说的是，像这样追求不容置疑或绝对肯定之事而产生的过度自信，是最令新兴教会反感的。对新兴教会而言，基础主义的牧者往往予人一种刻薄傲慢的感觉。他们似乎缺乏虚心和受教之心，也缺乏善心。他们拥有所有正确的答案，其他人都是错的。我想，许多新兴领袖被这种傲慢的态度刺伤了。这种态度使对话、学习、成长停滞不前。尼克同意这是有可能的。

传统教会为何陷入此光景？尼克继续指出：「他们委身于实存主义，也就是『现成的实存』的确存在这一点，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这种有关实存的理论的形上学观点，意谓他们要委身于基础主义的认知观。就是这一点使他们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显得生硬、傲慢、夸胜。」这种态度伤害了新兴阵营许多人，他们像尼克一样，都是后基础主义者。

我问道：「但是，后基础主义者是否相信我们无法认识实存？」这是否使我们委身于「实存乃是我们自己建构的」观念？「简言之，尼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相信『彻头彻尾的建构主义』？」

他郑重地指出：「不是。」

我们的知识论不属于基础主义，是否意味着我们不相信「现成的实存」呢？诚如尼克在《宗教范围内的理性》一书所说的，他并不否认，「在本质上独立于我们的观念与信念之外的客观实存是存在的」，也不认为「你我不能对客观实存持有正确的信念。」他并不认为，拒绝基础主义意谓接受「没有规则、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的态度。

新兴教会有什么看法？他们是后基础主义者，接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尼克回应道：「后现代主义在否定面做的工作是好的，但他们正面的尝试，也就是为公义和人类的尊严找到一个基础，这方面却做得不太好。」

我想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因此问道：「为什么呢？」

「因为后现代主义往往不委身于现成的实存。说到本体论，也就是有关现今、实存的理论，他们往往在成了反实存主义者（anti-realists）。」

我说：「这很有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新兴教会借助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基础主义的批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说到他们的正向工作，也就是建构一种本体论来保卫公义的这方面，他们追赶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可能追得太快了。」

尼克答道：「我想这是对的」。太快追赶后现代主义的潮流

访谈之后，我细细思考尼克所说的话，并且想起了琼斯。琼斯相信基础主义伤害了教会，使教会变得夸胜又傲慢，因而拒绝这种意识形态。然而，琼斯是否过于仓促，以至于他没看见后现代主义与后基础主义的共同点，而且也忽略了两者的差异？换言之，他是否太快就接纳后现代主义？这会不会对新兴教会事工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在思考尼克的话时，意识到这一点从琼斯的第一本书《后现代青年事工》就可看出。他从富勒神学院毕业后，旋即在墨菲（Nancey Murphy）教授的启发下撰写这本书。琼斯主张，后现代主义对青年事工和教会是绝对的适切。他开宗明义声言，后现代主义是基督教的朋友。后现代主义拒绝了启蒙现代主义，因此衬托出教会里那种剪不断的基础主义。琼斯在这本书里使用了上文提及的后基础主义论据。若意识到他如何定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为何在书中说了一些似乎惊世骇俗的话。例如，他说「用英文大写字母T拼写的Truth——真理，并不存在」时，并不是指说没有真理，而是指建基于启蒙基础主义的真理并不存在。

当琼斯说「凡事都是相对的」，他并非为个体自我创造真理辩护，而是指所有的实存都是诠释的工夫，被我们所戴的眼镜（亦即我们预设的信念）所形塑。因此，「一切都在于信心。」他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些基督徒思想家所以为的那般邪恶。反之，许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教会应该欣然接受的。我们不再仰赖科学论证模式的鼻息——无需解释或合理化一切。」

后现代主义用于否定和批判经典基础主义时，我想琼斯是正确的。后现代主义帮助我们看见诠释的重要，以及普世极权式理性的错谬与危险。其中的祸害显然可见：在西方有猖獗的个人主义，在东方有诸如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论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尼克会同意这说法。

