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基督教史

第二十五章：十三个殖民地

上帝并不要求任何世俗国家为统一信仰立法。强迫信仰统一，迟早会成为导致内战爆发、良知丧失、在基督耶稣的仆人身上迫害基督自己，以及数百万灵魂变得伪善与灭亡的最大诱因。

——罗杰·威廉姆斯

基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西班牙与葡萄牙于1494年签订，1506年修改——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于16世纪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帝国。在北美洲，西班牙殖民帝国包括新西班牙（墨西 哥），当时，西班牙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延伸至今天的美国西部。但是到了17世纪，其他殖民列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在北美洲，法国殖民者于1609年在魁北克殖民。但是，英国是最成功的新殖民国家，它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始于17世纪，并于19世纪达到顶峰。英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批殖民地包括北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它们后来成为了美国。

学者们经常比较英国在北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的起源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起源，并试图解释殖民地的不同起源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例如，一个普遍的说法是，西班牙殖民者为黄金而来，而英国殖民者为信仰而 来；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非常残酷，而英国殖民者努力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宗教裁判所，而英国殖民者带来了信仰自由；西班牙殖民者作为贵族而来，他们基于印第安人的艰苦劳动而变得富有，而英国殖民者前来耕种那片土地。虽然这些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并没有错，但是，历史真相其实更加复杂。

英国殖民事业的经济动机与西班牙同样强烈。但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征服了最富裕的帝国，不再有像阿兹特克人（Aztecs）和印加人的财富那么大的财富，也不再有可以被强迫为殖民者劳动的大量人口。十三个殖民地以及十三个殖民地之外的大多数原住印第安人，生活在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中，当英国殖民者到来时，他们逃到了内陆，以避免成为殖民者的仆人或奴隶。因此，英国投资者被迫将重点放在了贸易上，因为他们不能指望像科特兹和皮萨罗那样通过纯粹的征服来获取财富，或像西班牙殖民者那样剥削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当英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显然难以获得必要的回报时，他们将重点转向了农业，他们希望向欧洲出口农产品可以为殖民者带来财富。这是通过英国的劳动力实现的。总的来说，并不存在自己耕种土地的自由殖民者，而是有合同工，他们耕种殖民公司所有的土地。起初，殖民地居民甚至被禁止拥有土地。至于宗教自由，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的确在引领世界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新英格兰的朝圣者——清教徒——也确实不比西班牙的宗教法官更宽容。最后，就虐待印第安人而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同西班牙殖民者对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除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印第安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英国殖民者在最终成为美国的这片土地上对印第安人造成的破坏更加彻底。这几乎与哪个民族表现得更仁慈无关，而是关乎不同的经济原因。西班牙殖民者想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劳动力，因此，他们无意灭绝印第安人。英国殖民者想要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在殖民时期和美国独立之后，他们最常采取的政策是灭绝和限制。在某些地区，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也是以获取土地为目标，他们就会采取类似的政策。

欧洲的新局势——尤其是英国的新形势——的确令许多人因信仰原因而移民到新大陆。在讲到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时，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不同的宗派出现了。英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允许这么多不同宗派的存在， 因为英国政府将信仰统一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一种手段。要求信仰统一的法律在海外更难以施行；因此，持不同信仰者希望通过移民到殖民地或建立新的殖民地来躲避迫害。在这些持不同信仰者中，一些人丝毫不比他们正在逃离的政府更宽容。但是，另一些人逐渐认为，宗教宽容是最好的，这不仅因为它有益处，也因为它是上帝的旨意。

弗吉尼亚

英国殖民者最初在北美洲的殖民冒险均以失败告终。1584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被给予一张在北美洲殖民的皇家特许状。他将他所希望殖民的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以纪念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伊丽莎白。但是，他在1585和1587年的两次殖民冒险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批殖民者回到了英 国，第二批殖民者失踪了。

永久殖民弗吉尼亚始于1607年。在这一年的5月，一百零五名殖民者在以他们的新国王——伊丽莎白已于四年前去世——命名的詹姆斯河河口附近登陆，他们建立了詹姆斯敦（Jamestown）。他们当中有一位牧师，因为资助了这次殖民事业的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希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牧养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圣公会。由于民族原因和担心天主教，英国殖民者也希望新殖民地能阻止西班牙殖民者向北方的扩张。但是，殖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信仰，而是经济，以至于从未有过一位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定居在弗吉尼亚以及十三个殖民地中的某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们只是希望与印第安人的贸易（或许还有农业）可以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

