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主日简史

第二部分、从君士坦丁到古代末期

第4世纪早期，教会生活发生了一项重要的变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基督徒逐渐摆脱了残酷的迫害。最初基督教只是被接纳，后来得到国家支持，最后成了除犹太教以外，唯一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

这巨大的变化给教会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影响。主教与教会的其他领袖现今成了重要人物；教堂建筑越发华丽；归信者用来预备受洗的漫长的慕道期，实际上也不复存在了；基督教文学蓬勃发展，也因其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加之存之有方，单单一位作家——如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现存作品数量就远超早期基督教所有的保留的作品数量。这也意味着，从本段历史开始，我不可能再像写前几章一样，列出与课题相关的每一份文本。因此我只能选择性地引用一小部分例子，希望所选的都是典型例子。

周日本身也发生了重要改变。首先，这一天成了休息日——君士坦丁的这项立法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我们。其次，敬拜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改变，包括敬拜的具体操作与对敬拜的理解。

第六章、君士坦丁与新帝国政策

君士坦丁的法令

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颁布了一部法令，引发了诸多关于基督徒如何遵守七日第一日之历史的讨论。法令内容如下：

在太阳日这个庄严的日子里，居住在城内的地方行政官与百姓都要休息，所有的店铺都要停业。然而在乡下，农夫可以自由合法地继续工作，因为隔天可能就不适合撒种或种植葡萄树了。因此农夫可以例外，以免错过最佳时机而失去上天的馈赠。（Codex Justinianus3.12.3）1

@1译自Philip Schaff，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New York：Thom-as Y.Crowell,1894),1:487.

基于这份法令，人们通常认为是君士坦丁使七日第一日成为基督教敬拜之日；在此之前，基督徒都是在每周的安息日敬拜。

这种解释时常是以法令颁布后不久的两位初期基督教史学家所著的文章为依据，它试图主张君士坦丁的法令有偏向基督教的动机。第一位史学家是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他在《君士坦丁生平》一书中写道：“他【君士坦丁】颁布的法令规定某一天要专门用来祷告。这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周中最重要的日子，属于我们救主的日子。”（Life of Constantine4.18）

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史学家苏佐门（Sozomen）2再次提到这段文字时，更明确地指出君士坦丁颁布这部法令是为支持基督徒：“他（君士坦丁）规定，在主日——即犹太人所谓的七日的第一日，异教徒用来崇拜太阳的日子——他尊崇这一天，因为这天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Church History1.9)

然而，不管是优西比乌还是苏佐门，都没有说是君士坦丁规定，基督教崇拜必须在周日早上，甚至连相关的暗示都没有。正如我们所知，在君士坦丁很早之前，就有大量文本证明，基督教崇拜的时间主要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基督徒称之为主日（kyriaka或dominica）。例如，优西比乌在论述早期异端伊便尼派（Ebionites）时，说道：“他们遵守安息日和犹太人其余的规条。但是在主日（kyriaka），他们遵守与我们相同的仪式规则，记念主的复活。”（Eu-sebius,Church History,3.27.5)

@2编注：苏佐门是公元5世纪的教会史学家。关于他生平的资料很少。他受教于一位修道士，在广泛游历之后，定居于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位律师。那时，他萌发想法，延续优西比乌的教会历史。他的著作包括了九卷，涵盖了从公元323年到425年的教会历史。

我们若仔细研究君士坦丁的法令，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说周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或“主日”。事实上，在君士坦丁时代，七日的第一日并非我们的周日，而是周六——土星日。因此，根据罗马历法，君士坦丁规定要休息的那天实际是七日的第二日，按传统是拜太阳的日子。此外，法令中并未提及敬拜，而只是提到了休息。至于法令特别支持基督教的看法是基于七日第一日为耶稣复活之日的观点，只是优西比乌和苏佐门等基督徒自己的理解。不过，优西比乌倒没有说是君士坦丁让这日成为基督徒的祷告之日，只是说他使这日成为一个普遍的祷告之日，这恰巧与基督徒守主日的惯例相吻合。一个世纪之后，苏佐门进一步提出君士坦丁颁布法令是因为这天是耶稣复活之日。

