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基督教史

第十三章：处于边缘的新教

以阿尔卑斯山、皮埃蒙特和多菲内的瓦尔多派教会名义……我们在此，在上帝面前，按手在圣经上宣誓，我们的所有教会都会勇敢地在宗教问题上彼此坚固……我们宣誓，完全不加改变地按真使徒教会的传统来坚守圣经，保守自己不偏离神圣的信仰，即使那样会有生命危险。

——《瓦尔多派信仰宣言》（1561年）

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徒、路德宗基督徒、改革宗基督徒和英国圣公会基督徒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其所有臣民都必须信奉的一种信仰。但是，重洗派——在明斯特建立了“新耶路撒冷”的极端重洗派除外——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拒绝信奉单一的国家宗教，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很少会给予他们所倡导的宗教宽容。我们在讲述德国路德宗的历史时已经看到，和平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州决定信奉路德宗，而另一些州决定信奉天主教——这还是出于“统治者的信仰就是人民的信仰”这一原则。法国的宗教战争和战后的悲剧史最好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宗教的观念所造成的恶果。甚至结束了法国宗教战争的《南特敕令》，也只是通过批准许多城市可以信奉新教才保证新教得以残存，而法国的其他地区仍信奉天主教。

然而，为信仰立法并不容易，因此，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人否认政府所支持的信仰。我们已经讲过英格兰和法国的宗教战争，它们令这两国不信奉国家宗教的人——在英格兰是天主教徒，在法国是新教徒——陷入可怕的境地。虽然有来自政府的压力甚至迫害，但是，一些勇敢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仍坚守他们的信仰，我们不可能详细讲述这些勇敢者的故事，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肯定他们为自己的信仰所进行的斗争和他们的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讲完16世纪的基督教史。

西班牙

在新教改革爆发之前，许多人希望西班牙可以领导被耽误已久的教会改革。我们此前已经讲过，伊莎贝拉和枢机主教希门尼斯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包括复兴圣经研究，这令我们今天有了康普路屯多语圣经。在西班牙，还有许多人文主义改革者，其中一些还担任要职，他们希望进行像伊拉斯谟曾提出的那样的改革。

然而，由于新教改革，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傲慢无礼的德国修士胆敢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他也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因此，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开始反对路德宗和所有可能接近路德宗的人。此前，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主要对付被指控为“犹太化基督徒”或巫师的人，现在，它将目光转向可以被视为“路德宗基督徒”的教会改革者。许多重要的人文主义者逃到了能让他们获得更大自由的国家，其他人文主义者转向了文学研究，不再理会宗教事务。

然而，宗教裁判所并不能消灭所有“路德宗传染病”，尤其是在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和塞维利亚，这里不断有被判为路德宗基督徒的“异端”被处以火刑（autos-da-fe）。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并不知道， 塞维利亚几英里之外的桑蒂庞塞（Santiponce）的哲罗姆派修道院（Order of St. Jerome），已经成为改革的中心，圣经和新教著作被装在所谓的油桶或酒桶里偷运到这里。在走私者被俘获并烧死之后，宗教裁判所得知了桑蒂庞塞修道院里的“勾当”，这时，十二名修士决定逃跑， 并相约一年之后在日内瓦相见。其中每一名修士的冒险都是一部传奇故事，但是，他们最终得以在日内瓦相见。其中一名修士成为日内瓦说西班牙语教会的牧师。另一名修士卡西奥德罗·德·雷纳（Casiodoro de Reina）将余生致力于把圣经翻译成西班牙文，在众多变故之后，他于1569年出版了一部西班牙文圣经，赢得了普遍赞誉，并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若干年后，那十二名修士中的另一位，名叫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Cipriano de Valera），修订了这部西班牙文圣经，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的雷纳-瓦莱拉圣经（Reina-Valera Bible）。与此同时，在他们以前所在的桑蒂庞塞修道院以及塞维利亚全境，宗教裁判所继续清洗教会，试图清除一切“路德宗异端”的痕迹——宗教法官们将他们称为“路德宗基督徒”，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是加尔文主义或希望按照人文主义者路线来继续改革教会的伊拉斯谟的追随者。此外，20世纪的一些研究表明，宗教裁判所似乎并没有取得全面胜利，甚至在桑蒂庞塞，这场改革运动的一些幸存者又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

