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晚晴温州纪事-苏慧廉

第十九章：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

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

佛陀，“亚洲之光”！多么具有诱惑力的一个话题！多么吸引人的一段历史！在欧洲人看来，尽管有着许多夸张的传说，披着古怪可笑的外衣，佛陀和他的弟子，以及归化东方的故事，不能不影响着思想者的注意力。

让我们试图描述一下释迦牟尼的生平：释迦是一个很小王国的王子，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奢侈，他出生在一个印度的世袭种姓家庭，即一个婆罗门家庭，他崇拜众多的神殿。两千五百年以来，婆罗门教将我们的造物主置之一旁，去崇拜一些低级的神灵。“种姓制度”已经毁坏了兄弟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不可逾越的藩篱。那些疲惫的人们在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抚慰和希望的宗教苛求的重负下呻吟。疾病、痛苦和死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们身后会怎样？生命无休止的循环轮回，转生为人类或动物，像脚下被踩的小虫子，像灶上的青草，像填饱人们肚皮或动物肠胃的苞谷。那对人类来说又有什么希望？甚至自杀只能导致更大的悲哀。时时刻刻的疲惫，无处不在的绝望，上面没有悲怜的眼睛，下面没有拯救的希望。谁能解救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让我们无牵无挂地获得永久的安息？

这就是释迦的所思所想，也曾困扰着释迦牟尼之前的许多人。负担着人类的疲惫和烦恼，传说释迦曾接连遇到了“一个悲伤衰老的老人、一个为疾病折磨的年轻人、一具死尸，以及与之截然不同的一位从容安详的隐士”。于是释迦从家中逃了出来，在那些远离时代堕落和绝望的隐遁者的团体中寻求觉悟。但最终释迦失望了，他离开了隐遁者的居处，向大山中寻求独处的净土。

在这里，他思考着人们不断思索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如何生活，又到哪里去？他不曾找出充满希望的答案，而是形成自己缺乏信心的信条。于是放弃他祖先敬拜的神灵，无视自己的婆罗门身份，将世袭等级抛弃，他开始教导人们遁世的方法。

就人从哪里来，如何生活，又到哪里去的人类创造问题，他并没有给现有的思想找到新的东西。这些思想，朦胧地预示着现代进化论的观念，像他发现它们一样，他接受了它们。这个世界和宇宙从何处来？从先前的宇宙来。如何到来？通过一个历程，先是毁灭，然后是发展。将要去往哪里？去毁灭，再创造，无休止的往复。人从哪里来？从动物变来。如何变得？经历一个过程：从死亡到再生。人将往哪里去？死亡，不停息的转世：变成小虫子、野兽、鸟或人类。假如有最高的善的话，什么是最高的善？涅槃。无欲无念，也许是毁灭自身。这种最高境界如何达到？通过艰苦的道德修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和对各种生命体的同情怜悯，以及完全弃绝尘世。

这就是佛陀的福音，一部没有上帝的福音，佛陀仅有的希望就是无欲无求。

身着袈裟，手捧乞丐用的碗，这位王子乞讨勉强能维持身体需要的饭食，与此同时，他沉思冥想，向他的弟子传道，向那些寻求他的万事皆空、从生到死无限循环的解脱教义的人们解说。“众生皆有痛苦，一切烦恼皆源于贪、瞋、痴三毒，····.灭绝贪瞋痴，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弟子纷纷仿效他，身着袈裟，手捧乞丐用的碗，这种碗时至今日在中国的街头还能够见到乞讨的和尚端着；他们乞讨的用具就是一只碗和摇三摇的铃铛。和尚的职责可由释迦临终前的一段话语来解释说明：“那么诸比丘众，······首先四念柱，第二四正勤，第三四如意，第四信勤念定慧五力，第五五根，第六七觉支（七菩提分），第七八正道（八圣道分），如是等法。”