但事实上，君士坦丁与其家族长期以来热衷信奉的是那不可征服的太阳（Sol invictus）。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异教都倾向于一神论，至少以太阳为诸神之首。在某种程度上，这降低了农神萨图尔努斯的地位。萨图尔努斯一直都是诸神之首，以其命名的日子——周六（Saturn-day）——在罗马标志着一周的开始。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信仰的委身都十分模棱两可。他这么做，明显是为了同时讨好基督徒民众和信奉太阳神的其他民众。的确，他终止了对基督徒的一切迫害，也给予教会与其领袖各种特权。但他作为太阳神的大祭司，并没有弃绝太阳神。据说，当君士坦丁走在路上，亲自为君士坦丁堡设置城墙范围时，有人问他，他还打算走多远？君士坦丁的回答是：“直到神引领之处。”这里的“神”可以是基督徒所理解的神，也可以是其他人所理解的太阳神。只到生命最终那一刻，他才受洗。

对于君士坦丁颁布的在太阳日休息的法令，优西比乌和苏佐门等基督徒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对他们的特许。但其实更可能是出于君士坦丁刻意模棱两可的宗教政策和他想要把太阳神的地位提到萨图尔努斯之上的意图。

即便如此，这部法令确实对周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前，基督徒还没有把遵守主日与安息日安息的诫命联系在一起。周日不是用来休息的。对那些没有自主时间的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既然周日成了休息日，民法就要规定在那天哪些工作才是合法的。紧接着教会法规也规定了哪些活动在周日是被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周日与安息日安息的诫命互相关联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君士坦丁的法令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这种周日与安息日安息之间的联系并未出现在初期基督徒的思想和敬虔生活之中。长远来看，这法令还引发了周日是否废除了安息日、基督徒崇拜是否应该在安息日举行等诸多讨论。

其它法令

公元321年的第一条法令颁布后，罗马帝国继续颁布了许多有关“太阳日”的其它法令。3在第一条法令颁布数月后（7月3号），出台了另一条释放奴隶的法令。这条法令照样没有提到基督教，君士坦丁再次称这日为太阳日”（die solis）。后来，到了公元365年，瓦伦提尼安皇帝（Valentinian）和瓦伦斯皇帝（Valens）联合颁布法令，规定在这日不得带基督徒上法庭。他们仍称这一日为太阳日”(die solis)。

@3详见William K.Boyd，The Ecclesiastical Edicts of the Theodosian Cod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5).

直到公元386年，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执政期间，官方文件才和基督徒一样，开始称这日为“主日”（thedominica）。根据狄奥多西在公元386年发布的法令，我们发现其中提到“太阳日，先祖们称其为主日”。在13年后的公元399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兼继承人——阿卡迪乌斯（Arcadius）和荷诺里（Honorius），下昭禁止在“主日”（die dominicus）举行某些大型活动。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发现在公元409年对“主日”这个词仍有解释的必要：“主日-通常称为太阳日”（Dominicus die，quam vulgo solis appellat）。到公元425年，狄奥多西二世便直接称这日为“主日——七日的第一日”。这标志着“太阳日”这个称呼被废除，另外，七日的头一日不再是土星日，而与犹太传统一样，变成安息日后的第一日。

新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也有许多人已经论述，在君士坦丁很久以前，基督徒就开始在七日的第一日举行以餐宴为主的崇拜，而不是在第七日聚会。但即使如此，公元321年和随后众多的帝国法令仍使基督徒他们守主日的方式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变化是即刻性的，有些变化稍后才发生。

于基督徒而言，最直接长远的改变莫过于敬拜日变成了休息日。我们知道这一天后来甚至被称作“安息日”，但这是好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对教会及其成员最直接、最迅速的影响就是相聚的时间。在那之前，基督徒一般在安息日的晚上聚会（七日的第一日刚开始的时候，如《使徒行传》二十章所述）。当外邦基督徒人数增多时，改为在第二日的清晨聚会，那时繁忙的工作还未开始。

既然现在七日头一日成了官方休息日，基督徒的聚会时间就更为方便了——通常在早上，而非像以前那样在黎明前的清晨聚会。如此，礼拜仪式就可以发展得更加详尽。随后的三章内容，我们将讨论三个要点：第一，礼拜仪式的变化；第二，作为休息日的主日；第三，基督徒对犹太安息日的沿用、拒绝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