当弗吉尼亚建立时，清教徒在英国圣公会中的影响是最大的，因 此，许多股东和殖民者相信，应当按照清教徒的原则来治理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的早期法律规定，殖民者每天必须参加两次崇拜，严格遵守主日，严惩亵渎上帝和不得体的着装。但是，神圣信仰联邦（Holy Commonwealth）的梦想必须屈服于政治现实。国王詹姆斯讨厌清教主义，他不会允许清教徒信仰出现在他的殖民地弗吉尼亚。1622年，英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一场战争，这让国王有了借口，他于1624年开始直接统治弗吉尼亚。从此以后，清教徒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后来，查理一世也仿效了詹姆斯反对弗吉尼亚清教徒的政策，夺取了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起殖民地马里兰（Maryland），他将马里兰赐予了一位天主教领主。与此同时，由于种植与出口烟草，起初只是处于殖民事业边缘的弗吉尼亚取得了经济成功。种植与出口烟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到了1619年，弗吉尼亚开始从非洲引进黑奴。蓄奴经济就这样开始了，它成为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的特点。

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对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当时，殖民者更关心种植烟草和开垦荒地，而不是英国的宗教斗争。他们以前的清教热情在繁荣的经济中失去了活力。而且，清教徒对劳动的重视在一个基于奴隶制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当英国爆发清教徒革命和斯图亚特王朝后来复辟时，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弗吉尼亚。大多数殖民者仍是英国圣公会基督徒。这不再是过去的清教圣公会，而是一个安逸的贵族圣公会，它会很容易迎合种植园主，却几乎没有影响到黑奴或普通的白人。

英国圣公会很少向黑奴宣教。其中一个原因是禁止基督徒奴役基督徒的古老原则，一些人坚持认为这个原则仍然有效。因此，为了避免遇到麻烦，奴隶主更喜欢他们的奴隶不接受洗礼。于1667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洗礼并不会改变奴隶的社会地位——这再次表明既定的宗教更倾向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很少有圣公会基督徒向黑奴宣教，因为许多奴隶主认为，保持黑奴的无知，是确保得到他们的劳动和顺服的最好方法。

英国圣公会迎合统治者的利益，这在白人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新兴贵族仍忠于英国圣公会，而普通白人则开始加入持不同信仰的运动。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数百人移民到附近的天主教马里兰，因为那里有更大的宗教自由。尽管贵格会基督徒受到了法律限制，但他们还是在弗吉尼亚取得了进展。当乔治·福克斯于1762年到访弗吉尼亚时，他高兴地见到了许多教友，他也注意到，虽然贵格会运动在普通人中取得了最大成功，但是，一些贵族并不讨厌贵格会。后来，通过阿斯伯里及其传道人的努力，循道宗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它当时仍自认为是英国圣公会的一部分。

其他殖民地在弗吉尼亚以南建立起来。1663年，英国国王将卡罗来纳（Carolinas）赠予了一群贵族和股东，但是，卡罗来纳发展得很慢。为了促进移民，卡罗来纳的土地所有者颁布了宗教自由，这吸引了来自弗吉尼亚的许多不同信仰者。就社会阶层而言，在卡罗来纳——尤其是在南卡罗来纳——所形成的社会类似于弗吉尼亚的社会。同样，权贵是英国圣公会基督徒，而许多普通人成为贵格会基督徒或浸信会基督徒。但是，即便在白人中，大多数人似乎都与教会没有任何联系。

