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基督教史

第六章：激进的改革

现在，每个人都希望凭借一种肤浅的信仰得救；没有信仰的果子，没有历经试炼与苦难的洗礼，没有爱或盼望，没有真基督徒的行为。

——康拉德·格列伯

路德和茨温利都相信，基督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新约中的基督教。路德希望净化基督教，除去基督教中所有违背圣经的东西。茨温利走得更远，他认为，只应当相信与实践有圣经依据的东西。但 是，很快就有其他人指出，茨温利并没有让这些思想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早期的重洗派

这些批判者认为，茨温利和路德都忘记了，在新约中，教会与它当时所处的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其结果便是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社会难以宽容初期的基督教。因此，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导致的教会与国家的妥协，本身是对初期基督教的一种背叛。为了真正顺服圣经，路德所发起的改革必须比这位改教家走得更远。教会一定不能与社会其他机构混淆。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人只是因生于社会而属于社会，这并不是人自己所能决定的，而人真正加入教会却是他自己的决定。因此，婴儿洗礼必须被废除，因为它会令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因生于所谓的基督教社会而成为基督徒。这会令个人的决定显得微不足道，而它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所以，由此而形成的信仰团契有责任管教它的成员，他们必须以生活的纯洁作为福音的见证——这种纯洁是世俗政府所不能保证与强迫的。重洗派的这个观点为一些较温和的改教家所努力遵循，因为斯特拉斯堡的布塞和日内瓦的加尔文先后坚持认为，教会有权利、有义务管教它的信徒，而不是将这类事务交给国家。

而大多数激进的改教家也认为，和平主义是基督教的一个本质要 素。登山宝训的教导必须被完全遵守，任何反对或说这不可能的基督徒只能证明他们没有信仰。基督徒不应当拿起武器自卫，也不应当用武力保卫他们的国家，即使是国家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不出所料，这样的教导在不断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奥地利和德国并不受欢迎，它在苏黎世和瑞士的其他新教地区也不受欢迎，因为新教在这些地区总是有被天主教军队歼灭的危险。

这些思想在欧洲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国家中传播，包括一些天主教国家。但是，在苏黎世它们第一次引起公众的注意。在那里，一群基督徒敦促茨温利进行更激进的改革。这些人自称是弟兄（brethren），他们主张必须建立真信徒团契，以区分那些只因生于基督教国家而接受婴儿洗礼就自称是基督徒的信众。

当发现茨温利最终显然不会采取这种行动时，一些弟兄相信，建立真信徒团契的时机已经成熟。乔治·布劳若克（George Blaurock）以前是神父，他要求另一位弟兄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为他施行洗礼。1525年1月21日，格列伯在苏黎世市政广场的喷泉池为布劳若克施行了洗礼，布劳若克随后又为其他弟兄施行了洗礼。当时，他们并没有采用浸水洗礼，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洗礼的方式，而是在接受洗礼之前必须要有信仰。后来，为了追求与新约一致，他们才开始采用浸水洗礼。

他们的敌人很快就将他们称为重洗派（Anabaptists），意为再接受洗礼者（rebaptizers）。这个名字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所谓的再接受洗礼者并不认为应当重新接受洗礼，而是认为婴儿洗礼无效，因此，第一次真洗礼是我们在公开宣认信仰之后所接受的洗礼。不管怎样，他们以重洗派这个名字被载入史册，而这个名字已经没有了它最初的贬义。

重洗派运动召来了天主教徒和其他新教徒的强烈反对。虽然他们通常以神学原因提出他们的反对，但是，重洗派遭到迫害，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被视为颠覆分子。尽管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是极端的，但是， 路德和茨温利都接受了教会必须与国家共存、相互扶持的观念，他们都避免对福音所做的任何一种解释会威胁到既定的社会秩序。重洗派并没有尝试这样去做，他们的确威胁到既定的社会秩序。对于负责维护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人来说，他们极端的和平主义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在16世纪动荡不安的局势中。

同样，通过强调教会与世俗社会的差异，重洗派暗示教会不应当采用世俗社会的权力体系。路德宗基督徒现在得到了路德宗诸侯的支持， 路德宗诸侯在世俗与教会事务中都享有巨大的权力，尽管这并不是路德的本意。在茨温利所在的苏黎世，政府议会在宗教事务中有最终决定 权。盛行中世纪传统的天主教地区也是如此。这当然无法阻止教会与政府间不断出现的冲突，但至少可以有一个“共同预议机构”（a body of common presupposition），能够为解决教会与国家的冲突提供一个基本框架。这一切都被重洗派所否定，他们坚持认为，教会是一个自愿的信仰团契，完全不同于世俗团体。此外，许多重洗派是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在大多数重洗派群体中，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至少在理论上讲，穷人和无知者与富人和知识分子同样重要。