意大利

在阿尔卑斯山最难以到达的山谷以及意大利与法国南部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12世纪由彼得·瓦尔多创建的古老社区仍然存在（参上卷第三十二章），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它仍受到威胁。试图消灭这伙“异端”的军队不断向他们发起进攻，但是，他们凭借长久以来的山中要塞挺住了，并成功击退了所有入侵者。但是，到了16世纪初，随着试图镇压他们的威胁与迫害不断出现，瓦尔多派运动似乎失去了动力。许多瓦尔多派认为，他们为脱离罗马天主教付出的代价太过高昂，越来越多的瓦尔多派重返罗马天主教的怀抱。

后来，奇怪的传言出现了。据说，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这场运动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一个使者被派去核实这些传言，他于1526年带回的消息是，这些传言的确属实，在德国、瑞士、法国甚至是更远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这些改教家的许多教义与瓦尔多派信奉了数百年的教义别无两样。另一个使团被派去见这些改教家中的一些领袖——其中有厄科兰帕迪乌斯和布塞，这些新教领袖热情地接待了瓦尔多派代表，他们肯定了瓦尔多派的大多数教义，与此同时， 新教领袖提出，瓦尔多派的一些教义应当更符合圣经。1532年，瓦尔多派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宣布此次会议代表着“皮埃蒙特（Piedmont） 山谷的牧师和族长”，他们在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表决通过了相当于新教改革主要教义的基本信条，因此，瓦尔多派成为了最古老的新教教会——瓦尔多派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

对于瓦尔多派来说，这并没有令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法国南部比阿尔卑斯山谷更容易受到攻击，这里的瓦尔多派受到了攻击，实际上几乎被彻底铲除，大多数幸存者逃到阿尔卑斯山避难。后来，教宗颁发了一系列教令，先是禁止他们参加新教崇拜，后是命令他们参加天主教弥 撒。瓦尔多派在皮埃蒙特一些较容易到达的地区被再次摧毁，更多的瓦尔多派逃到了阿尔卑斯山更隐蔽的地区。与此同时，此前已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发展起来的瓦尔多派社区被连根铲除。

瓦尔多派仍坚守他们的信仰，在教宗、萨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和其他强大领主的鼓励与支持下，一批批大军不断入侵阿尔卑斯山，却被守军击败，甚至是溃败。有一次，六名只有步枪的战士在一个狭窄的山隘顶住了整支敌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一些士兵爬到了山顶。巨石如雨点般砸向敌人，令入侵者惊慌失措，整支敌军溃不成军。当长期合约最终签署时，却爆发了瘟疫，导致许多瓦尔多派丧生。瘟疫的毁灭性非常大，以至于只有两位牧师幸存。外界派来了接替者——他们主要来自瑞士的改革宗地区，瓦尔多派与改革宗的联系变得更加紧 密。瓦尔多派的厄运仍没有结束，因为1655年，所有住在今天意大利北部的瓦尔多派被命令在三天之内离开他们的家园，将他们的土地卖给好天主教徒，并搬到环境更艰苦的地区，否则他们将被判处死刑。就在同一年，负责剿灭瓦尔多派的皮亚琴察侯爵（Marquis of Piacenza）率领一支军队向阿尔卑斯山发起进攻；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如果进攻阿尔卑斯山，他的军队将遭受与以前的入侵者同样的命运，于是他主动与瓦尔多派讲和。瓦尔多派始终坚持认为，他们的战争只是自卫的战争， 因此，他们当时允许皮亚琴察侯爵的士兵进入他们的家，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帮助他们御寒，允许他们搬进一些最隐蔽的山谷。两天之后，所谓的和平之客在接到预先商定的信号之后，掉头转向他们的主人，杀死了男人、妇女和儿童，随后用《感恩赞》庆祝这场胜利。

瓦尔多派仍在顽强抵抗，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敌人会与他们和 解。法国的路易十四——他因下令将所有胡格诺派逐出法国而为人所知——要求萨伏伊公爵也逐出他领地的瓦尔多派臣民。最终，许多瓦尔多派离开了他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家，逃到日内瓦和其他新教地区，但也有一些瓦尔多派坚持留在祖先的土地上，他们不断遭受新的入侵与暴行。直到1848年革命和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宪法颁布（这部宪法最终统一了意大利），瓦尔多派和其他持不同信仰者才最终得到了崇拜自由。