建立佐治亚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阻止西班牙殖民者从他们的圣奥古斯丁基地向北方扩张。二是将佐治亚用作新的债务人监狱。到了18世纪初，英国许多有宗教情怀的人希望改善被剥夺权利者的命运。这场运动首先关注监狱群体，监狱中的非人道状况在议会中不断受到批评。军队中的英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认为，应当在北美洲建立一个监禁债务人的殖民地。英国国王于1732年批准了他的提议，1733年第一批罪犯抵达佐治亚。其他人很快也来到了佐治亚，还有不同地区的许多宗教难民。虽然英国圣公会是官方教会，但是它对佐治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作为圣公会牧师，卫斯理失败了，他的失败可以代表其他许多圣公会牧师的失败。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数量从来就不是很多。也许，在佐治亚早期的宗教运动中，佐治亚居民对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的回应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回应类似于人们在英国的回应。到了怀特菲尔德于1770年去世时， 他已经影响到佐治亚许多人的宗教生活。后来，循道宗、浸信会和其他宗派都收获了怀特菲尔德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

北方的清教殖民地

清教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更远的北方。在今天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殖民者建立了一些殖民地，他们最初的动机显然是宗教上的。其中第一个殖民地是普利茅斯种植园（Plymouth Plantation），它是由一群持不同信仰者所建立的，他们从英国来到了荷兰，后来产生了在新大陆按照他们的宗教原则建立殖民地的想法。他们与急需定居者和深受清教影响的弗吉尼亚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最终，一百零一名移民者登上五月花号（Mayflower）客船，驶向了新大陆。他们抵达了比预计更远的北方，远远超出了弗吉尼亚的范围。因此，他们在踏上新大陆之前就已经决定建立一个效忠于英国国王的自治政府。在他们的《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中，他们承诺遵守政府所通过的“公正与平等的法律”。后来，在暂时逗留科德角（Cape Cod）之后，他们定居在普利茅斯。新殖民地最初的几个月是一场悲剧。一场瘟疫席卷了普利茅斯，只有五十个人活了下来。但是到了春季，印第安人教会新定居者种植玉米；有了玉米，再加上捕鱼和打猎，他们有了足以过冬的食品贮备。最终，他们可以用毛皮从欧洲交换他们所需的物品，因此，他们在普利茅斯存活下来。

在第一批移民定居之后不久，一群英国清教徒成立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他们希望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社群，可以在其中更自由地按着良心行事。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公司一同带到新大陆，在新英格兰建立公司的总部，因为他们希望以此避免英国政府的过度干预。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时，一千多名殖民者开始了新的殖民。他们与普利茅斯的“朝圣者”不同，他们并不是独立派，而是仍属于英国圣公会并希望更严格按照新约要求而生活的清教徒。他们在英国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希望，因此，他们移民到美洲，希望在那里实现他们的理想。劳德大主教对清教徒的迫害令这个计划更加必要。在他迫害清教徒期间，大约有一万名清教徒逃到了新英格兰，他们巩固了马萨诸塞湾的殖民地，并建立了新殖民地：康涅狄格（Connecticut）和纽黑文（New Haven）。

当查理一世正准备对付这些正在发展壮大的清教中心时，他卷入到最终让他丢掉王位和性命的内战。但是，内战和清教徒的胜利结束了移民浪潮，因为现在有望不再在尚未开发的遥远的大陆海岸，而是在英国本土建立神圣信仰联邦。虽然殖民者显然同情清教徒起义者，但他们还是保持了中立，致力于扩张他们的领地和完善自身的制度。因此，沉重打击到英国清教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殃及新大陆的清教。稍晚一些，詹姆斯二世成立了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试图巩固北方的一些殖民地。但是，他的垮台结束了这个计划，北方的殖民地重获以前的许多特权，并且重组了政府。这时，北方的殖民地被给予了宗教宽容，尽管这是国王颁布的法令，而不是殖民者所提的要求。

在新英格兰的清教殖民地——当时由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联合而成，爆发了许多神学辩论。主要的难题是，在保留儿童洗礼的同时，许多清教徒坚持认为，真基督徒必须有归信基督教的经验。那么，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如同浸信会基督徒所说的，等到有了归信的经验再施行洗礼不是更好吗？一些基督徒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违背了清教徒的目标：建立一个由圣经原则所指导的社会。像在古代的以色列那样，只有当人一出生即属于群体中一员，以致世俗与宗教团体因此同存共处时，基督教联邦才有可能建立。因此，有必要为“约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Covenant）施行洗礼，就像在古代以色列人们为婴儿施行割礼那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是“约的孩子”，又该如何保护生活与教义的纯洁？此外，如果婴儿作为“约的孩子”接受洗礼，又该如何对待已经接受了洗礼、却从未有过归信经验的父母所生的婴儿？因此，许多清教徒认为应该有一个“半途信约”（Half- Way Covenant），它包括已经接受了洗礼但从未有过归信经验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孩子将接受洗礼，因为他们仍是约的子民。但是，只有有了归信经验的基督徒才是教会的正式成员，他们才有权参与决策。不管怎样，这场辩论导致了深深的仇恨，结果，殖民者逐渐失去他们最初的乐观精神。此外，还爆发了一些关于如何组建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最终，绝大多数清教徒决定采取相当于公理制的教会组织形式，但是，所有信众必须同意《信条》（Confession of Faith）——修改后的《威斯敏斯特信条》，而且，世俗当局被授权保护这份信条。