后现代主义不足之处

后现代主义在建设性层面就没那么有益了。解构了启蒙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提供什么建设性的工具？拒绝经典基础主义是一回事，解释我们如何看待不同的诠释并从中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则是另一回事。后现代主义能否帮助基督徒建构一个健康、改变人生命的群体，促进有建设性的文化处境化过程？对于自我身分和成熟个体的塑造又有何见解？在人寻求公义时能提供什么资源？于是，我们从知识论谈到了本体论。

我问尼克：「新兴教会在什么地方出了错？」

他回应道：「我想他们犯了和传统教会类似的错误。若传统教会认为他们的本体论使他们委身于一种基础主义的知识论，新兴教会则犯了相反的错误，以为他们的后基础主义使他们必须委身于反实存论的形上学，亦即我们只能按着个体或群体的观念来认识实存。然而，事实上，实存就在那里。我看得见，你也看得见。」

我同意，即使没有神的启示，非基督徒也看得见这实存，只是拥有神话语的信徒可以看得更清楚。有一个外在的权威告诉我们与这实在有关的事。尼克指出，这就是加尔文所谓的「眼镜」——这副眼镜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已存在的实存。

最重要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对某种类型的启示保持开明的态度，却不能，也不提供外在的权威来引导群体的生活。若没有外来的启示，我们怎能真正知道如何建构美善的生命、活出美善的生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伦理是在群体内建构的。事实上，琼斯称他的立场为「关系性的诠释学」，以此发现实存（诠释学即诠释的理论与方法，尤指圣经诠释）；真理是我们和圣灵一同在群体中发现的。这当然有别于基要主义的「有界集合」式命题主义，这是一种受基础主义奴役的立场。

和尼克会谈之后，我意识到为何新兴思想的某些层面使我担忧。我虽然拒绝经典基础主义，却不能欣然接纳关系性的诠释学。我相信神话语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是实存，并为基督教群体提供权威。我们把形上学建立在神的启示上，这启示让我们可以确信自己实质地认识「现成的实存」。

我想，新兴教会里有许多人太快就欣然接纳后现代主义的「建构主义」知识论——知识是群体内的人创造和建构的。除了启示之外，哪个特定传统、群体，或历史都作不了主。先知式声音并不存在。

一些新兴阵营里的人显然并未意识到，后基础主义有好几种，其中一些比较符合基督教，另一些（特别是非实存论的）则与基督教背道而驰。非实存论与基督教不符，因为它实际上是极端现代主义或强硬派后现代主义。我不是说新兴教会的琼斯等人接纳反实存主义，只是说他们没有谨慎地把自己对后基础主义的热诚与非实存论区分开来。

这为何对教会很危险？盲目接纳强硬派后现代主义的基督徒，乃是向史密斯（James K.A.Smith）所谓的「关联主义模型」（correlationist model）敞开。箇中的危险在于他们让周遭的历史、语言、群体，而非神的启示，来确立他们的世界观。换言之，信仰与文化关联起来。这就是自由主义神学多年来在做的事。一个不小心，新兴教会可能会陷入同一个陷阱。史密斯指出，倘若此事发生了，福音将被文化吞灭。我担心新兴教会因为一心想把福音处境化，向后现代主义的人传福音，因而失去了福音对抗文化的信息。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称之为「混合主义」（syncretism）。

超越基础主义与强硬派后现代主义：四大宣言

若传统教会的实存论是正确的，只是基础主义不对；若新兴教会的后基础主义批判是正确的，但形上学不正确，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尼克说：「把两者分开」。诀窍在于既不作基础主义者也不当反实存论者。我们不能把两种不兼容的形上学与知识论结合起来，传统与新兴双方却一直尝试这样做。第三条路拒绝经典基础主义和强硬派后现代主义，而那就是深入的教会。