即使在这时，瓦尔多派的生活仍不容易。1850年，饥荒爆发了。由于长期的过度利用和当时过多的人口，阿尔卑斯山谷很快就显明难以再养活这里的人。在多次商讨之后，第一支瓦尔多派分遣队去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乌拉圭共和国。在乌拉圭——后来在阿根廷，他们定居下来，并世代繁衍，他们在推动农业创新中起到了主导作用。1975年，大西洋两岸的瓦尔多派明确声明，他们仍同属一个教会，他们决定共同召开会 议，并接受这个会议的管理。该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两次，第一次于2月份在美洲召开，第二次于8月份在欧洲召开。

尽管我们在此讲述了瓦尔多派的许多英雄故事，但他们并不是出现在意大利的唯一的新教宗派。在其他许多新教徒中，胡安·德·瓦尔德斯（Juan de Valdés）和伯纳迪诺·欧奇诺（Bernardino Ochino）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瓦尔德斯是位有着新教倾向的西班牙伊拉斯谟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查理五世决心铲除西班牙的新教，因此，他于1531年被迫离开西班牙，到意大利避难。他定居在那不勒斯，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追随者和同道，致力于灵修和圣经研究；他们并不想公开他们的观点，他们在学习新教教义时表现得相当温和。在这群基督徒中，女基督徒朱莉娅·贡萨加（Giulia Gonzaga）赫赫有名，以至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想要绑架她。但是，这群基督徒中的另一位，欧奇诺——一位很敬虔的著名的传道人——两次被选为嘉布遣会（Capuchins）会长，他公开信奉新教，并当众教导新教的教义。当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威胁时，他逃到了日内瓦。从此以后，他就过上了流浪生活——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教义上的。他先到了日内瓦，后来又去了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伦敦， 最后去到苏黎世。从教义上讲，他越来越偏激，最终否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为一夫多妻辩护。他因此被迫离开了苏黎世，继续流浪，直到1564年死于瘟疫。

匈牙利

在新教改革伊始，匈牙利国王是相当无能的路易二世，1516年，年仅十岁的他成为了国王。152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了匈牙利人，并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匈牙利的贵族领袖随后将哈布斯堡家族的费迪南德选为国王，但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感情的贵族则任命佐波尧·杰纳斯二世（Janus II Zapolya）为他们的国王，他也被称为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在复杂的冲突和谈判之后，匈牙利的一部分领土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但是，大部分领土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支持天主教，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他们眼中的“新教传染病”。但他们的领地只是匈牙利的西部边界，土耳其人统治着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或称皇家匈牙利（Royal Hungary）——有一定的自治权，国王西吉斯蒙德最终看到，宗教分裂削弱了他的国家，他决定给予四种基督教同样的地位：罗马天主教、路德宗、来自瑞士的改革宗传统和神体一位论派——我们在讲述波兰宗教改革时还会讲到它。但 是，土耳其人统治着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对基督教的政策是促进基督教的分裂，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平衡天主教与新教的力量：当天主教强大时，他们抑制天主教的力量，直到新教与天主教势均力敌；当新教强大时，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土耳其人给天主教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从1500年到1606年，匈牙利方济各会的宣教士从一千五百名减少到仅剩三十名。

路德宗很早就传到了匈牙利，它也被迫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有证据表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后不到一年就在匈牙利流传开来。到了1523年，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议会下令烧死路德宗基督徒，目的是阻止他们传播“恶毒的教义”。一些年后，茨温利的教导传到了匈牙利，它们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尽管土耳其人的统治残暴无情， 所有基督徒都尝过他们的暴行，但是，新教在土耳其人所占领的地区发展得最快。匈牙利人处于高度集权化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更喜欢改革宗传统，而不是路德宗传统，因为路德宗的等级制度过于分明，而瑞士教会的组织形式更接近于匈牙利人理想中教会与世俗政府的组织形 式，而且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也与平信徒分享权力。同样，这种分权的政府模式令土耳其当局更难向教会领袖施加压力。（虽然土耳其人通常因信仰问题向基督徒施压，但是，这也是腐败的土耳其当局从基督徒那里勒索钱财的一种手段。有记录表明，土耳其当局批准任命教区牧师的条件是，无论教区牧师因何种原因被捕，他所牧养的基督徒都要承诺用钱将他赎回。无需多说，牧师经常被捕，但是只要赎金一到，他就会被立即释放。）