在新英格兰早期殖民史中，最著名的一个事件是审判马萨诸塞的塞勒姆（Salem）的“女巫”。在此之前，马萨诸塞审判过一些女巫，结果有三个女巫被吊死。但是在1692年，基于对几个年轻女子的无稽指控，出现了有许多人在塞勒姆行巫术的谣言，谣言最终导致了人们歇斯底里的情绪。共有二十人——十四个女人和六个男人——被吊死，还有一些人死在狱中。一些人承认他们行过巫术，为了免于一死他们指控其他人是他们的老师。最终，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富裕的商人，甚至是总督夫人都受到了指控。这时，当局决定停止进一步的调查。二十年后，马萨诸塞的法庭判定，审判女巫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并下令赔偿受害者的家人。在整个女巫事件中，新英格兰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639—1723）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英克里斯·马瑟是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的院长，他相信巫术的存在与力量，他最终因塞勒姆的许多事件而备受谴责。同时，他也严厉批评了审判“女巫”的实际司法程序和 给“女巫”定罪的证据性质。他的儿子科顿·马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撰文批评巫术，后来又痛惜审判“女巫”的方式。许多人认为，马瑟父子对女性和性欲的严格要求与他们对巫术的态度存在着必然联系。但是，这两位神学家的工作远非巫术问题，因此，他们——特别是著有四百部著作和小册子的科顿·马瑟——为清教新英格兰的社会风气奠定了基调。马瑟父子对女性的许多看法尤其影响到这个已经限制了女性作用的社 会。尽管如此，从新英格兰早期开始，女性开始找到她们的新角色以及表达自己的新方法，这可以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第一位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1612—1672）的作品中看出来。

一些殖民者的确热心向他们的印第安邻舍传福音。在这一方面，梅休（Mayhew）家族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定居在玛撒葡萄园（Martha’sVineyard），这个家族的五代人都致力于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和教育印第安人——从1642年直到撒迦利亚·梅休（Zacharias Mayhew）于1806年去世。不过，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于1646年在莫希干人（Mohicans）中开始的工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相信，印第安人是以色列遗失的支派，他们归信基督教将实现古代的预言。因此，在他的带领之下，一些印第安人归信了基督教，他根据摩西的律法来治理他们的村庄。他教授他们欧洲的农业与机械技术，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他也非常强调阅读与研究圣经，他刻苦学习莫希干语，并发明了一套书写莫希干语的方法，并将圣经译成了莫希干文。艾略特建立了十四座这样的村庄，受到他启发的人建立了更多这样的村庄。

1675年，在一位被印第安人称为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的酋长的率领之下，一些印第安人决心结束殖民者对他们犯下的暴行和殖民者对他们家园的逐渐入侵。随后爆发的战争被称为“菲利普国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已经归信了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或是支持殖民者，或是避免参加战争。尽管如此，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还是被绑架出他们的村庄，被迫生活在波士顿湾（Boston Bay）一座人口过度拥挤的小岛上。许多印第安人被白人杀害，他们觉得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当殖民者最终赢得战争时，被俘与投降的印第安人被分配给白人——妇女和儿童成为他们的奴仆，男人被卖为奴 隶，并被船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在这些事之后，艾略特的工作成果所剩无几。