我离开尼克的办公室，走回大学校园，脑海中浮现对这项辩论的新洞见和不同的观点。我坐在圆楼北侧的长凳上，心想：「这第三条路，对深入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它如何影响我们所属的教会——包括内在与外在层面？」我从夏律第镇远道而来寻求答案。我想我找到了。

首先，我非常确定，深入的教会必须是后基础主义的。我认同尼克的洞见，意识到不容置疑的肯定性是不存在的，连信徒也不可能拥有。没有任何哲学基础可以支撑我们的认知观。但这并不表示「没有规则、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我们纵然意识到语言始终介于我们与实存之间，信念往往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诠释，却仍相信外面有一个客观实存，我们对它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万物并非相对于我们的情况或群体。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文化。但超越的途径，并不是回到启蒙主义、透过个体或群体来创造自己的实存。我们的途径是活在教导并改变我们的圣经故事中。

第二，深入的教会相信基础，但基础建立在信念而不是理性之上。在这方面对我最有启发的就是尼克。相信，是为了理解。我们依靠的是对启示真理的信心，而非不容置疑的基础。我们应跟随奥古斯丁这位最初的后基础主义者。他说：「我相信，是为了我可能理解。」我们对真理的寻索是一种「诠释学的循环」，起点不在于引致信心的知识，也不是引致知识的信心。我们如何进入这循环？起点在我们之外，有圣灵把我们放进信心与知识的循环。这意味着我们既非客观主义者，也不是主观主义者。我们是另一种人。因此我们不会让福音过于接近文化，与之混合。我们会避免关联主义或激进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认为群体才是真理的惟一源头。

第三，我们坚守纽毕真所谓的「合宜的自信」。我们因着把知识赐给我们的那一位，而对自己的所知保持谦卑，有所节制。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很容易从自我中心和自负的角度去看实存；我们看清这一切都是恩典。这使我们对那些看不见我们所看见之事的非信徒保持谦卑。因此，当政治家不能理解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我们仍在公共领域中保持耐心。

「合宜的自信」使我们用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其他对圣经和真理持有不同看法的信徒。我们承认罪对自己的影响，意识到我们无法一直看得很清楚，也意识到我们的神学立场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圣经真理。我们愿意向其他传统学习，相信他们的观点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实存好像一颗多面向的钻石，而我们往往只看见其中一两面。因此，我们需要其他传统让我们看见这颗钻石的更多面。深入的教会称之为「多元观点主义」（multi-perspectivalism）。我们在福音书里看见这一点：四福音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多元观点主义能减少骄傲，使我们在认知上保持谦卑。

最后，接纳后基础主义不表示我们胆怯。我们的自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自己掌握并看清实存的绝妙能力，而是因为深知神知道万事，并已拣选我们成为祂故事的一部分。祂已将初始与终末都启示给人，并邀请我们成为祂世界里的忠实代表。这个好消息使我们把焦点抽离自己以及我们对意义的存在主义式追寻，因为我们认识那位意义的泉源，对自己的身分也很有安全感，并容许我们把精力用于大胆地服事他人，追求共善。

井，不是围墙

我坐在那里，举目观看圆楼，想起2006年富勒神学院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带领会议的是弗洛斯特和赫尔斯。他们是澳洲人，也是新兴教会的一分子。他们和琼斯一样，认为传统主义者属于有界集合教会，由基础主义推动。这些教会往往傲慢浮夸，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不留任何空间给正在寻索或处在天路历程不同阶段的人。他们采取一种「我们与他们对垒」的心态，让怀疑论者感觉自己不受欢迎。

记得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小教会感到沮丧。偶尔有新朋友到访时，会友们会和新朋友说话，但不是去欢迎他们，而是要检测他们信仰的正统性，要确定新朋友可以适应他们的教会，不会干扰他们的团契。因此，他们假装友善，却很微妙地质疑新朋友。怪不得大部分新朋友都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有界集合教会。

