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失群的羊——僧尼归主记

第五章、法师归主记——夏炎（昔日的达慈法师）

前言

我提笔写这篇拙文，对佛教并不存有半点歧视或仇视，我只是把我过去的亲身经历，用回忆的方式写出来，一方面是雪泥鸿爪留下生命的烙痕，一方面是提供读者们在宗教信仰上的抉择上，做一个参考，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用意。

过去大半生，我一直醉心于佛教的人生哲学，遂将独一的真神抛诸脑后，我经年累月像丧失了灵魂似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虽然身在家园，却似无家可归，虽然友朋成群，仍觉寂寞无聊，外面朝朝欢乐，内心却痛苦万分。所以我灵魂的杯子，一直是空无所有的。一个出身在佛教家庭的人，在极度苦闷之余，走向披剃出家做和尚之路，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自从我走入空门之后，终日青灯黄卷，过着较社会上更为死寂的日子。慢慢地我发现了佛教教义上，有着根本无法解释的错误，僧团的组成分子，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低眉菩萨，而大多是些为“恨”所驱使的阿修罗。所以在我三年的僧团生活中，终日忧心如焚，愁肠百结，如处火宅。若非万能的上帝借着一部佛经“大藏经”的因缘，使我踏上了通往天国的道路，获得了永生的保证，恐怕我的灵魂将永远被埋葬在魔窟了！救主耶稣基督，给我安排的重生方式，是多么地奇特美妙呀！现在我灵魂的杯子中，洋溢着芳香圣恩之醇酒，我得到了平安，内心充满了得救的喜悦。我愿借着这篇拙劣的短文，用以荣耀上帝的名。

童年生活与佛有缘

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佛教家庭，自幼便随家人礼佛、诵经、吃方便斋（每月初一、十五吃素）虽然个中玄妙我丝毫不懂，但事事出于虔诚，绝无一丝儿装模作样的做作。

故乡的佛教寺院并不多，当时大家都提倡在家修行，甚至理论上认为在家修行好得多，如果能发“菩萨心”，一样可以“明心见性”，修成佛果，不一定要剃度出家。我父母就是当时力倡在家学佛的居士。家严早年服务于政界，所以我自幼随家严宦游异乡各地，家严私生活非常严肃，对人从事对从不苟且迁就，每至一处新任所，必先询问当地佛教之活动情形，并打听念佛团或居再林的地址。他老人家除了处理公务外，其余时间都是专精念佛。家慈虽系出名门，但读书并不多，她虽对佛教非常热心，但是她的修持，却仅限于烧香、供养鲜花、水果、拜佛，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和做早晚功课而已。至于佛教的哲学体系和基本教义，她却一窍不通。

这个时期的我，除了家严耳提面命，严训以写读之外，就是跟家慈学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圣号，自那个时候起，幼小心灵中就种下了一颗信仰佛教的种子。

我十一岁至十四岁时，家严担任河南省舞阳县的县长，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所以没住进县政府内进之公馆，当时的住宅，是租用民间的一所大宅第，房子是一座三进四合院，有客厅，有书房，前后有两个很像样的大花园，种植着很多花木，在后花园的左后方，有三间很洁净的房子，我家的佛堂就布置在这三间房子里。为什么不按着中国家庭的传统习惯，把佛堂布置在正堂屋里呢？这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破除迷信”运动，铲除偶像、没收寺产、驱逐僧尼均列为主要项目，一时做得雷厉风行，大小寺院很少能有幸免者。家严身为一县之主的政务官，有执行政令之责，虽然他可以对摧残佛教之运动不认真执行，但总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违背政令，因是之故，我家正堂屋供奉祖宗三代之牌位，而无任何一尊佛菩萨偶像。

庙宇被军队占用了，县里唯一念佛之处“居士林”也被联保办公处借用了，所以很多地方绅士家的老太太们，都被家慈邀到我家那座佛堂里去秘密共修，当时有哪些老太太参加此一共修会，我已不复记忆，反正每天晚上总有十几个老太太，聚集在那里做功课。至少后来我才知道，这群老太太，并不是认真地在过宗教生活，她们之所以烧香拜佛、念经，也和现在一般中国老太太们没有两样，只求免难消灾，求佛菩萨保佑一家大小平安，其终极目的，也不过是祈求来生人天福报而已。至于佛教教义中所谓“了生脱死”，“因果轮回”等根本教义，她们是茫然无知的。家严虽然有时也参加她们的行列，但那只是限于给她们讲解“发菩提心”、“六度行”、“涅盘”等类之道理。想想看，像这样一群近似文盲的老太太，由于受知识的局限，她们哪里能听得进那些令人昏沉的道理呢？所以她们对家严的演说，可以说是毫无兴趣。