罗德岛与浸信会

在清教的殖民地盛行的宗教狭隘，迫使一些人离开了那里。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他于1631年就已经来到了马萨诸塞。他拒绝在波士顿担任牧师，后来还宣称殖民地的清教徒做错了，因为他们给予世俗当局权力，令它们可以强制执行与个人信仰相关的命令。他相信，世俗官员只应当得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他也宣 称，殖民者所占领的土地属于印第安人，整个殖民事业是不公正的、违法的。这些思想在当时似乎是激进的，令威廉姆斯在波士顿受到排挤，于是威廉姆斯搬到了普利茅斯。他在塞勒姆成为牧师。但是，当他试图带领自己的教会独立时，马萨诸塞当局将他驱逐出境。后来，他与一群朋友先后定居在普利茅斯和纳拉甘塞特（Narragansett）——位于他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一个岛上。他在那里根据宗教自由的原则建立了殖民地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威廉姆斯认为，宗教自由是崇拜上帝所要求的一个义务。崇拜必须是真诚的，所有被迫的崇拜实际上只会削弱崇拜。因此，在普罗维登斯，不应当基于公民的信仰或习俗而剥夺人们的公民权，政教必须完全分离。1644年，威廉姆斯发表了《论为良心的缘故而施加迫害的血腥教旨 》（The Bloudy Tenent of Persecution for the Cause of Conscience Discussed），他在该文章中详细阐释了他的观点。马萨诸塞的一位重要牧师以《在羔羊之血中得以清洗洁白的血腥教旨》（The Bloudy Tenent Washed and Made White in the Bloud of the Lambe）对威廉姆斯做出了回应。

与此同时，其他人因类似原因搬到了附近地区。1637年末，先知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被逐出了马萨诸塞，这主要是因为她宣称，她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她和其他十八个人在普罗维登斯附近的一座岛上同样基于宗教自由的原则建立了朴次茅斯（Portsmouth）。随后不久，一群来自朴次茅斯的人在这座岛的另一端建立了纽波特（Newport）。这些新殖民地迅速发展壮大，浸信会基督徒、贵格会基督徒和其他来自清教殖民地的殖民者大批涌入这些地区。但是，新殖民者声称他们合法的唯一理由是，这些新殖民地是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附近殖民地的许多殖民者声称想要摧毁他们所谓的“新英格兰的下水道”（sewer of New England）。因此，罗杰·威廉姆斯来到了英国，并于1644年得到了长期议会对殖民地罗德岛（Rhodes）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园（Providence Plantation）的法律认可，因此，威廉姆斯可以民主地治理这里。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查理二世确认了罗德岛和普罗维登斯的合法权利。

威廉姆斯在普罗维登斯建立的教会成为了浸信会。一个浸信会基督徒为威廉姆斯施行了洗礼，他又为其他人施行了洗礼。但是，威廉姆斯本人并没有留在浸信会太久，因为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他十分尊敬印第安人，他与印第安人的接触令他宣称，上帝也许像喜悦基督教那样喜悦印第安人的宗教。不管怎样，他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基督徒才能得救。这令他受到了更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马萨诸塞的清教徒，也来自普罗维登斯的许多浸信会的基督徒。但是，他继续向激进的灵性主义前进，这最终令他相信，所有教会都是错的，圣经必须用纯属灵的方法来理解。

与此同时，普罗维登斯的浸信会基督徒卷入到他们自己的神学争论中。当我们讲述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时，我们有理由说，浸信会是当时出现的众多宗派之一。虽然他们的一些教导与欧洲大陆的重洗派的教导是一致的，但是，大多数浸信会基督徒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得自重洗派，而是源于他们自己对新约的研究。许多浸信会基督徒在荷兰逃亡时受到了阿明尼乌主义的影响，他们将阿明尼乌主义一同带到了英国。其他浸信会基督徒留在了英国，他们继续信奉已经成为清教运动基础的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因此，在浸信会基督徒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浸信会普遍派和浸信会特殊派。浸信会普遍派同阿明尼乌派一样，他们认为耶稣是为全人类而死。另一方面，浸信会特殊派信奉正统的加尔文主义，他们断言，耶稣只为预定得救的人而死。在普罗维登斯，一些浸信会基督徒信奉了浸信会普遍派的阿明尼乌主义，另一些浸信会基督徒接受了浸信会特殊派的加尔文主义。

