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0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

第17封信：太改革宗了，以至于不适合教会？

亲爱的耶西：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试探。我了解这一点。我曾经也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但是退一步仔细想想你所说的：你的意思好像在说，你“太改革宗了”，以至于不适合任何一间教会了！这是多么“非改革宗”的一种态度呢！在我看来，改革宗传统应该使我们更意识到我们个人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在各方面都亏缺了上帝的圣洁），使我们意识到要彻底依靠上帝给予的我们原本不配的恩典。那么，若有人以改革宗的名义说，对我而言，没有一间教会是“足够好的”，这会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结论。你实际上是在以加尔文主义的名义，抛弃了加尔文所最关心的：教会。这里的教会不是一个抽象的、天上的、纯理念性的教会，而是在日内瓦当地的教会，是为加尔文所了解、所爱护的会众。

这不是关乎纯洁与否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就没有哪一间教会能让我们进门了）。这是关乎忠心的问题。我不是说你不能批评教会，我的意思是说，承认教会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不能成为一个人反教会的借口，他不能打着改革宗的名义，却要建立某种私人化的灵性。

像调皮孩子似的，

来自首尔的明信片

耶西：

我敢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收到从韩国来的邮件吧？不过我希望这张从首尔的长老会神学院寄出的明信片，能使你认识到，改革宗传统不只是西方欧洲人所拥有的。估计你已经知道这些了。（我必须承认，我还没碰到过几个墨西哥裔的加尔文主义者，呵呵！）在亚洲的经历给我一个提醒，尽管我们会把改革宗传统的中心想象成阿姆斯特丹、费城或者大激流城，但事实上，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中，有很多充满生机的加尔文主义的中心呢！比如在韩国和日本，巴西和古巴，加纳和印度尼西亚。加尔文主义并不是欧洲人与生俱来的发明，即使它起源于日内瓦。但它终极的出处和源头，是创造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的那位创造者。

送上最好的祝福，

第18封信：对批评论调的思考

亲爱的耶西：

我最近有一次开车开了很长的一段路，一边开车一边我听了你寄来的CD，谢谢你。这次经历留给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所喜欢的这一群新加尔文主义者，好像……有些……爱抱怨？

我很庆幸并没有从你身上感受到这样一种态度（除了你几个月前偶然的一次流露之外）。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分享给我的这些CD有些厌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要再找时间和你谈的）似乎花了过多时间去猛烈攻击其他的基督徒，而不是去谴责我们这个时代中各种偶像崇拜。事实上，如果你能从这些讲道和讲座中听出一点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把五旬节派看作是比资本主义还更要危害我们灵魂的事物。（或者，他们把柳溪教会〔1〕看作是比国家主义的试探更有危害性的东西。）这就好像是他们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只定位看其他基督徒阿明尼乌主义的错误，却无视我们周围那些明显不正义、残忍的事物。我认为，他们应该重读一下班扬的《天路历程》，看看班扬对“浮华世界”之试探的分析，就可以从中获益。有人认为，对有限救赎之教义的否认，是目前门徒建造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很难确信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操心的是沃尔玛超市所带来的影响。

我也厌倦了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神学思辨信心满满，这信心放错了位置。而且，他们以认识学术性的原始教义体系而骄傲，借此他们与奥秘割裂开来，而这些奥秘曾使过去的属灵伟人恐惧战兢。（关于这一点，我不禁想到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引用的一个笑话：“上帝创造天和地之前在做什么呢？……他正在为问这些问题的人准备地狱！”）圣经不是一个储藏室，为人建立某种体系提供命题。圣经是叙述性的故事，是上帝救赎剧目的展开。但是，在这些CD的讲道中，根本听不见这些。这些人号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却没有真正将他们自己顺服在上帝之道的权柄下。相反，他们把上帝的圣言强塞进一个体系，借此剥夺了圣言本身所具有的先知性的能力。我很抱歉说这些，但我对此没有太多耐心。我们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广博、复杂，岂是他们这种鸽子笼式的分类方法可以理解的呢？在这方面，我回想起了一段奥古斯丁在讲道中对他的会众的批评：

然而，你没有能力去想象或思想这样一件事情。这样的无知，比任何对知识的主观推测更具虔诚和认真。毕竟，我们谈论的是上帝。经上说：“道就是神”（约1：1）。我们谈论的是上帝，所以，若你不能领会这些，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领会，他就不是上帝了。让我们宁可敬虔地承认我们的无知，而不是鲁莽地宣称我们知道了。当然，人若在心智上认识或尝到上帝的美好，那是极好的。但是，人若要完全了解上帝，去理解透上帝，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讲道117.5）