基督教与佛教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一旦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尽管不怎么吸引人，但尝试却成功了。自律和同情心总是受东方人的欢迎，也许是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兄弟情义在一些上层社会成员和许多社会底层的人当中很具力。希望轮回转世时避免变成低级的物种，而希望再生为人，也许对一个觉悟者（一个先知者）来说，与地狱比起来身后要经历的其本身就是一个天堂。这毕竟是佛陀福音中很吸引人的地方。当然佛陀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婆罗门教，他的信徒自然会多起来。

然而佛教在释迦牟尼死后很长时间才被广泛地接受。就他的团体而言，要求其成员必须弃绝尘世、通过乞讨过日的规定，需要修改。尽管有古人和现代人的努力，一个教派还要有除僧侣以外更多的东西。然而在佛教里，涅槃的唯一希望仍折叠在僧侣的袍子中。

与我主教导有着广泛的不同，首先佛教部门里女性不能享有男性同等的权利。女人比男人低一个等级，她“最大的渴望是要托生成男人”。然而佛陀后来应他弟子阿难（Ananda）的请求，允许女性分享他的宗教，但要比男人地位低。但真正女佛教徒地位的提升是很久之后的事情。直到圣母、慈悲母玛利亚的教义传到东方来，观音菩萨方从男儿身转变成女人身，今日她成了中国佛教里最常见的崇拜对象。

释迦去世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宗教主要限于恒河两岸的国家间传播。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入侵，整个印度王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一个帝国迅速崛起并吞并了其他小国。这个帝国就是孔雀王朝，它的创建者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冒险者，名叫旃陀罗笈多（Tchandragupta），受佛教徒拥护。希腊的历史学家将他称作 Sandrokottos。他卑微的出身为婆罗门们所鄙视，作为报复，他开始资助建造佛教寺院。

他的孙子阿育王（Ashoka），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成了印度佛教的康斯坦丁。他不满足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信徒，他建立起向外邦传教的机构，向周边的国家派遣狂热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甘愿贫穷、穿着破烂，手拿施舍碗，但受到阿育王的强大政治和外交影响的支持。他自己的儿子摩晒陀（Mahandra），作为传教人去了锡兰，打那时起整个岛屿都信奉了佛教。

“与此同时，喀布尔、犍陀罗、克什米尔和尼泊尔都在佛教的影响之下；其后每一个去往中亚的印度商队都有佛教传教者相随。”

“这样最早在公元前250年，有十八人组成的佛教使团到达中国，直至今日，他们相貌并没有大的变化，他们的造像在每一个大型寺院里占据宽长的空间。”

阿育王去世后，他的整个帝国分崩离析，爆发了可怕的迫害，寺院和宝塔遭到破坏，这给了印度佛教以致命的打击。“但这种迫害给了那些在外方传教的佛教徒以推动力，他们进入整个中亚地区，并在鞑靼人中扎稳了脚跟，而那时的鞑靼人正好处在大动荡之中。”其中的一部分鞑靼人入侵并征服了印度的主要部分，他们最伟大的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与耶稣同时代的人，正像当年的阿育王所做的那样，自由地资助佛教传播。

然而佛教却从未在印度扎稳脚跟，到今日几乎荡然无存，仅以支离破碎的形式存在着。它失去了一个小帝国，却赢得了一个更大的帝国。后来，它先后征服了中国、日本、蒙古、满洲、缅甸、锡兰、安南和暹罗（泰国的旧称）。它驯服了野蛮的部落，缓解了半开化者的残暴，并且为更伟大的更有权柄的启蒙时代的到来铺好了路。