浸信会运动遍及所有殖民地，尽管浸信会基督徒在一些殖民地受到了迫害。浸信会基督徒全部被逐出了马萨诸塞，但这并不足以阻止这场所谓的传染病，它传染到殖民地中一些最有威望的人，包括哈佛大学的校长。渐渐地，随着宗教宽容成为更普遍的政策，浸信会基督徒出现在每一个殖民地。起初，他们主要是浸信会普遍派。但是，在大觉醒运动期间——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出现了一次加尔文主义高潮，在许多地区，浸信会特殊派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基督徒。

马里兰的天主教

在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中，罗马天主教的主要中心是马里兰。1632 年，查理一世授予巴尔的摩勋爵塞西尔·卡尔弗特（Cecil Calvert the Lord Baltimore）一块领地的产权和殖民权——弗吉尼亚以前声称对这块领地拥有主权。巴尔的摩勋爵是天主教徒，赠予他土地是查理一世寻求天主教支持的一项政策。在英国，天主教徒总是受到限制，困难重重， 因此，许多天主教徒希望可以有一个让他们自由生活的殖民地。建立纯粹的天主教殖民地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政治之举，因此，巴尔的摩勋爵决定给予马里兰宗教自由。他命令他在马里兰的代表施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并指示他们避免让新教徒找到任何攻击马里兰天主教徒的借口。

第一批殖民者于1634年来到了马里兰，他们的组成预示了马里兰的主要社会结构。大约十分之一的殖民者是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其余的主要是他们的新教徒仆从。烟草很快就成为马里兰的经济支柱，这带来了繁荣的大种植园。马里兰是由天主教的地主统治的，但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新教徒。只要英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对新教徒有利，他们就会尝试利用时机来夺取拥有土地的天主教贵族的权力。当詹姆斯二世被推翻时，他们终于成功了。英国圣公会后来成为马里兰的官方教会，天主教徒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由于威廉·佩恩所倡导的宽容政策，宾夕法尼亚也出现了许多天主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天主教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在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垮台之后，天主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整个殖民时期，天主教徒在全部十三个殖民地中都是少数派。

中大西洋的殖民地

建立在新英格兰与马里兰之间的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Delaware）——最初并不是某个特定宗派的避难所。我们已经讲过佩恩在宾夕法尼亚的“实验”。虽然建立宾夕法尼亚的灵感基本上来自贵格会，但是，宾夕法尼亚从一开始就住着不同宗派的居民。特拉华也是如此，它是佩恩从约克公爵那里买来的，它在1701年之前始终是宾夕法尼亚的一部分。

新泽西的政治史和宗教史都很复杂。但是，总的来说，东新泽西采取了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严格派的社会模式，而贵格会为西新泽西新生的社会奠定了基础，这里有宗教宽容。但是，新泽西的许多贵格会基督徒最终成为蓄奴贵族，他们与其他贵格会基督徒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荷兰殖民者定居在后来的纽约，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在曼哈顿建立了地区总部，并将自己的改革宗教会一同带到了这里。1655年，他们夺取了他们敌人的殖民地——瑞典殖民者在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所建立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后来于1664年击败了荷兰殖民者，以前的新荷兰（New Netherland）成为了新约克（New York）——纽约，与此同时，以前的荷兰殖民者并不是完全满意以往的政权，他们成为了英国臣民。英国殖民者一同带来了英国圣公会，它的唯一信徒是总督、他的家人和他的军队。但是，随着英国移民越来越多，纽约的宗教结构开始接近英国的宗教结构。

简而言之，在17和18世纪，英国在北美洲扩张，并建立了一连串殖民地。（1759年，英国殖民者也夺取了法国人在圣劳伦斯［St.Lawrence］北部的领地，但是，这个殖民地的历史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宗教动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一些殖民地最初难以容忍宗教的多样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所有殖民地都效法了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的榜样。这两个殖民地最初就有宗教自由，这其实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解决导致欧洲不断爆发血腥战争的宗教危机。与此同时，奴隶制、以大种植园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和许多类似的因 素，削弱了曾激励了许多早期殖民者的宗教热情和他们建立一个神圣信仰联邦的希望。

