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如果没有耶稣

第七章：基督教对科学的影响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一章28节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卓越科技的时代，科学已成为世界的主宰。过去我们说人是处在蒸气或电的时代。现在，更贴切而言，叫做核子时代、原子时代、电子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或太空时代，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对许多人而言，我们在讨论基督教对这世界的祝福时，会在本书以专章来讨论到科学是件奇怪的事，宗教不总是与科学为敌吗？不！更进一步言，许多学者都同意，改革后的基督教是孕育十一世纪时获得极大扩展的科学革命之母。如果没有耶稣，科学恐怕也无法来到这个世上。

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因科学革命而得到改善的种种方面，我相信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你现在无法借着电灯来阅读本书；假如基督未曾诞生，就不会有计算机、微芯片、飞机或宇宙飞船；假如基督未曾诞生，人们不曾开始「跟随神的思想」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科学革命之出现的。关于基督教如何生产出现代科学，一些学者都有某些评论，基督教思想家薛华博士（Francis Schaeffer）提到了当中一些意见：

英国数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都强调现代科学是来自于基督徒的世界观点。怀特海是一位倍受尊崇的数学家及哲学家，奥本海默在1947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之后，写到许多关于科学的主题，怀特海（在其1925年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说到基督教是科学之母，因为「中世纪时强调神的理性。」

科学及基督徒的观点又如何呢？「科学」是由拉丁文Scientia来的，意思是「知识」，神被称为ominiscientia——全知的、无所不知的。但现代科学是怪异地混合了演绎与归纳，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些都是在十六世纪时出现的名词，而发展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学时代」。

科学与基督教

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多年来怀疑论者及各类的非信徒可说是无穷无尽又令人厌烦地写了许多书及文章，述及科学与基督教是正相反对的，他们不仅互相矛盾，彼此之间更是毫无关连。一个人必须选择做一个迷信的宗教者——基督徒，或是一名科学家，两者是不可能并容的，不信的科学家习惯以上述的用语来形容两者的分野。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这句话是没错的，在过去数十年间，科学因着社会生态学的变化而遭遇到几段不同的困难时期。如1960年代的嬉皮新族群及1970年代声称科学创造出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个科学怪人，并且是要来摧毁这个地球的种种传说，使得科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其说科学是一条圣牛，毋宁说它是——按照许多的人的说法——更像是一条在瓷器店里暴怒的牛，充满着要破坏每样事物的威胁性，以致生态学家将人类的疾病归咎于科学。可说人们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态度到如今仍不断地在改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手上有一本接一本的书是一些不信基督的生态学家所写的，他们提醒人们，指出是因为基督教的缘故我们才有科学，而基督教才是所有这些疾病事件的主因。

科学的来源

科学究竟从何而来？大约是始于基督降世之前的六百年，希腊哲学家开始对生命的存在及自然界的安排做一连串非神学性的探索时开始的。他们努力地朝原始科学的方向走，但却未发展出任何像现代科学的盛况，若是有，在公元一百年前我们即可能已处在核子及太空时代了。希腊人的脑子看这个自然界大半是简单地为了显扬伟大的希腊之名而有的，世界是不应该被改变、被利用的，只应该是单纯地被了解，他们做的只是头脑运动的游戏，应用理性的推理系统，而推出了许多很棒而有趣的事实，但从未发展成为「科学时代」。

吉维斯（Malcom Jeeves）博士怀疑为什么希腊人从未在他们的科学问题上有所长进，在他的《科学企业与基督教信仰》（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一书中，他指出一种独特的希腊思想混合了基督教特殊的一部分形成了所谓的「改革式信仰」，这进而产生了现代科学，吉维斯写道：

因着圣经的再发现及宗教改革时期的信息—–造成科学发展的新动力，这种新动力再加上希腊思想中最好的部分，产生了最好的混合原料而引爆出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又导致在十六世纪初科学革命的知识爆炸，以及之后一直不断地加增，到融合成今日的科学动力。

科学不仅没有在希腊人中得到发展，它也不是发源于希伯来人之中。简单而言，希伯来人不是也不会是科学发源的始祖，你可以回想在诗篇里，自然界只被单纯地认定是赞美造物主的场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19章1节）

因为回教这个宗教信仰的缘故，现代科学也不可能存在于阿拉伯人当中。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1100年之间失传于西方世界的亚里斯多德著作，是由北非的阿拉伯人所留存的，最后在公元1100年到1200年才再度被引进到欧洲。亚里斯多德不像柏拉图，有一种导致进入科学研究典型的哲学理论，因为比起柏拉图推论性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是属归纳性的方法，柏拉图会在得到一种理念后，再从它推论出各类事物，亚里斯多德则偏向于看到单独的事项，然后从中归纳出原则。因为亚里斯多德派的思想较接近阿拉伯人——包括景教的基督徒，在中世纪时，逐渐地比欧洲人发展出更伟大的科学以及数学上的进步。

但即使在那段时期，阿拉伯人也未曾介绍或创造出真正的科学，为什么？主要乃由于他们的宗教，因为主宰回教的是一种宿命论，他们不信既然各样事情的命运都早已注定了，很明显地，没有必要再试着去驾驭大自然而来改变什么，因为万事都是无可改变的。

科学也绝不可能来自于信仰灵魂之说的中南非或世界上其它的地方，因为他们从未在自然界中做过实验，他们相信万物——不管是石头、树或动物或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有一个活的不同的神或祖先之灵魂在其中。

