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基督教史

第二十四章：希波的奥古斯丁

当我想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您，我的上帝……希望这样做的是我，不希望这样做的也是我。是我。我既不完全希望，也不完全拒绝，因此，我在与自己争斗，我痛苦不堪。

——希波的奥古斯丁

“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可能是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喊出的这些话，穿过米兰一座花园的围栏，进入一位沮丧的修辞学教授耳中。他正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高呼：“多久，主啊，还要多久？是明天吗？永远是明天吗？为什么我的污秽不就在此刻洁净？”对于此刻的他来说，那个孩子的话仿佛来自天上。不久之前，他在花园的另一处刚刚放下他在阅读的圣经。现在，他回到原处，拿起圣经，读到了保罗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这位修辞学教授的名字——回应了保罗的话，他做出了自己迟迟没有做出的决定：全心服侍上帝。他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教授职业，开始了另一项事业，而这项事业最终令他成为整个基督教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

为了理解米兰花园这次经历的深远意义，我们必须先讲述奥古斯丁在此之前的生活。

通往信仰的曲折之路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小镇塔加斯特（Tagaste）。他的父亲是罗马帝国的小官员，信奉传统异教。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是敬虔的基督徒，她为丈夫归信基督教不住地祷告，最终， 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奥古斯丁似乎与父亲并不是十分亲密，著作中很少提到他。但是，莫妮卡在她这个独生子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

奥古斯丁的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拥有非凡天赋，因此希望他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为此，他们将他送到附近的城镇马都拉（Madaura）直到他们用尽了资产，因此，奥古斯丁不得不放弃学业， 回到塔加斯特。奥古斯丁说：“我在马都拉与伙伴们行走在巴比伦的广场上，我在污泥中打滚，仿佛进入了玉桂异香丛中。”[1]他和这些朋友吹嘘他那些或真或假的艳遇，和他们一同恶作剧。终有一天，他会从中看见自己的罪并为此而懊悔。

最终，多亏了罗马尼亚努（Romanianus）的资助，奥古斯丁得以来到迦太基继续学习。几百年来，迦太基始终是说拉丁语的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奥古斯丁大约在十七岁时来到了这座大都市。虽然他并没有荒废学业，但是，他也开始享受这座大都市所能带来的种种快乐。很快，他就有了情妇，还为他生了孩子。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阿得奥达图斯（Adeodatus），意为上帝或某位神祇所赐。

同当时所有准备成为律师或公务员的年轻人一样，奥古斯丁也学习了修辞学。这一学科的目的是让人学习优雅且具有说服力的演讲与写作。真理并不是讲授的内容，这是哲学教授的事情。但是，修辞学的学生必须阅读大量的古代著作，包括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著作。除了身为语言大师，西塞罗还是一位哲学家。因此，在阅读西塞罗的过程中，奥古斯丁逐渐相信，只有华丽的辞藻与优美的文体远远不够。人还必须寻求真理。

追求真理让这位年轻的学生走向了摩尼教（Manichaeism）。摩尼教起源于波斯，是摩尼（Mani）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认为，人类的困境在于，每个人的体内都有两种天性。一种是精神的，他将其称为光明；另一种是物质的，他将其称为黑暗。在整个宇宙中，也永恒存在着光明与黑暗。摩尼教徒通过一系列神化对此做出了解释：光明与黑暗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人类现在的状态是它们结合的结果。因此，救赎在于将光明与黑暗割离，并预备我们的精神重返纯光明的国度，在纯光明的国度中变为纯粹的光明。光明与黑暗任何新的结合都是邪恶的， 因此，真信徒必须避免它们再次结合。摩尼认为，这个教义已经以各种方式被启示给众先知，包括佛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耶稣和摩尼自己。

在奥古斯丁时代，摩尼教已经传遍了地中海盆地。它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所宣称的极度合理性。同以前的诺斯替主义一样，摩尼教的许多教义基于观测天象。此外，摩尼教的一种宣教方法就是讥笑基督教的教 义，尤其是讥笑圣经的“天真烂漫”与其中的原始语言。