如果加尔文主义仅仅是一个让我们骄傲的体系，让我们去谴责那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是多么头脑简单和无知的话，那就继续下去吧。我可没有兴趣打着加尔文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用它掩盖自己傲慢自大的神学思辨，并且也牺牲了对人的仁爱和宽容。

而且，我认为加尔文自己也会同意这一点。事实上，我正在读他的一部书信集，他在给一位年轻神学家的信中讲得很清楚：

上帝赐予你如此出色的天赋，你却把它们用在虚空、不结果子的地方（而且这些恩赐也会被有害的幻影所伤害），我实在是非常为你痛心。很久之前我就告诫过你，现在我必须严肃地重申，除非你及时地改正这些研究背后的贪心，否则它将会危害你，并且让你承受痛苦。我若是放纵你去犯这些在我看来极其危险的错误，就是对你残忍。因此，我宁愿现在严厉一点冒犯你，而不是放纵你无度地沉迷于那些好奇心的魅惑之中。我希望，会有一天，你将庆幸我曾对你有过如此激烈的谴责。再见，我极看重的弟兄。如果这种指责有些过于严厉的话，要知道，那是出于我对你的爱。（《加尔文的信函》，129页）

加尔文居然在信中这样责备一个人，这是何等美好的勇气啊！请注意，加尔文自己也提出对这种“臆测”和“好奇心”的警告。上帝的道给了我们足够的丰富，让我们去回味咀嚼，不需要我们再去饥渴、贪婪地寻找或沉溺于（在上帝沉默的问题上）建立一些不用负责任的体系。

你的朋友

另，好吧，我忍不住要多说一些“男人的”评语。我对妇女在教会正式职分（和在婚姻中的秩序）上的立场，对你而言，并不是一个秘密（我们在主日学谈到过“互补主义”和“平等主义”对婚姻的理解）。可能会让你吃惊（或不安）的是，正是改革宗的释经学让我持有这一立场。关于这些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我会透过“创造—堕落—救赎”（C－F－R）这一叙述所呈现的视角来看。你会记得，这种C－F－R视角是以一个“好的”创造开始，它关注堕落给被造界（人类和非人类）带来的一切咒诅，把上帝的救赎理解为对万物的救赎（西1：20）。换言之，救赎的果效，就是逆转咒诅的结果（创3）。若用圣诞节圣诗歌词来说就是，基督的救赎达到了“咒诅所及之地”。堕落的咒诅影响到所有受造物（蛇、土地、动物和我们的工作），甚至连我们的体系和制度也受到咒诅。所以，救赎的好消息要触及所有这些领域。这也是为什么癌症研究、可持续农业和识字教育都是逆转这一咒诅的工作。

就我的理解而言，妇女的从属地位是与堕落、而不是与创造息息相关（参创3：16），福音的宣告冲击了这一混乱的受造秩序，为的是逆转咒诅的结果。要让这成为现实是需要时间的，正如我们看到奴隶制度的邪恶不公是需要时间的一样。从当时的文化习俗来看，耶稣和保罗对女性重要性的评价已经算得上是“有伤风化”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救赎在这一领域的效果只能在日后显明。

我并不期望这些话足以说服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持这样的立场，它不是作为一种脱离改革宗传统的自由化倾向，而是一种以改革宗视角来理解圣经和救恩的具体实践。

注释

〔1〕柳溪教会：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间福音派的独立大教会。——译者注

第19封信：广角的加尔文主义

亲爱的耶西：

什么？你已经开始觉得，成为一名加尔文主义者并不一定等于成为一名改革宗人士？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呵呵。

你是对的，看到你这样说，我感到很受鼓励：改革宗不能简化为加尔文主义，甚至加尔文主义也不能简化为救恩论或五要点（TULIP）。就连“主权”、“拣选”甚至“上帝的荣耀”等每一个教义，也不能对其进行简化。的确，我希望你感觉到，我不愿把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传统归结到某一个点、某一个教义或理念上。我一直试图强调，宗教改革（以及此后这种改革宗传统）是一场广泛的、复杂的更新运动，其所涉及的不只是救恩的教义，也包括教会论、敬拜、门徒训练，甚至文化参与和服务世界。加尔文主义不像是一个从单一车毂发散出去的车轮，而更像是一个花园，由一位园丁照顾，他希望看见园中百花齐放。它不是一个基础性教义，而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视角。