那十八人组成的佛教使团先到达中国边境，如果说给这个国度留下什么印象，但并未有什么效果。和平、战争不断地在这两个国家间进行，喜马拉雅山脉惊人的高度与深壑，还有中亚地区的干旱沙漠并不能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公元前121年，一尊佛陀金像在战争中被中国人俘获，证明人们不再满足佛陀的无神论信仰，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寻找到一个高级的崇拜对象，却将他们宗教的创造者推上敬拜的席位，来填补没有上帝的空缺。据说在公元前2年，就有佛教经典被进献给中国皇帝；但直到公元61年，佛教方在中土扎根。那一年汉明帝“在一个夜晚梦见金人，顶着一个太阳一般明亮的光环，走进他的宫殿”。于是他遣使西去求法，尽可能全面地学习这种奇异的宗教。公元75年，他们带回一个印度僧人，一尊檀香佛像和一卷经书。僧人、佛像、佛经这三样事物开始在中国生根。在皇家的扶持下，佛教在中土传播开来。

然而在中国繁荣的不再是佛教。每一种外来的宗教都会在新的环境中增加或失去许多。举个例子，每个归化为基督教的国家，都会对改变信仰的事物有反映。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基督教各不相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也是如此。正如葡萄酒倒入高脚玻璃杯会成容器形状，一种宗教也会带有它所归化的那个国家的特点。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很有可能如此。中国人的民族特点就会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她所接受的基督教的形式—改变其主旨是不允许的！所以正如在南部欧洲与东部欧洲一样，同样的一种葡萄酒已经与先前高脚玻璃杯中的东西混合起来；在中国，今日之佛教与它的创建者的教义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从佛教产生到后来被中国皇帝明帝接受已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在那期间，对佛教的迫害以及当地的迷信所形成一个错误的教义使得佛教进入一个堕落的状态之中。当然，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比儒、道所代表的更为明确的来世的教义；然而待这种宗教到达中土，由于这种宗教本身很容易使人受到它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的不平常，“海纳百川”—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轮回说很快地又被灵魂转世尾随而至。今天，佛教僧人是佛教的代表；外表徒有佛教僧人的袈裟，而内裹着的则是中国人的躯体和灵魂。

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各派尚保留着当年佛教创始人的教义就是佛陀的“默祷”生活——现在转变成一种缺乏感情的冷漠生活—它对动物的怜悯则变成了荒唐可笑的行为：喂养圣猪或圣鱼，或时常将一篮子的蛇放生，这些东西被那些乞讨者抓住杀掉、吃掉要远比卖给那些虔敬者好。

佛教，正如第十五章中所充分显示的，它不再是没有神灵的宗教；因为在贤达的佛教徒给你指出在每个寺庙里都能见到的三尊巨型雕像的哲学名字的时候，普通百姓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所看到的在他们面前是三个不同的神灵，他们谈论和敬拜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神，而是三个一组、具有不同神性的偶像。他们的敬拜也不仅限于这三个神；那最早的十八个佛教使者或罗汉，正如寺院入口处四大天王一样也受他们的崇拜；更不用说观音女神、弥勒佛以及许多别的神灵。

寺庙里弥漫着不完全燃烧的香的芬芳，圣灯日夜长明，这个地方催眠的寂静被搅扰，—当被彻底搅扰的时候，—没有办法拯救那无数不断重复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嗡嗡声，——“归命于阿弥陀佛”。正是这不断的念经和无谓的重复构成了今日之佛教。皈依者整日被催促着念这单调重复的词语，每日数千次、数万次的从虔敬者的嘴边吐出，记下他们功德的念珠不断被手指拨过。这样一来，教导不要进行神性崇拜的释迦牟尼，却成了他所创立的这种宗教的主神。

可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佛教的灵魂转世教义，或曰轮回说，逐渐为天堂地狱说所取代。为升天堂而避免下地狱，虔敬者喃喃地唱着、不停地祈祷，他们在佛像前面献上香烛，斋戒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向远方著名的寺庙朝圣，比如到佛教圣地普陀岛。