就这一点而言，重洗派运动实际上是现代宗教宽容精神的重要先 驱。教会与国家并不会永久并存，因此，国家无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一些更激进的重洗派在极少数情况下放弃了这个原则（例如，当他们占领明斯特时），但是，大多数重洗派仍坚守这个原则，因此，他们对现代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

1527年，重洗派的许多领袖在瑞士的施莱特海姆（Schleitheim）召开会议——此时距重洗派运动开始还不到两年；此次会议的一个目的是抑制重洗派中的极端主义，与会者签发了《施莱特海姆信条》（Confession of  Schleitheim），这份简短的文件阐明了大多数重洗派所认可的七个基本习俗和原则。第一条是，只应当为已经悔改且改正了自己的生活和相信基督的人施行洗礼。相比之下，婴儿洗礼是“教宗最最可憎的行为”。第二条与纪律（或“逐出教会”）有关，在两次私下与一次公开规劝之后，如果某个基督徒仍拒绝改正他的生活，他将被禁止领受圣餐。第三条是，圣餐是纪念基督带有钉痕的身体和流下的宝血，非成年后接受洗礼的基督徒被禁止领受圣餐，因为所有真信徒在圣餐中同成一体。第四条是，真信徒必须远离所有未与基督和上帝联合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所厌恶的。实际上，一切受造物非善即恶，基督徒必须远离恶者。第五条概述了牧师的职责。最后，《施莱特海姆信条》第六条和第七条是禁止宣誓和使用“刀剑”——意指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并明确规定，禁止真信徒参与任何与“刀剑”或宣誓有关的活动，这包括战争、行政事务、向统治者或地方官员宣誓等等。

这一切让人感到极具颠覆性，因此，重洗派不得不面对残酷的迫 害。这是促使他们签发《施莱特海姆信条》的原因之一。1525年，在签发《施莱特海姆信条》两年之前，瑞士的天主教地区开始判处重洗派死刑。1526年，苏黎世政府议会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几个月之后，迫害蔓延到瑞士的其他地区。德国各则州对重洗派政策不一，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政策，普遍的政策是各种针对异端的古代法律。1528年，查理五世下令，可以根据古罗马惩处多纳图派的法律判处重洗派死刑，所有被指控为再接受洗礼的人都可以被判处死刑。1529年的施派尔帝国会议——即路德宗诸侯正式提出他们的抗议，并第一次被称为抗罗宗（新教徒）的那次会议——批准了查理五世针对重洗派的法令。唯一一位依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并拒绝实施查理五世法令的德国诸侯是黑森的菲利普伯爵。在一些地区，包括路德所在的选帝侯区萨克森，重洗派受到异端和煽动叛乱的指控。异端是宗教罪名，煽动叛乱是非宗教罪名，因此，教会与世俗法庭都有权审判被指控为重洗派的人。

许多重洗派殉道——殉道的重洗派可能比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三百年中死于迫害的基督徒还多。他们殉道的方式因地而异，甚至每一起都不相同。许多重洗派被溺死，如此残忍的极刑只是为了嘲讽他们。其他重洗派被烧死，这是几百年来处死异端的常用方法。还有一些重洗派被酷刑折磨至死，或被四马分尸。如果要讲述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的英雄事迹，我们恐怕还要多写几卷书。虽然重洗派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 但是迫害越猛烈，他们的运动就越发展壮大。

重洗派中的革命派

重洗派运动的许多第一代领袖是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和平主义者。但是，第一代领袖很快就死于迫害。后来，重洗派运动越来越极端，它成为一种表达群众不满的方式，而这种不满情绪以前曾导致农民起义。后来，最初的和平主义被人忘记，暴力革命取而代之。

早在重洗派运动高潮之前，托马斯·闵采尔就已经将重洗派的一些教导与农民对社会公义的盼望相结合。他加入了农民起义，结果于1525 年被处死，这就发生在第一批重洗派在苏黎世接受洗礼的四个多月之后。许多重洗派现在也像托马斯·闵采尔那样起义。皮革工梅尔基奥尔· 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便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成为路德宗基督徒和茨温利的追随者，最后成为重洗派。在斯特拉斯堡，一定的宗教宽容令重洗派相对强大，霍夫曼开始宣讲，主来的日子近了。他的讲道燃起了群众的热情，他们涌入斯特拉斯堡，希望新耶路撒冷在这里建立。霍夫曼宣称，他将被囚禁六个月，随后便是世界末日。他还抛弃了重洗派最初的和平主义，理由是世界末日近了，上帝的孩子必须拿起武器，对抗黑暗之子。当他被捕入狱时，这应验了他预言的前一半，更多的人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在这里等待启示他们拿起武器战斗的天上的异象。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重洗派信众越来越多，这促使当局开始镇压他们；不管怎样，霍夫曼在他所预言的基督再来的日期之后仍被囚在狱中。