科学也不会起源于印度的印度教或中国的佛教，因为印度教及佛教都教导肉体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世上的灵魂才是真实的。任何人必须学到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肉体的世界并不真实，因此，没有理由要穷其一生探索这个不真实的世界。

直到基督教来采取了不同的努力方法，并将它们牵在一起，才产生出在十六世纪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科学现象。这乃是来自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导，它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理性的神，祂是所有真理的来源，而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由此而使得科学的定律能够出现。

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科学并不是发源于今日世界中所流行的哲学观点。今日在西方世界所流行的哲学是存在主义，是非理性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出非理性之世界的，因为科学乃是基于事实。假如今天水在一百度时煮沸，明天它也会在一百度煮沸，接下来也是一样，有些特定的法律及规则在控制着这个宇宙，这都是由神创造世界的基督教观点生发出来的——神是理性的，祂创造了一个理性的世界。

文化的托管

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存在于从本章中我们所引用的创世记之中。其中「文化的托管」的概念，乃是来自神从起初就对人说要管理全地。十六世纪时，基督徒第一次慎重而有系统地致力于基督之主权掌管全地的研究，假如基督是全地的王；假如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假如祂的国度掌管全地；假如这个国度不仅掌管人类的心，同时也掌管实际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假如基督是万物所持有者；假如在自然界中所有被发现的事物都是为了荣耀神及跟随祂的人之益处，那么人类应该要管理全地，他要使用它们、塑造它们，为着他自己的益处，或是为着邻居的益处及神的荣耀。

这个世界不像希腊思想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被了解，也不像希伯来人的思想，只是为了敬拜的缘故，更不是为了像印度教所说，是为否定它自己的存在，也绝不是像灵魂学说派那样的认为只是为了被尊崇而已，这是伟大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及人类的益处而设的。

另外一项导致科学的基本观念是罪的教义，人类第一次严肃地讨论到人的里面是有罪的，并深入洞悉人的罪性及其完全的堕落。十六世纪的改革家认定人类所有的才干能力，包括思想都是堕落的，因此，人类的理性不足以被依赖来推论出所有的真理，像先前希腊人高傲地推测那样。因为人类的罪性及其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事情的倾向，使得理性需要以实验作为背后的支持。你可能还记得，科学是理性与实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等的混合，这种推论法与归纳法的结合导致了科学及其成就，因此，所有的理性主义应该是由实验主义作其背后的支持。但某些基督徒，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基督徒，对人类完全的堕落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他们认为即使是人类的实验也可以被扭曲成罪的延伸，因此，只有在圣经的光中的评价才有可能是正确的。基督徒相信神已经在两部书中启示了祂自己——大自然及圣经——它们分别代表了一般性的启示及特别的启示。培根这位因发展科学方法而有功于世界的人士，如此写道：「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它们可避免让我们陷入错误之中。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

所以，当有人深入地研究这两本书——神所创造的世界以及神所留下的话语时——现代科学便于焉诞生了。

现代科学的基督教之根

薛华注意到，现代科学开始于当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受到科学的挑战之时。在哥白尼学说革命中得失攸关的要件是什么？许多现世主义者会告诉你是来自圣经的宇宙论，事实上，是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彻底地受到哥白尼学说所震撼的缘故。伽利略在1632年批评说：「只有在圣经中强加入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教会才会被误导。」薛华则在以下有详尽的说明：

现代科学的基础可以说早已在牛津奠下。当时那儿的学者们攻击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种证明自己第一的权威教导；亚里斯多德做了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错误解释—–当罗马教会攻击哥白尼及伽利略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导真的与圣经有相违之处，教会当局认为有，但那是因为当时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已经成为教会正统的一部分之故。而伽利略的观点很清楚地与它们有冲突，事实上，伽利略为哥白尼与圣经的兼容和谐作出辩解，就是招致他受审判的原因之一。

多年前，罗马天主教曾发布了一项对当年伽利略责难的公开道歉，可说教宗此举已肯定了科学在我们今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新教与科学

英国开放大学的穆尔教授（James Moore）写道：「有一个明显而可信的证据说明新教乃引发现代科学的动力。」譬如，路德派曾对哥白尼的书《革命》（De Revolutionibus）不遗余力地资助、出版及传播。穆尔指出在十六世纪路德派包括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等曾帮助并预备了科学扩展的道路，十七世纪则是加尔文派继续引导此路。

其中一个帮助推动科学及科学进步的人组织就是「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社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当中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皇家社会是在一所基督学院里开始的——伦敦格雷欣（Gresham）学院。事实上，格雷欣是一所清教徒的学院，因此，它是走纯圣经趋向的。穆尔写道：

1645年在格雷欣学院，哈克（Theodore Haak）受到摩拉维亚派（基督教联合弟兄会）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激励，开始了一些非正式的聚会。之后在1661年成为伦敦皇家协会，会中十位核心科学家有七位是清教徒，在1663年，皇家协会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会员是原来的清教徒成员，而在当时，清教徒只是英国境内的少数族群。

穆尔并下结论提到为什么说新教「鼓励了现代科学之诞生」会备受争议的具体原因。但一些历史学家则视新教强调所有信徒皆是祭司为一重要之因素，穆尔也指出在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的一些重要科学家都是罗马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