我对加尔文主义这一丰富的、综合性理解的接受，是基于它的荷兰改革宗传统，特别是来自凯波尔的影响。凯波尔于1898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斯通讲座”（后以《加尔文主义讲座》为题出版）的确应当成为你个人必备的藏书。在这些公开讲座中，他把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生命体系”来看待。凯波尔告诫说，不能将加尔文主义简化为一种具体的教义性问题，或者只是一种特定的教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提醒说，“一名加尔文主义者只是被呈现为一个为预定教义辩护的发言人。”但是，正如他所指出的，就连那些最有热情为预定论辩护的人（如查尔斯·贺智），也反对这样来简化加尔文主义。所以，他们更希望自己被称为“奥古斯丁主义者”（我也是这样的）。相比之下，在凯波尔的这些讲座中，他清晰地表达出加尔文主义是一种多方位的、复杂的生命体系，它是一种普遍趋势，一种生命的普遍体系，并且最终是一种世界观和生命观。正因如此，他不会认为加尔文主义的竞争者是那些类似阿明尼乌主义的思想，而是那些完全不同的、综合性的生命体系，如伊斯兰教、佛教和现代主义。根据凯波尔的观点，每一种生命体系不仅告诉人们为什么“我”能被拯救，而且也清楚地描绘了人类生命总体的一个整全视野，最终，它清晰地表达出对所有人类生命三种基本关系的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他人（和普遍的人类繁衍）的关系，以及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凯波尔宣称，加尔文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复杂的生命体系。他认为加尔文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性的：

在思想和观念的世界中，加尔文主义带来了一整套的改变。也是在这一改变中，加尔文主义将其自身放在上帝的面前，它不仅因为人具有上帝的形像而尊重人（于是产生了民主制——讲座3），而且它也给予这个世界以尊严，因为世界也是神所创立的（于是产生了现代科学——讲座4）。它还把一个伟大的原则放在最前面，那就是，存在一种特殊的恩典，是给人带来救恩的。也存在一种普遍的恩典，上帝借其维持这个世界的生命，缓解它所承受的咒诅并推迟其败坏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没有阻碍地向着一个目标发展，那就是荣耀创造主。

我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并不太同意凯波尔所说的，但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神”不能被简化为只是拣选灵魂得救的教义。在他第四次斯通讲座中，凯波尔强调说，尽管“基督教实质上是救恩性的”（也就是关注救赎的），但“这种救赎之工的主题不局限于个体罪人的得救，而是延及这个世界的救赎”，是对劳苦叹息的受造之物的更新和恢复（罗8：18－23）。

加尔文主义给人以宏大叙事之感（让人觉得改革宗传统提供了一套复杂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对上帝主权的重要理解。加尔文主义强调一个有位格的创造主的主权，他对我们受造之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有要说的（和要做的）。正如凯波尔在另外一个著名的讲座（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就职典礼）上所表达的：“在受造之物中，没有一处是基督不能宣告说：‘这是我的！’”换句话说，基督不仅是我们身体的主，也是我们灵魂的主，我们家庭的主，我们商业、娱乐以及教育的主。基督是科学和艺术的主，是舞蹈和发声的主，是我们饮食的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脱离基督的主权，没有哪一个世俗的生活领域不受创造主的主权支配。那么，加尔文主义就是承认基督在“万物”上的主权（西1：15－20）。加尔文主义的上帝不只是在创造万物之前花了些时间来制定一些诫命，以此支配灵魂的归宿。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还渴求他的受造之物，渴求你的丰盛——不只是你宗教生活的丰盛，也包括你的工作、家庭和娱乐领域的丰盛。

服侍主的，

另，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学习寇尔森（Chuck Colson）的《世界观的故事》时的情景？那本书中所说的是“隐秘的”凯波尔——福音派人士眼中的凯波尔。我们那时并没有把它和加尔文主义挂上钩，但是，我希望现在你能看出，福音所具有的那种综合性的视野，是怎样影响到人生命的各个方面，这实际上都要归功于改革宗传统。你也许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了。如果你能够做一个桥梁，把这种眼光从你所读过的书中，带给所有那些新加尔文主义者，也许会帮助他们重新看待一些事物。

第20封信：凡咒诅所及之地

亲爱的耶西：

我不是低估或贬低救恩（以及有关救恩之教义）在改教家们那里的中心地位。正如你所正确指出的，当路德在维滕堡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教会大门上的时候，他并不是开始一场科学革命，或是催生一种美学传统。（至于他的提议在当时是否构成一种政治性的论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因此，毫无疑问，“称义”问题才是一个火药桶，它引发了贯穿欧洲的宗教改革。但非常有趣的是，作为加尔文主义者的凯波尔在他的斯通讲座里，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路德颇有微词：“路德的出发点是给人带来称义之信心的特殊救恩论原则。而加尔文的出发点却更为宽广，是上帝主权的普遍宇宙论原则。”或者，正如凯波尔此后在他的第三讲“加尔文主义与政治”中提到的，加尔文主义的主导原则不是“救恩论，也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在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宇宙论，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整个宇宙中的主权，在所有领域、所有国度（无论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的主权”。你可以看到，《基督教要义》中提出的也是这样一种框架，也是始于明白上帝作为创造主的知识（卷一），以及上帝在基督里作为救赎主的知识（卷二）。事实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今天许多人将自己描绘为加尔文主义者，但实际上却更多是路德主义者。