后来，重洗派提出，新耶路撒冷不会在斯特拉斯堡建立，而是在明斯特建立。在明斯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势均力敌，这迫使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因此，重洗派并没有受到迫害。预言家们来到了明斯特，许多因难以忍受的压迫而陷入绝望的人也来到了明斯特。上帝的国即将来临，它将在明斯特建立，那时，穷人会得到土地作为基业。

明斯特的重洗派很快就人多势众，他们控制了明斯特。他们的领袖是荷兰的面包工人约翰·马提斯（John Matthys）和他的主要门徒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他们抛弃了重洗派的宗教宽容，最先采取的行动即是将所有天主教徒逐出明斯特。主教被迫离开了他的教区，他集结一支军队，包围了新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在明斯特城内，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要求一切行动必须符合圣经。温和的新教徒也被逐出了明斯特。与传统的信仰和崇拜相关的雕像、绘画和各种物品都被捣毁。在明斯特城外，主教杀死了所有落入他手中的重洗派。守城的重洗派发现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他们的食物越来越缺乏，这让他们更加感情用事。每天都有人声称，他们得到了异象和启示。约翰·马提斯在一次突围中被杀，莱顿的约翰成为被困城市的领袖。由于漫长的战争和大批男性出逃，现在城中的女性多于男性。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莱顿的约翰下令，仿效旧约的先祖，实行一夫多妻制。

虽然被围困的重洗派物质越来越匮乏，但是，围攻他们的主教也开始缺乏供养作战军队的资金。后来，莱顿的约翰率领他的追随者进行了一场看似成功的突围，为此他们宣布，莱顿的约翰是新耶路撒冷国王。但是，在这些事过后不久，明斯特城中的一些居民再也无法容忍这些预言家，他们向主教打开了城门。新耶路撒冷国王被俘，他和两位重要的副官在明斯特被示众。后来，他们被施以酷刑，并被处死。重洗派的革命就此结束。梅尔基奥尔·霍夫曼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他仍在狱中服刑，很可能最终死在狱中。如今，游客们仍可以在明斯特的圣兰伯特教堂（St. Lambert Church）看到三个牢笼，新耶路撒冷国王和他的两位副官曾关在里面被示众。

后期的重洗派

明斯特的陷落结束了重洗派革命。很快就出现了对明斯特这场悲剧的解释：重洗派放弃了和平主义。这场运动的新领袖同第一批重洗派一样，他们认为，基督徒之所以不愿意遵守登山宝训的训导，并不是因为这些训导难以遵守，而是因为它们需要极大的信心。信心坚定的基督徒将行出耶稣所教导的爱，并把其结果交在上帝手中。

这新一代重洗派中，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原是荷兰的天主教神父，1531年一名重洗派的殉道，令他开始重新思考婴儿洗礼。五年之后，即1536年——莱顿的约翰和他的同伙被处死的同一年，门诺放弃了教区神父的职位，接受了重洗派信仰。他加入了荷兰的一个重洗派团契，最终，他的追随者被称为门诺派（Mennonites）。虽然门诺派同其他重洗派一样受到迫害，但是，门诺· 西蒙斯并没有遇害，他多年游走于荷兰和德国北部，宣讲他的信仰，鼓励他的追随者。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1539年出版的《基督教教义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他相信，和平主义是真基督教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因此，他不愿意与重洗派中的革命派有任何关系。他也认为，基督徒不应当立下任何誓言，不应当担任要求他们宣誓的职务。但是，他们应当顺服世俗当局，只要当局不提出有悖于圣经的要求。门诺·西蒙斯将水从信徒的头顶浇下，为他们施行洗礼，他认为，只应当为当众宣认信仰的成年人施行洗礼。洗礼和圣餐都不能赐予恩典，它们只是外在的标记，象征着信徒与上帝的内在相交。最后，他和他的门徒效法耶稣的榜样施行濯足礼。

尽管门诺派拒绝参与颠覆性活动，但他们还是被许多政府视为颠覆分子，因为他们反对宣誓和服兵役。因此，他们被驱散到东欧各地，尤其是俄罗斯。后来，其他门诺派来到了北美洲，他们在这里得到了信仰自由。但是，在俄罗斯和北美洲，他们都遇到了困难，因为俄罗斯和北美洲各国都要求他们服兵役——这个要求后来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被取消。因此，在19和20世纪，许多门诺派移民到南美州，他们在南美洲的一些地区可以过上相对孤立的生活。到了20世纪，门诺派已经成为16世纪重洗派运动的一个主要分支，他们仍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迫害已经成为历史，门诺派通过他们的社会服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