勾画了有界集合教会的轮廓后，弗洛斯特和赫尔斯接着描述「中心集合」（centered—set）教会。中心集合教会首要的关注不是设下严格的界线，决定谁在界内，而是根据其核心价值来界定，不把人视为界内或界外，而是看他们与中心的关系如何。从这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弗洛斯特和赫尔斯认为这样的教会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中心集合教会认为福音有很强大的更新能力，所以爱基督的人不会偏离祂太远。外人会被吸引加入群体，好像口渴的朝圣者在寻找水一样。他们在《塑造未来》（The Shaping of Things to Come）一书中举例说明这点：

在一些农场里，农夫也许会筑墙把他们的产业包围起来，免得自己的牲畜溜出去、隔壁农场的牲畜闯进来。这就是有界集合。不过，在乡下地方，农场或牧场的范围极广，不可能靠筑墙来保护产业。在我的家乡澳洲，牧场非常庞大，根本没有必要建围墙。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必须钻一口井——井水是澳洲内地的宝贵水源。农夫都假设牲畜即便走失了，也不会离井太远，不然就会死去。这就是中心集合。只要有清洁的水源供应，牲畜就会靠近。

这是很美妙的例证。对那些仍与基础主义结合的传统教会而言，界线是关键。另一方面，后基础主义的中心集合教会，则把焦点集中于中心的井——基督。

接纳强硬派后现代主义的教会呢？其实有三种群体——有界集合、中心集合、关系集合（指那些接纳关系性诠释学的教会）。第三种群体最接近强硬派后现代主义。史特泽把他们归入修订主义阵营。琼斯则指出，关系性诠释学的教会是在群体中辨别真理；亦即由群体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发现真理，尝试找出教会在每个时代和环境应有的形态。这种诠释学所产生的教会，界线比有界集合或中心集合更少。

我认为，深入的教会是后基础主义和中心集合的，不受基础主义束缚，也不委身于强硬派后现代主义。我们走的是第三条路。这种教会的实践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冰毒到基督

雪柔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女孩。她在三年前陷入人生的低谷。她在本地的国际烙饼餐厅吃早餐的时候，述说自己的故事：当时，她坐在内华达州的卡利恩特（Caliente，Nevada，从赌城拉斯维加斯北上三小时的车程）的一辆拖车内，冰毒（一种具有潜伏性伤害的毒品）的毒瘾发作。她向神求助。她已十天没有睡觉，担心有人要杀她。毒品加上失眠使她近乎疯狂，若再这样下去，可能小命不保。她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我里面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她为何落到如此田地？一切从两年前开始。她当时刚从社区大学辍学，全时间在一间名为「活力小子」的汽车零件店工作。她在那里遇见一个男生，然后与他同居。这就是她堕落的开始。她的男友山姆脾气非常暴躁，因此不断失业。每次失业，他们就只好搬到离家又再远一点的地方，寻找另一桶金。最后，他们住到这小镇的一个拖车场里。她说：「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

一天下午，她和朋友在消磨时间。其中一位拿出一袋冰毒。为了不让他们失望，也因为没有内在的力量拒绝，她开始吸毒，而且上了瘾，活着就是为了下一次的亢奋。她如今的光景是：远离家乡、染上毒瘾、孤单、跟一个羞辱她又对她不忠的男友同居。她心想：「一个来自橙郡良好家庭的女孩，怎会落到住在拖车场，染上毒瘾的下场？」

「虽然我的思绪被毒品扰乱，但我深知不应该这样。」我问道：「那妳怎么办？」

她答道：「有一天，我作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我已经十天吃不好、睡不好，我祷告，求神帮助我睡觉，让我能够活下去。我告诉神，若祂让我当晚活下去，我就会离开这地方。」

祷告之后，她就躺下，十天以来第一次睡着。她在第二天还活着，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因此，她收拾行囊，上了吉普车，在神的眷顾之下，竟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找到州际高速公路，回到南加州。当天是2006年十二月七日。她离开了男友、毒品、过去的生活。