有一年冬天，南大街盐店的老太太，带来了一位年约四十余岁的斋婆，大家都把她叫“三姑”，据说，她是个吃长素、没有结过婚的老处女，曾经在尼姑庵里住过几年，刚从嵩县来，准备到周家口一座尼姑庵里去出家的。她很会讲话，那群老太太们，也都喜欢听她讲。

我有几次也坐在家慈身旁静静地听她讲，她所讲的，无非是些怪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如十殿阎君啦！借尸还魂啦等等，与佛法毫不相应的连篇鬼话。但是她的听众们却一致称赞她讲得好，都说她比家严讲的好，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今天的佛教内，真正能讲经的法师们无听众，相反地，一部经也不会讲，而只会讲神话故事的法师们，却拥有广大听众的原因──原来佛教是建筑在一群无知识的老太婆身上，难怪佛教要没落了。

现在我才发现，常跑庙的老太太们，大多有一个不如意的环境，不是儿子不孝，就是和媳妇相处不好，再不然就是家境贫苦，因此，她们内心深深感到现世的苦闷，却又找不到一条真正解脱的途径，她们既然在尘世中找不到快乐和安慰，于是，她们就只好求助于木雕泥塑的偶像，或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盼望来生投胎，生在一个显宦、贵族而又父慈、子孝、媳妇听话的家庭里。可怜她们哪里知道显宦、贵族而又父慈、子孝、媳妇听话的家庭里，也同样的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即使能够得到世间的一切，而这些暂时的幸福，又何足珍惜呢？

流亡西北初识苦滋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的战火，很快地弥漫了整个华北，家严就在那年的四月四日，病逝在河南叶县任所。因为家严一生清廉，病逝后几乎连丧葬费都支付不出，若非家严生前友好们的捐助，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家严的葬仪简单隆重，只是因为经济关系，没请和尚尼姑们念经而已，所以若干年后家慈仍为此事耿耿于怀。

家严逝世时，长兄任职安庆高等法院，次兄任职济南同济医院，彼等均先后闻讯赶回奔丧。由于两位兄长的到来，对家慈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不少。

家严的棺木是葬在其生前一位属员的土地上，至今未能迁回故里。返来奔丧的次兄，于是年秋一病不起，终又不治。一个家庭中，半年之内办两次丧事，也实在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家慈此时在精神上的负担，不言可喻。

家慈在悲痛之余，常怨天尤人，指责佛菩萨不长眼睛，她却忘了“生必有死”的定律，过去人如此，现在和将来的人也都逃不出这则铁律。虽然有人想突破这则铁律，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还没人能达到此一目的，身为帝王之尊的秦始皇，为想突破这则规律，动了不少歪脑筋，浪费了不少金钱和精神，各种方法几乎都让他试过，然而，终属枉然，最后还是崩于沙丘而遗臭万年。现在的科学家们，虽仍然在做不死之憧憬，但憧憬还是憧憬，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事实的。

住在我家隔邻的陈师母，是中华内地会陈牧师的内人（我们常戏呼她为洋婆子，称陈牧师为放羊的）。她常来我家劝家慈节哀，并常常讲点道理给家慈听，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指信仰不同），但是她们却似乎谈得很投机。记得有一次，陈师母对家慈大意说：“此生只是通往来生的必经桥梁，桥梁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我们绝不能把它当做目的。一旦人有生，就必有死，这是谁都无可奈何的事。今生的祸福是无足轻重的，来生的祸福才是真实的，和值得重视的，因此，我们今生应该看开一点，我们受祸而不怨，只要问心无愧，享福而不骄，只求不忘本逐末。否则就是轻重颠倒，难免因小失大，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却丧失了永生的福乐，实在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陈师母谆谆而谈，家慈不时跟着点头，对洋婆子一向存有“侵略者”成见的我，也暗中翘指佩服，她明明是来传教的，却对上帝、天堂一字不提，但所讲内容，又都是基督教的教义，听讲的佛教徒，不但对她毫无反感，反觉得她对自己很关心，实在妙不可言。