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指出的，上帝关心人的拯救和救赎，但上帝救赎工作的范围却远远大过、超过个体灵魂的拯救。基督的救赎是宇宙性的，它的影响力不只是对我们灵魂的拯救，而是对在劳苦叹息中的受造之物的全面拯救（罗8：22）。通过十字架，上帝让万有都与他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20）。

换句话说，上帝的救恩与他的创造一样重要，而且，在上帝的救恩中，他重新确认了受造之物的美好。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主义——那种凯波尔所颂扬的磅礴、大气、复杂的加尔文主义——才能抵制猖獗的诺斯替主义，后者是北美福音派所带有的一种典型特征。正如凯波尔简洁地指出的：“加尔文主义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对这个世界的蔑视态度，也消除了对现世宇宙事物的忽视和贬低。”在加尔文主义那里，“宇宙性的生命已经重获其价值，不是在事物永恒的扩展中，而是借着它们作为上帝手中的工作，以及启示出上帝的属性。”在我自己的天路历程中，这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教会中改革宗传统所做出的最重要、最具先知性的贡献：提醒我们，上帝自己宣称他的受造之物是“好的”（创1：31）。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堕落已经彻底、全面地毁坏了受造界，使其扭曲、变形，使之败坏、腐蚀。而是说，正是这种强调创造之神学，才让博大、广角的改革宗所理解的救赎变得生机勃勃，因为改革宗教义将救赎理解为对上帝美好受造物整体的恢复。的确，上帝的荣耀之彰显，不仅在于人的灵魂得救，也在于人的身体得救，所以才有复活。上帝的荣耀之扩展，不仅在新天里，也在新地上。因此，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在他那本重要的《直到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一书中，把加尔文主义称为“塑造世界”的基督教。和那些拒绝尘世的诺斯替主义不同（这些思想在福音派的敬虔信仰中如同瘟疫一般传播），加尔文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肯定尘世的信仰（或者更好的表达是，它重塑世界）。它致力于消除咒诅，引入平安，这与上天堂无关，而是关乎在世上看到天堂，那将是对我们如下祷告的回应：“愿你的国降临……”

是的，毫无疑问，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传统是关注救恩的。只是说，他们对救恩的视野之广博，就如同上帝对创造的肯定之广博一样。

在盼望中的，

另，如果你还没有陷入当代人的那些争论，我应该先说明一下，“称义”这个主题曾经一度是滋长争论的温床，并且许多新加尔文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一直特别喜欢说些什么。他们捍卫这种（他们所认为的）改革宗称义的教义，来反对他们所说的“保罗新观”。［以赖特（N.T.Wright）的作品为代表。我要申明一下，在我看来，其实赖特对于称义的论述和圣约神学具有很深的共鸣。］我们没法在这里讨论细节，但是我认为，按照凯波尔的看法，这些新加尔文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更像是路德宗人士。关于这方面，赖特在他的新书《称义：上帝的计划和保罗的异象》里，做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对于加尔文而言，摩西的律法是作为生命之道，赐给了一族已经蒙救赎的百姓。……我时常反思，在有关保罗和律法的看法上，如果主导自启蒙以来二百年间圣经学术的是改革宗的观点，而不是路德宗的观点，那么不仅保罗新观没有必要（或不是以同样的形式），就连过去一百年间两极分化的争论——即在救恩论之“参与论的”形式和“司法的”形式之间的争论——也会没有必要了。很多旧式的加尔文主义观点宣称，理解称义的最佳方式，是在“在基督里”的背景之下：这两者本无需彼此对抗。

赖特继续指出一点，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上帝和他百姓之间的圣约关系时所指出的，“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他评论到，“都非常重视上帝独一的计划，即上帝从没有改变过他自己的心意。而许多神学家的观点就好像在暗示说，上帝一开始给了百姓律法，似乎要看看他们能否通过这个方案得救，然后上帝发现他们不能靠这个方案得救，于是上帝又决定启动方案B，也就是道成肉身并死在十字架上，使人因信称义。但这是加尔文主义一直所否定的。”

我所说的这些，可能已经超出你的关注。但是，我想你一定听到过关于这场争论的种种声音。我只是想说，事情远比一些人争论的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