摩尼教似乎解决了奥古斯丁在基督教这里遇到的难题。它们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是一系列的不雅之作——一些书卷甚至相当粗俗，圣经很少遵循优美的写作规则，其中还包括许多粗鲁的事件，如暴力、强奸和欺骗等。第二个问题是恶的起源。莫妮卡曾经教导奥古斯丁，只存在唯一一位上帝。但是，奥古斯丁在自己周围和自身都看到了恶，他必须追问恶的起源。如果上帝至高无上，是绝对的善，恶就不可能是上帝所造。另一方面，如果万物都是上帝所造，上帝就不可能像莫妮卡和教会所宣讲的那样良善与智慧。摩尼教给了这两个问题答案。圣经——尤其是旧约——实际上并不是永恒光明的话语。恶也不是永恒的光明所造，而是与之对立的黑暗所造。

因此，奥古斯丁成为了摩尼教徒。但是，他总是心存疑虑，他做了九年“听众”（hearer），没有加入“完人”（perfect）的行列。在一次摩尼教聚会中，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有人告诉他，他的问题非常深 奥，有一位名叫福斯图斯（Faustus）的伟大的摩尼教教师可以解答他的问题。备受期待的福斯图斯终于出现了，但是，他其实比其他摩尼教教师好不到哪里去。失望的奥古斯丁决定另辟蹊径，继续寻求真理。此 后，他回到塔加斯特住了一段时间，又到迦太基重操旧业，担任修辞学教师；可是，他在迦太基的学生难以管教，到罗马发展似乎更有前途。然而，事与愿违，虽然罗马的学生更加规矩，但他们总是迟交学费。后来，他搬到了需要一位修辞学教师的城市——米兰。

在米兰，西姆普利齐亚努——安波罗修召来教自己神学的老师—— 将新柏拉图派著作介绍给奥古斯丁。西姆普利齐亚努这样做显然是希望——他的希望其实是有充分根据的——新柏拉图主义能够为奥古斯丁开辟一条重返母亲信仰的道路。由于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奥古斯丁成为了新柏拉图派。当时非常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通过学习、自律和神秘默想，新柏拉图主义试图领会那位不可名状者：一切存在之源。新柏拉图派的目标是沉湎在神秘默想中经历忘我。同摩尼教的二元论不同，新柏拉图主义断言，只存在唯一的本体太一，所有实在都是源于太一的一系列流溢，就像石子击打水面时出现的同心圆。距离太一越近，实在就越高级，被隔离得越远，实在就越低 级。那么，恶并不是另有起源，而只是远离了太一。道德的恶在于不仰望太一，却专注于流溢出的众多低级实在。这似乎回答了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恶的起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一个唯一的存在——无限的善——是万物之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承认受造物中恶的存在。虽然恶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物体（a thing），而是一种偏离善的太一的趋向。此外，同奥古斯丁先前在摩尼教中所学相 比，新柏拉图主义帮助他将上帝与灵魂视为精神性的。

奥古斯丁还有另一个疑惑：我们怎能说有着粗俗语言且充满暴力与虚假故事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安波罗修为奥古斯丁解答了这个问题， 而这就是安波罗修在奥古斯丁的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莫妮卡与奥古斯丁一同住在米兰，她一定要奥古斯丁去听安波罗修的讲道。作为一位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同意参加米兰这位最著名的演说家所主持的崇拜。他的初衷并不是去听安波罗修的讲道，而是了解安波罗修讲道的技巧。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奥古斯丁发现，他在听安波罗修讲道的过程中并不像一位专业的修辞学教授，而更像是一位真理的渴慕者。安波罗修通过比喻讲解了许多曾为奥古斯丁带来难题的经文。按照修辞学的标准，寓意解经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奥古斯丁认为，寓意解经完全正确。而且，寓意解经无疑令圣经显得并没有那么粗俗，因此也就令圣经更加可以接受。

直到此时，奥古斯丁在基督教这里所遇到的主要理性难题都已解 决。但是，他还遇到了其他的难题。他并不想成为没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如果他接受母亲的信仰，他就会全心信奉到底。此外，由于当时盛行的修道主义思想和他自己的新柏拉图主义观，奥古斯丁还相信，如果他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放弃修辞学教授这个职业，放弃他的所有抱负以及一切肉体上的享受。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放弃一切肉体上的享受似乎是最困难的。他后来写到，他当时经常祷告说：“赐予我贞节与自制； 但是，不要赐予得太快。”