是年初冬，家乡卖田的钱寄来了，一家十余口（长兄因丧假期满，已先返任所），遂在家慈率领下，雇车兼程还乡，抵达故居时已进入大雪纷飞的十一月了。故居是一座很大的农庄，我家虽不算富有，亦算是小康之家，每年收来的田租，足以维持十余口之家的生活，而不虞冻馁。乡居期间，家慈仍照常吃斋念佛，求她的来生人天福报，我则于翌年春进入省立璜川中学就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战火蔓延至故里，在家慈的首肯下，我背井离乡，随国立第十中学向西北进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离开温暖的家庭，跟随学校过艰辛的流亡生活。一向不知天高地厚，享惯了现成的我，这种流亡生活对我不只是项严重的生活考验，日间背负行囊徒步行走八十至九十华里的路程，晚间破庙，檐下，到处露宿，一日两处难得一饱。因此，我常于夜深人静之时独自饮泣，在痛苦难抑之际，我常会不停地诵念我最崇拜的“观世音菩萨”。就这样，也往往能使我暂忘痛苦，把心安定下来，虽然它对我的现实痛苦并未有丝毫解除，但在精神方面却获得了片刻的慰藉。

流亡生活，使我变得比往日更为沉默，我往往整日不发一言。在此期间，无论是行进也好，休息也好，宿营也好，我脑子里一直在不停地，思索着一条难以了解的问题──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没有人开导，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常想，佛教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家严一生学佛为善，为什么不能让他多活几年呢？家慈终年烧香、吃斋、念佛，为什么不幸的事，总落在她老人家的头上呢？我今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吃这么多的苦头呢？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想不通。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旅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甘肃清水。

清水是一个满目荒凉，生活贫困的穷乡僻壤。虽然清水是当局指定的“十中”学校所在地，但是由于主观条件不够，客观条件欠缺，教学设备全无，甚至连全校师生一日两处的给养都煞费周章，遑论其它。就这样又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一天在清水街头，无意间遇到了一位父执张慈庵先生，他是家严生前的诤友，他对我自幼就非常疼爱，他告诉我，他目前一个人在新疆做生意，常到关内来办货。他因见我当时所处之困境，至感不忍，经征得校方同意，具保把我领了出来，带往新疆读书，这是我生活上的又一转变。

因为战事日益吃紧，交通中断，邮路不畅，与家乡消息完全隔绝，所以当时也无法把我往新疆就学的事告诉家慈。

离开国立第十中学之后，因当时正值寒假，张老先生带我玩了很多地方，如兰州、拉卜楞、西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我都住过几天。

张老先生灌输给我的宗教常识

我自幼就好奇，更喜欢旅行，不过像国立十中那样流亡式的旅行，却非我所愿。

甘肃、青海、新疆（我所到过的边疆省份）三省之宗教，以伊斯兰信徒最多，其次是喇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

伊斯兰教，在中国被称做“回教”或“小教”，这无论在历史上，都不免是一种“积非成是”的“通称”，绝不能算是一种“辨名推理”的“正称”。

据说“回教”之称谓，系由于“传播”之者，为我国以前西北边疆强大民族的回纥族，不过，综合我国伊斯兰教信徒来说，也不限于“回纥”这一族，而且，就实论证，伊斯兰教之传入中国，其原始的传播者，也并非单纯的“回纥”，甚至可说回族还是稍后才信奉该教之民族，所以说，“回教”一词不太恰当。

另一通称“小教”，就更令人疑笑了。因为西北信奉伊斯兰之居民，几乎占全人口之百分之六十以上，其风俗书惯，均与其它宗教迥异，同时“忌讳”也最多。外教人士为了避免与其发生不必要之误会起见，所以日常与陌生人谈话之间，必先问“贵教是…？”，如果对方是信伊斯兰教的，他们必自谦地答一声“小教”。这么一来，粗俗的人在问话时，就往往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小教大教？”以是之故，“小教”一词就变成了西北伊斯兰教，最流行的第二“别称”了。

也许是我这位父执，在边疆住久了的关系，他好像对边疆民俗、宗教、史地都非常有研究，他常为我介绍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事物。

一个风雪封门的寒夜，我俩坐在热炕上，饮着当地人认为最奢侈的浓茶，他向我述说着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在西北的大致情形。他说，伊斯兰三字，是阿拉伯文的音译，它的含义是“顺”和“安”，“顺”是顺乎主，“安”是顺主而得平安。

凡是伊斯兰教的信徒，统称之谓“穆斯林”（Moslem)，意为“顺主的人民”，他们也像基督教一样，没有种族、阶级之分别，教内统称之为“弟兄”。女性在伊斯兰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这点却和佛教很相似。按伊斯兰教的教规，每一男穆斯林可以娶四个妻子，依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女子外出，须戴罩，目前甘、新地区，除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仍严守此一习惯之外，其余各族女穆斯林早已废除了此一习惯，不过奴隶制度，在此“弟兄”平等教义的宗教中，似乎还没有完全根绝。