哈布斯堡家族和土耳其人都设法阻止讨厌的新教教义通过印刷机传播。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很久的1483年，苏丹就已经颁布了砍掉印刷工双手的法令。现在，费迪南德一世针对无证印刷工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唯一不同的是将他们溺死，而不是砍掉他们的双手！即便如此，新教书籍还在流传，它们有时由行踪不定的秘密印刷机印出，有时被放在所谓的货桶中偷运进来——这与当时西班牙新教徒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方言出版物大量增加，其顶点是1590年卡罗伊圣经（Karoly Bible）和1607年维洛伊圣经（Vizsoly Bible）的出版，它们在匈牙利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路德翻译的圣经在德国起到的作用。据估计， 到了1600年，每五个匈牙利人中就有四个是新教徒。

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初，土耳其人的权力开始衰落，高涨着民族主义情绪的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产生了冲突，并且特兰西瓦尼亚最初占据上风。《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很快就解决了这一冲突，它赋予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样的权利。但是，三十年战争——特兰西瓦尼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和他们的盟友——后来给匈牙利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即使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特兰西瓦尼亚和土耳其人这三方的冲突还没有结束。最 终，哈布斯堡家族占据上风，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令他们控制了几乎整个匈牙利——他们统治匈牙利一直到1918年。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施行反新教的高压政策，最终，匈牙利成为天主教国家；但是，匈牙利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 of Hungary）仍然强大，继续在匈牙利存在，苏西尼神体一位论派（Socinian Unitarians）也是如此。

波兰

当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时，波兰西部已经有了许多胡斯派， 他们为逃离波希米亚的艰难处境来到了波兰。后来，路德的著作和教导主要通过维滕堡的学生传到了波兰。但是，波兰人与德国人长期不和， 他们不信任来自德国的任何东西。因此，虽然路德宗的确开始在波兰传播，但是，它的发展相对较慢。直到加尔文主义传到波兰，新教才开始取得巨大进展，因为加尔文主义并非起源于德国，所以是没有被德国人所玷污的新教。当时，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Sigismund I，1501— 1548）强烈反对所有新教教义。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加尔文主义得到了西吉斯蒙德二世（1548—1572）的一定支持，他甚至还与加尔文通过信。

在波兰，加尔文主义运动的领袖是杨·拉斯基（Jan Laski，或约翰尼斯·拉斯科［Johannes a Lasco］，1499—1560）。他是贵族，与许多有改革倾向的人保持通信——包括梅兰希顿和伊拉斯谟，他还买来他们的著作。他因自己的加尔文主义倾向而被暂时逐出波兰，但是后来被一些支持加尔文主义的贵族召了回来。他带领一些人归信了加尔文主义，此外他还将圣经译成波兰文。他致力于改善加尔文主义者与路德宗基督徒的关系——在他去世十年后，1570年森多米尔宗教会议（Synod of Sendomir）所达成的共识实现了他生前的努力。

总的来说，波兰政府所采取的宗教政策比欧洲的大多数宗教政策更宽容，所以有许多人——主要是犹太人和非正统基督教——来到波兰避难。福斯图斯·苏西尼（Faustus Socinius，1539—1604）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叔叔拉埃柳斯·苏西尼（Laelius Socinius，1525—1562）曾因反对三位一体而与新教改革的一些领袖产生了冲突。福斯图斯·苏西尼接受了他叔叔的教导，他否定耶稣不可或缺的神性，最终，他先在特兰西瓦尼亚避难，后来又于1579年逃到波兰，在波兰，他与其他有相同信仰的人一同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因此得名神体一位论派（Unitarians）。他的两位追随者撰写了《拉科维亚教义问答》（Racovian Catechism），于1605年出版，它表达与捍卫了福斯图斯·苏西尼的思想和观点。神体一位论派极为重视《拉科维亚教义问答》，这份文件肯定并论证了只有圣父是上帝；耶稣并不是上帝，而是完全的 人；圣灵只是一种指称上帝的能力与临在的方法。

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17世纪的许多时间里，森多米尔宗教会议所确定的新教信仰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苏西尼神体一位论派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波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它一方面区别于和反对东面的俄罗斯东正教，另一方面也区别于和反对西面的德国路德宗，加上俄国和德国一再地想占领波兰领土，这一国家认同越来越具有罗马天主教色彩。因此，到了20世纪，波兰成为欧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之一。

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屹立在新教改革的边缘，我们简短回顾了这四个国家的基督教发展，这些足以说明，新教不仅深刻影响到那些已经成为新教国家的国家，还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还可以说，新教对东正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将在第三十章中看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Cyril Lukaris）于1629年所发表的一份《信仰声明》，读起来就像是新教的信仰声明。18世纪初，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Feofan Prokopovic，1681—1736）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从新教的影响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