四年前，一位老太太应了耶稣的召唤，弃绝了她的偶像，转而信仰活生生的慈爱的天父。她曾经信佛数十年，冒了许多险，花了好多钱，她甚至曾乘坐一艘平底帆船从温州出发到普陀山朝圣。她费尽千辛万苦从方丈那里得到的所谓宝物是一张西方净土即佛教天堂的通行证。通行证给复制了一份，一张准备在她坟前焚烧，一张准备封在棺材里面。那通行证是由慈悲的观音菩萨准予，由方丈签发，老太太所拥有的是怎样的未来幸福生活的保障啊！她如何决定放弃它只有她自己知晓，但她在屋里保存那张价格不菲的通行证的期限到了。她应当把它烧掉？她会那样做的；但他的侄儿夏先生建议她说，传教士的夫人想看看老太太一直珍视的那东西。她很乐意把它从山上的家里送到城里，为数不多的远在英国的人有幸看到这通往天堂的通行证。

还有另一个构成佛教基础的佛教教义也被放弃了。释迦牟尼生活和教导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道德修行和自律达到无欲无念。而现代佛教徒的目标——当他有对现实以外的诉求时，就是到达极乐世界、获取永恒的幸福。

至于自律，和佛陀以及众弟子希望达到涅槃的道德法则，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无数的人，使他们过着有道德的生活，今日的佛教徒却是没有道德、懒惰、没有文化，靠信徒施舍生活，被人们鄙视。而尼姑们虽然整洁、聪明、外表迷人，但却以不名誉的作风闻名。许多年前，我们的一位传道人在皈依基督之前曾试图到一个小庙里当和尚，老和尚问他为何而来。“我想学做好人，”他回答道。“如果你真想做好人，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吧，那是最好的宗教。”我们的敌人，是最好的法官！

至于祈祷，佛陀在其体系里并不曾提及。就此而言，真正的祈祷直至今日在自称为佛陀弟子中间也很少为人知晓。在这一带的人们并不求助于呆板的方式，那些嘴里一遍又一遍的念经和用指头数念珠的人除外。然而在北方，男人女人为节省时间和精力，随身带着一个祈祷轮，形状像一面从中间支起来的鼓。里面放着祷文，那祈祷轮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每转一圈叫一声佛陀。类似的大型经轮放置在路边，供路人旋转。通过这种方式，当今的和尚释放着他们对来生的恐惧。

寺院的建筑通常规模宏大，那些在北京周遭的寺庙建筑精美、僧人众多。寺院通常远离繁忙的中心城区，被一些好看的附属设施包围着。

几个月前我去几个较远的传教点巡访，穿过壮丽的山区风景，我顺道拜访了几家寺院。十五年前我曾在其中的一座寺庙里借宿，那座寺庙位于一块高悬的岩石之下。那个时候尚保存完好，可现在已经荒废，几乎空荡荡的；因为温州城南六英里处的山脚下新建了一座寺庙，从别处吸引过去好多僧人。不仅如此，最近它还从北方得到一套有价值的佛教经典，使得它的影响力大增。那套经典由本地的一艘蒸汽船托运而来，由许多和尚护送，当地的所有满清官吏、僧人全部着盛装出去迎接佛教经典，一直护送到目的地。

当地有一个倨傲的儒教官员在佛陀的神龛前鞠躬，正像他随时准备在任何别的神祠面前鞠躬一样。他嘴里念念有词，召来佛教僧人让他们将他父亲的灵魂从冥府中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内心里则一直鄙视那僧人，嘲笑他的做法。

这些寺院都是通过僧人的化缘和众多信徒的奉献来维持。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为死者超度，也可以赚一笔钱。佛教僧人和道士都宣称能够打开地狱之门超度受折磨的灵魂，如果亡灵的妻子、儿子不付钱的话，就不能将其夫君或父亲带出寺院里常描绘的那可怕的地狱。

几天前，两个并不曾伤害过他人的信徒来我这里寻求帮助，希望能使他们平安回家。他们宗族的许多人决定举行一次佛教道场，将他们的先人灵魂从炼狱中超度出来，它们已经在炼狱中受尽折磨达数十年了。为此每个家庭要出一定数目的钱财。我们的两位信徒，本着良心不能付这笔钱，立刻遭到痛打，被迫逃离家门。他们非常宽容，并不寻求报复，只希望平安地回家。人的同情伴随着双方，同情信徒的痛苦和异教徒的无知。就基督徒而言，知道他们的祖先遭受炼狱折磨而不愿出一小笔钱解救他们的灵魂，是多么难以置信地自私！基督教引以为自豪的施舍又在哪里呢！同胞的爱又在何处！如此的不一致是不可理喻的！