伊斯兰教对于饮食，有“卫生”的戒律，他们都彻底地严格遵守着，所谓不食恶性食物如

1、不食猪、犬之肉；

2、不食自死之肉；

3、不食妄杀之肉（按照他们的习者，在宰杀畜类时，须呼真主之名，并诵念经文，否则属于妄杀，习惯上，宰杀多由阿訇（教长）行之）

4、不饮酒；

5、不食一切动物的血。

穆斯林是与生俱来的穆斯林，凡出生于穆斯林家庭中之子女，便是天生的穆斯林。他们的婚姻制度，通常是教内制，但也有例外，他们的男穆斯林可以娶教外女子为妻，他们教内的女穆斯林，绝对不嫁给教外人。

根据事实，伊斯兰教之传入新疆，当在九世纪之后，甚或十世纪初，先乎此者，新疆还是一个“不一其教”的地区，摩尼教、佛教、基督教，乃至萨满教，均是或久或暂地对这个地区的居民有所影响，这些宗教也都曾为“回族”所信奉。

张老先生还讲了些有关回教修道方面的事，因为日久我已记不清了，以上他所讲的，证诸来日我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大致上没太多的出入。

在兰州过了农历年之后，张老先生带我到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楞，和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去玩了几天，因为新正那边有庙会，我们是专为赶热闹而去的，据说宁夏、蒙古和西藏等地的香客，为了占蓬位（蒙古包），农历年前就已陆续到达。

我们在西宁参观的是塔尔寺（因为庙上的瓦全是金质的，所以又称金瓦寺）。塔尔寺是“宗喀巴”（宝贝佛）诞生之处，寺字修建得金碧辉煌，寺中住有喇嘛僧三千余众共修，当时的住持喇嘛，好像是察罕诺门呼图克图活佛。

拉卜桂，有一拉卜楞寺，这座庙好像比堵尔寺还要大一些。拉卜楞的藏文原意是“王府公第”，它是甘肃省的佛教圣地，住有喇嘛两千余人，当时的住持是嘉木样呼图克图活佛。据说拉卜楞寺共住有十八位活佛，他们各按传统“转世”。

旅途中，张老先生给我讲了不少有关喇嘛方面的知识，他像说故事一样地说：“喇嘛教，原只属于西藏‘区域性’的佛教支流，据说当公元五世纪时，佛教在印度遭受到迫害，于是印度的佛教僧侣们，纷纷避地西藏。也有说是当西藏王室第九王朝时（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有一种不能称之为佛教的‘黑教’，已自大喜传入西藏，直到二十七王朝时，佛教方始传入，时当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前后（公元三九九年前后）。不过亦有称西藏之有佛教或肇始于第三世纪以前（？），但事实告诉我们，西藏佛教之弘扬，应在七世纪以后时为第三十二王朝，其王为松赞刚普，彼先娶尼泊尔公主，后又向唐室求婚，由于当时的西藏称吐蕃，称声极为浩大，对于唐朝所在地的长安，具有严重的威胁性，因此，唐太宗便把文成公主下嫁给了他。希冀由姻亲关系以缓兵祸。于是佛像、经典、僧侣亦随文成公主入藏，西藏佛教于滋乃见兴盛。现行之西藏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梵文衍变而成。松赞刚普死后，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迫害，几乎被湮没，再三传至弃离缩赞王，复向唐室求婚，唐中宗以宗女金城公主下嫁之。金城公主之子体松德赞，承继王位之后，又复振兴佛教，在他母子的全力支持之下，遂又渐次弘扬。是时并派人赴印度礼请高僧堪坡赴藏，复语堪坡推荐巴特玛彻巴干入藏。巴特玛彻巴干属大乘佛教之密宗（真言宗），即世称之莲华生，喇嘛教红帽派尊称之曰莲华祖师。

原先西藏已有由中国内地前往之高僧，虽然他们彼此同属大乘派，但对于佛法的旨趣，仍不免发生争论，因此。遂有佛法辩论会之举行。自从内地僧在辩论会中受挫之后，西藏便成了真言宗的天下，以迄于今。

喇嘛一词，原系汉人给予之称号，喇嘛（Blema）意译即“上人”、“长老”、“顺”之意，印度比丘所组成的译经集团，即使尊称之为喇嘛团。含有“最圣无上”之意，喇嘛教之得名，即源于此。张老先生还讲了很多有关喇嘛教之派别、分布、世系、修持方法等，因已有年，大多已不复记忆。待张老先生讲完之后，我曾插嘴问道：“张老伯，你怎么懂得这么多？”“这就是看书和游历的好处。”他微笑着说。

两周之内赶了两处庙会，有吃、有玩，又见不到不少的新奇事物，恐怕读万卷书，也不见得会有这样大的收获，我真高兴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