大觉醒运动

敬虔主义运动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和英国，同样，18世纪也为北美洲带来了一场敬虔主义运动。例如，长老会基督徒因一场争论而分裂 成“旧派”和“新派”：“旧派”坚持认为，严格遵守《威斯敏斯特信条》最为重要，而“新派”则强调，经历得救的恩典必不可少。虽然双方最终合一，但是这场争论一度曾经导致教会分裂，而一场被称为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的敬虔主义运动又令教会的分裂更加严重。

北美洲的许多殖民者很早就觉得，个人的宗教经验对基督徒生活非常重要。但是，因着始于1734年的一系列事件中，这种宗教情感才变得更加普遍，当时，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Northampton）出现了大觉醒运动的最初迹象。北安普敦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曾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他相信，基督徒需要有归信基督教的经验。他在北安普敦讲道几年，所取得的成绩一般，可是，他的讲道所激起的回应令他惊讶。他的讲道并不是十分生动，但是，他的确强调需要有深信罪以及上帝赦罪的经验。1734 年，人们开始回应他的讲道，一些人迸发出强烈的感情，许多人的生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关心个人灵修。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大觉醒运动就席卷了整个北安普敦，并发展到康涅狄格。但它很快就平息下来，三年之后，大觉醒运动的惊人迹象几乎完全消失。然而，它并没有被遗忘，人们仍然希望它会卷土重来。

随后不久，乔治·怀特菲尔德造访新英格兰，他的讲道让许多人得到了归信基督教的经验，开始悔罪，并表现出外在的喜乐。虽然爱德华兹是公理会牧师，但是，他邀请英国圣公会的怀特菲尔德到他的教会讲道，据说，当怀特菲尔德讲道时，爱德华兹哭了。这令大觉醒运动有了新动力。长老会新派牧师和其他有类似倾向的牧师加入了这场运动。一些传道人效法怀特菲尔德的榜样，他们在乡村四处讲道，不同宗派的许多地方的牧师，包括圣公会牧师、长老会牧师和公理会牧师，为他们的讲坛带来了一股新热情，他们在自己的教会也唤起了人们非凡的响应。人们哭着悔罪，一些人因罪得赦免而高声欢呼，少数人难以控制他们的情绪，以至于昏死过去。

讲道所激起的回应导致大觉醒运动的敌人指责它的领袖破坏了崇拜的神圣性，以宗教情感代替研究和灵修。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大觉醒运动的许多领袖并非是特别注重情感，许多领袖是学者，不管怎样，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不断迸发出情感的崇拜，而是带领每个信徒得到一种令基督徒进行更多灵修和更认真研究圣经的经验。这可以在爱德华兹的讲章中看出。他的讲章不是宣泄情感的长篇大论，而是详尽解释深奥的神学问题。爱德华兹相信，情感是重要的。这种情感，包括归信基督教的高峰体验，不应当比正确的教义和理性的崇拜更重要。大觉醒运动的领袖多是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怀特菲尔德正是因他的加尔文主义才与卫斯理分道扬镳。爱德华兹为预定论辩护的著作严谨、深奥。虽然早期的大觉醒运动是由公理会和长老会领导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浸信会和循道宗从大觉醒运动中获益最多。

起初，浸信会基督徒反对大觉醒运动，他们将这场运动视为愚昧、肤浅的。但是，大觉醒运动令许多人得出了有利于浸信会的结论。的 确，如果归信基督教的经验在基督徒生活中是最重要的，这就会令人对婴儿洗礼产生质疑。因此，强调个人经验的大觉醒运动影响到许多公理会基督徒和长老会基督徒，他们最终否定了婴儿洗礼，并成为浸信会基督徒。整个公理会也是如此。

大觉醒运动也令浸信会基督徒和循道宗基督徒都来到了西部边界。当时，白人不断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一次，深受大觉醒运动精神影响的循道宗基督徒和浸信会基督徒肩负起向西部殖民者讲道、组织他们的宗教生活的使命。因此，循道宗基督徒和浸信会基督徒在西部新殖民地的人数最多。由于大觉醒运动和后来类似的运动，渴望“觉醒”成为北美洲基督教一个独特的重要标志。

最终，大觉醒运动有了政治意义。它是第一场席卷了最终成为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的运动。因着大觉醒运动，“共同感”开始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形成。与此同时，关于人权和政府的思想正在传播。这些思想与在北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不断增长的“共同感”，共同造就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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