佛教一度受到迫害，寺庙被毁坏，佛书被焚毁，还有成千上万的和尚尼姑被迫还俗嫁人。虽说佛教理论上被禁止，但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仍旧产生着影响。不过它的影响力在衰退。佛教在日本有过短时间的复兴，但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基督教的传教团没有必要害怕它的影响。事实上和尚和尼姑很少关注佛教的信条，这跟基督徒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只不过贪图白吃白喝才待在寺庙里。他们中有许多人曾跟我说，他们不愿成为基督徒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除了做和尚尼姑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几年前，他们当中的一位看着他的偶像，叹息着跟我说：“基督教是真的，这些偶像是假的，但我没有财产，只能待在这儿。”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根据伊斯兰教徒的记载，是在穆罕默德本人的指导之下，于公元628年派遣他的叔父从海路作为觐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节。庄延龄（E.H.Parker）先生在他的新近一本书里探讨了另一个来源，把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往后推了二十三年，即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可以肯定地说，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皇室的认可，清真寺建了起来，宗教礼仪被允许自由活动。后来，数万名穆斯林定居在靠近首都的陕西省。公元756年，四千名阿拉伯士兵被派出去帮助中国皇帝平定突厥人的叛乱。这些阿拉伯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定居下来；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来到中国港口，并有他们自己的政务官。公元850年，有十二万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景教徒在广东的一场叛乱中丧生。唐朝灭亡之后仍有许多穆斯林来到中国并在沿海定居下来。蒙古王朝吞并了云南省的西部地区，现在那里基督教传教团的工作卓有成效。当时那里的民族处于野蛮状态，“蒙古皇帝任命一个来自布哈拉叫做乌马儿^的穆斯林为云南平章政事。他邀请许多学者和本宗教信仰者到那里帮他教化和归化民众，他们在那里工作，几乎使全省的人都成了穆斯林”。在中国西北部的陕西和甘肃两省穆斯林的人数也大量增加并变得势力庞大。

在接下来的明朝，很少有穆斯林的消息。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当时他们并没有制造政治动乱；但在当今清朝他们却不断制造不安。在19世纪的西北边睡出现了一种镇压政策：“从1817年到1855年，清朝政府通过在云南一系列的压制和对男女老幼的屠杀，激起整个省份的反叛。1867年，他们通过背信弃义的行为，处死十七个穆斯林首领，他们邀请那些穆斯林首领赴会、并在宴会上将他们逮捕的。”另外一场被煽动起来的穆斯林暴动，发生在西北部，中央政府花了十二年才镇压下去。镇压导致屠杀和大量先知追随者的歼灭。

尽管如此，他们还有足够数量的人口留在中国，其人口与一个相当规模的欧洲国家不差上下。现在有两千万穆斯林，其中有一千八百万到一千九百万居住在中国的西部和西北部。在北京有十万人，而在浙江人数不多，总共有几千人。在温州他们的人数只有三四百人。他们拥有一个很小的清真寺，但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宗教仪式上有些松懈。几年前一个毛拉从上海方面派过来做代表。他曾拜访过我，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虽然他们分散居住在外乡，他们团结心很强、独当一面，他们有秩序、安静，并没有给当局带来麻烦。他们像所有正派的中国人那样，祭拜他们的祖先，他们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毫无障碍。

这里的穆斯林生活习性和西方一样，他们不吃猪肉。在温州这个港口城市，我们该感激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牛肉—他们辛勤地劳作，积年累月地耕种着土地；他们不吃猪肉，他们吃牛肉，他们并不反对屠杀贞洁的牛，这跟佛教道教团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