在这个战场上，奥古斯丁进行着激烈的内心争斗，这是愿意与不愿意之间的争斗。奥古斯丁已经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他并不想成为得太快。他也不能再以理性难题为借口。此外，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也令他感到羞愧。在罗马，著名的哲学家马里乌·维克多利努（Marius Victorinus）——他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来到教会，当众宣认了自己的信仰。奥古斯丁后来又听说，在读过阿塔那修的《圣安东尼传》之后，罗马帝国的两位高官效法安东尼这位隐修士的榜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与高位。就是在这个时候，难以容忍身边那些朋友——或许是他自己——的奥古斯丁，逃到了他归信基督教的那个花园。

在归信基督教之后，奥古斯丁采取了开始新生活的必要措施。他要求接受洗礼，安波罗修为他和他的儿子阿得奥达图斯施行了洗礼。他辞去了自己的修辞学教职。后来，他与母亲莫妮卡——她在奥古斯丁的大半生中一直陪伴着他，她既希望儿子能成为基督徒，也希望儿子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和事业的成功——以及他的儿子阿得奥达图斯和一群朋友启程前往北非，他打算余生在那里过隐修生活。莫妮卡说服奥古斯丁离开了他交往多年的情妇——奥古斯丁甚至都没有提过她的名字。在港口城市奥斯蒂亚（Ostia），莫妮卡患病去世，这打断了奥古斯丁重返非洲的行程。奥古斯丁悲痛欲绝，他和自己的朋友必须在罗马停留数月。

当奥古斯丁最终回到塔加斯特时，他卖掉了自己所继承的大部分遗产，将其中一部分钱分给了穷人，带着余下的钱与阿得奥达图斯——他在随后不久死去——和一些朋友定居在加西齐亚根（Cassiciacum），他们的目的是神秘默想与研究哲学。他们并不想过沙漠修士极端严格的生活，而是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没有不必要的安逸，全心进行灵修、研究和默想。

在加西齐亚根，奥古斯丁完成了他的早期基督教著作。它们仍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但是，奥古斯丁已逐渐意识到，基督教的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他希望自己在加西齐亚根撰写的少数对话录将成为他多年“哲学生活”的开始。

西方教会的牧者与神学家

然而，事与愿违，奥古斯丁的名气越来越大，因此，已经有人对他的生活另有安排。公元391年，他到希波城拜访一个朋友，希望邀请他加入加西齐亚根的小修道院。但是，当他在希波进行崇拜时，希波的主教瓦勒里乌（Valerius）在会众中认出了他，瓦勒里乌那天的讲道是上帝如何一如既往为自己的羊群差派牧者，随后，他要求会众为上帝的带领祷告，因为上帝真的可能将他们的牧者差派到他们中间。会众的回应正如主教瓦勒里乌所料，奥古斯丁极不情愿地被按立，开始与瓦勒里乌一同在希波服侍。四年之后，奥古斯丁与瓦勒里乌一同被任命为主教， 因为瓦勒里乌担心，其他教会可能会偷走他的猎物。当时，主教被禁止离开自己的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担任主教，因此，奥古斯丁被授予主教之职就可以确保他的余生都在希波度过（当时还有规定，一个教会只能拥有一位主教，但是，奥古斯丁和瓦勒里乌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后不久，瓦勒里乌去世，奥古斯丁成为希波的唯一主教。

作为牧者与主教，奥古斯丁希望尽可能保留他在加西齐亚根的生活方式。可是，他现在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牧工作，因此，他用在默想上的时间越来越少。正是在思考教牧工作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部分著作，而这些著作令他成为自新约时代以来整个说拉丁语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早期的许多著作旨在驳斥摩尼教徒。他曾帮助一些朋友信奉了摩尼教，因此，他现在觉得对驳斥自己曾经支持的教义负有特殊的责任。摩尼教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因此，奥古斯丁早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圣经的权威、恶的起源和自由意志。