三个星期后，一位参加了长老会救主堂好几个月的朋友，邀请她去教会。她说：「我第一次到教会时，非常难看；毒品已严重伤害了我的身体。然而，我即刻意识到救主堂是我必须去的地方。这里充满盼望、良善，吸引我要更深入。」因此，她下个星期又来了，而且接下来的六个月每周都到教会！她坐在教会里、聆听、唱歌、参加仪式。她被吸引到井边。

我问她：「毒品呢？你需要戒毒吗？」

她眼里泛着泪光，说道：「救主堂就是我的去毒剂。」

她的头脑一周比一周更清晰。她的心开始向福音敞开。救主堂的群体欢迎雪柔加入教会。教会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容让她思想、质疑、经历神的爱。教会给她空间，没有任何界线把她排拒在外。她受邀加入教会，不被定罪或论断。那年春天，我和助理库博（Steven Cooper）传讲一系列有关十诫的信息，题目是「美丽人生」。基督徒的生命呈现出蒙福的生命，也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这正是雪柔要的。她被吸引进入神的生命，受邀来到井边——基督的身旁。

身为中心集合教会的一分子，救主堂的牧者尝试以重视慕道者的方式来讲道及带领敬拜。我们自己的罪和对福音的需要，使我们保持谦卑，记得自己过去不信时是什么模样。我们不想要当夸大不实或自以为知道一切的傲慢人。对那些寻求意义的人，我们不会设下不必要的界线。但这不表示我们对教会里的井缺乏信心。我们不是强硬派后现代主义者。我们相信的是基督，不是自己。我们对福音充满信心，甚至有点武断，因为这信息来自神的启示。祂透过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陈明救恩的信息。因此，我们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当中的井是存在的。我们透过讲道、仪式、每星期的圣餐，以及团结在基督下的信徒群体，尝试为这奄奄一息的世界提供一杯活水。我们要看见其他人也被吸引到生命之源的边上。

那就是雪柔的经历。她到访教会六个月后，库博用罗马书第五章传讲一篇有关盼望的信息。她听到这些话语时，泪如雨下：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五1～6）

雪柔曾忍受痛苦，也淬鍊出品格，但如今在基督里，她有盼望。她的羞耻已成为过去。神把祂的爱浇灌在她心里，因为她当时相信基督为她而死。她泪流满面，前来领受圣餐，成为新的基督徒。她找到了井。这就是中心集合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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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律第镇已快要天黑，我开始觉得冷。古色古香的街灯也亮了。我可以看见山丘上的大学校长私邸的圣诞灯饰。提着购物袋的人们从旁经过，其中一些袋子肯定装着圣诞礼物。我把颈上的围巾围得更紧，抬头仰望圆楼，明灯照耀之下，看起来好像教会，但其实是一座理性的殿宇。

我再次拿起旅游手册。册中提到杰弗逊希望草地的南边没有任何建筑物，这样他只要站在圆楼的第三层，就能「永远」地看见。知识可以创造自由、自主，是我们归属感的根源。然而，讽刺的是，知识并不能引致稳定与良好的伦理，反而造成这所大学早期的乱局：当时，一位教授在圆楼前面被滋事的学生杀死；学生们试图创造自己的意义和目的，结果竟是一场灾祸。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只是断简残编。

杰弗逊死后好几年，围住草地南面景观的卡贝尔礼堂（Cabell Hall）完工。杰弗逊想必很难过，但大学需要更多的课室。我领悟到其中的讽刺：杰弗逊用来发掘实存的无限自由，至终必须要找到某种结构。他的知识论与实存不符。在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透过知识或群体发现的知识以外，有一个现成的实存。杰弗逊需要第三条路。讽刺的是，沿着这条走去，就可以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我知道自己从此不再一样。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但心里充满深深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