就驳斥摩尼教徒而言，自由意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摩尼教徒认为，一切都已预定，人类根本就没有自由。奥古斯丁反对这样的观 点，他成为自由意志的捍卫者。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人类自身行为的动因。当我们自由行动时，我们并不是被某些外在事物或内在事物所驱使，如被某种必然力所驱使，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意志所驱使。某个决定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意志本身的产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环境不会影响我们的决定，而是表明，只有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或受到内心必然力的驱使来做出决定的自由，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自由”。

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解决关于恶的起源这一难题。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只存在一位独一的上帝，他的良善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恶的存在呢？只需做出如下肯定：上帝创造了意志，因此，意志是善的，但是，意志可以做出它自己的决定。意志是自由的，自由的意志是善的，尽管自由的意志可能会导致恶。那么，恶是源自人类、天使和魔鬼（堕落的天使）的意志所做的恶的决定。因此，奥古斯丁既能够肯定恶的存在，也可以肯定一位良善的上帝创造了万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恶是一个物体（a thing）。恶并不是一个实体，摩尼教徒提到恶时仿佛它是黑暗的原理。恶是一个决定、一种趋 向，是善的对立面。

奥古斯丁必须驳斥的另一场运动是多纳徒主义。读者还会记得，这场运动的中心是在北非，而奥古斯丁现在正是北非的一位牧师。因此， 奥古斯丁在担任牧师期间不得不解决多纳徒派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不称职的主教所授予的圣职是否有效。奥古斯丁对此的答复是，教会所有仪式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其施行者的德操。否则，基督徒就总要怀疑自己洗礼的有效性。无论圣礼施行者是否称职，圣礼本身仍然有效，即使圣礼施行者有明显的过错。在这一点上，历代以来的大部分西方教会都赞同奥古斯丁的观点，他的教会观与圣礼有效性的观点成为西方教会的标准教义。

也是在处理多纳徒派所引发问题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形成了他的正义战争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多纳徒派——圣墓派——采取了暴力。这整场运动有着奥古斯丁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但是，他相信必须制止圣墓派的暴行。因此他认为，战争可以是正义的，但是正义的战争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战争的目的必须是正义的——以掠夺领地或只是以施展权力为目的的战争，绝不是正义的战争。其次， 正义的战争必须是由一个体制合理的权力机构所发起。为了不给个人恩怨开辟战场，这个条件似乎必不可少。但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这个原则被强者用来宣称他们有权对弱者发动战争，而弱者却无权这样去做。实际上，我们在圣墓派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点。奥古斯丁认为，圣墓派无权对国家发动战争，而国家有权对他们开战。最后，第三个原则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虽然暴力在战争中必不可少，但是，爱的动机是首要的。

不过，奥古斯丁在驳斥帕拉纠派时撰写了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帕拉纠是大不列颠的修士，他因自己的敬虔与苦修而闻名于世。他认为， 基督徒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战胜自己的罪，获得救恩。帕拉纠赞同奥古斯丁：上帝创造的我们是自由的，罪源于意志。在帕拉纠看来，这意味着人类永远都有能力战胜自己的罪。否则，罪就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奥古斯丁还同样记得，他有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有不愿意的时候。这意味着，人类的意志并不像帕拉纠所概括的那么简单。

有时，意志对束缚自己的罪无能为力。意志并不总是自己的主人，因为行使意志力的意志显然并不总是随心所欲，意志也不能做其堕落的状态不允许它去做，或它无法想象的事情。

奥古斯丁认为，罪的权势束缚了我们的意志，只要我们还在罪的权势之下，就不能行使意志来摆脱罪。我们最多只能在愿意与不愿意之间争斗，而这只能表明我们的意志对罪无能为力。罪人的意志只能选择罪。在这种条件下，当然有善的选择与恶的选择；但是，即便最好的选择也在罪的范畴之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已经不存在了。罪人仍然可以在各种选择中自由地抉择。但是，所有这些选择都是罪，一个我们无法选择的选择就是停止犯罪。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我们在堕落之前可以自由地犯罪与不犯罪。但是，在堕落与救赎之间，留给我们的唯一自由是犯罪的自由。在我们被救赎之后，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做工，拯救我们的意志脱离它的悲惨状态，进入重获自由的新状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犯罪与不犯罪。最终，我们会在天家获得自由，但只是不犯罪的自由。这仍不意味着所有自由都已被毁。相反，我们在天堂中仍有自由的选择。但是，所有选择都不会是罪。那时，我们的心灵将被上帝的良善充满，因此，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不会犯罪。

我们如何决定在归信基督教的那一刻接受恩典？奥古斯丁认为，只能凭借恩典自身的力量，因为在归信基督教之前，我们并不拥有不犯罪的自由，因此，我们不拥有决定接受恩典的自由。归信基督教的主动权掌握在上帝手中，人并不会主动归信基督教。此外，恩典是不可抗拒 的，上帝将恩典赐予已经被预定获得恩典的人。

帕拉纠与奥古斯丁不同，他宣称，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完全有犯罪与不犯罪的自由。并不存在原罪和迫使我们犯罪的堕落本性。孩子没有罪，除非他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犯罪。

帕拉纠之争持续了数年，帕拉纠主义最终被否定。帕拉纠主义并没有考虑到罪对人类意志的可怕束缚，也没有考虑到罪的共有性——这甚至显明在还没有机会独立犯罪的婴儿身上。但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他被指责为创新家。在反对奥古斯丁最强烈的法国南 部，勒林的文森特（Vincent of Lerins）认为，我们只应当相信“在所有时代、在每个地方、被每个人”相信的信仰——奥古斯丁的批评者声称他的教义并不符合这个标准。奥古斯丁另一个遭到许多人质疑的观点 是，信仰始于上帝的作为，而不是人类自己的决定。反对奥古斯丁预定论的这些人被称为“半帕拉纠派”（Semi-Pelagians），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还可以被称为“半奥古斯丁派”（Semi-Augustinians）。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重新诠释奥古斯丁的神学家自称是“奥古斯丁派”， 但是，他们却否定了他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义与预定论。公元529年， 奥兰治宗教会议（Synod of Orange）批准了奥古斯丁有关恩典在救赎中居首位的教义，却否定了这个教义所导致的其他一些更激进的教义。后世就是这样来解释希波这位伟大主教的教义——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

奥古斯丁的两部著作尤其重要。第一部是《忏悔录》（Confessions）。《忏悔录》是一部灵性自传，以献给上帝的祷告写 成，它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带领奥古斯丁走过了漫长与痛苦的信仰朝圣之旅。在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忏悔录》的体裁是独特的，即使在今天，它也在见证着奥古斯丁深刻的心理与理性洞察力。

奥古斯丁另一部值得特别提及的著作是《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促使奥古斯丁写下《上帝之城》的直接动机是罗马于公元410年的陷落。当时，许多人仍然信奉古代异教，因此，一些异教徒很快就对基督教提出了指控：罗马之所以陷落，是因为罗马背弃了它的古代神祇而转向基督教。正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指控，奥古斯丁撰写了《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在其中，奥古斯丁声称存在两座城——两种社会制度，它们都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上帝之城的基础是上帝的爱；世俗之城的基础是世俗的爱。在人类历史中，这两座城总是交织在一起出现。尽管这样，在这两座城之间还是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走向死亡的战争。最终，只有上帝之城永存。与此同时，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出现建立在世俗之爱基础上的王国与国家，它们只代表稍纵即逝的世俗之城。无论多么强大，所有世俗之城终将衰败灭亡，在历史终结之时，只有上帝之城永远屹立不倒。罗马尤其是这样， 上帝允许罗马和罗马帝国繁荣昌盛，因为它们是传扬福音的一种手段。既然这一计划已经实现，上帝就让罗马走上了人类所有世俗之城的共同命运：上帝只是对它们的罪做出了公义的惩罚。即使这样，基督徒还是很好地学到了人类世俗之城的历史，因为正如奥古斯丁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说：“我们可能学到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2]

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西部教会最后一位伟大的领袖。当他去世时， 汪达尔人就在希波城门之外，他们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奥古斯丁的工作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最后一丝亮光。

然而，奥古斯丁的工作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在破碎的文明废墟中。恰恰相反，通过自己的著作，他成为了新时代的导师。在整个中世纪，他是被引用最多的神学家，因此而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伟大圣师之一。但是，他也是16世纪新教伟大的改教家们最喜爱的神学家。因此，经过不同的诠释，奥古斯丁成为整个西方教会——无论是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中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1]Confessions，2.3.8.

[2]On Christian Doctrine，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