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十六章：再见英伦
1824年3月20日，马礼逊顺利抵达英国，受到各界人士、慈善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热烈欢迎。然而令他沮丧的是，他带来的一万册（九百多部）中文图书却面临课税的命运。这批书包括一些罕见的珍本，是他冒着极大风险、透过各种管道搜购的，所花费的金额超过两千英镑。他希望把它们送给学术研究机构收藏，促进英国的汉学研究。
他说明了赠书的构想，但海关仍然坚持要由预定接受这批赠书的公共机构提出申请，这批书才能免税。马礼逊刚抵达伦敦，还没时间为这批书找到合适的新家，当然提不出相关的证明文件，所幸在老友斯当东爵士等人向内阁大臣陈情后，这批书终于得以免税入关。不过，这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批书就是今日收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马礼逊藏书」。
马礼逊也在斯当东爵士的陪同下，觐见了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呈献给乔治四世他所译的中文版《圣经》—《神天圣书》和一幅北京地图。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看到马礼逊如此受到重视，对他宣教士身份会影响公司商业利益的疑虑顿时消失，不仅让他在休假期间享受半薪，还邀请他参加社交活动，将他引介给一些重要人士。马礼逊也因为杰出的汉学研究而获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但这一切世上的荣耀，对马礼逊来说，都不及故乡纽卡索的亲切召唤、前往爱丁堡和曼彻斯特看望女儿利百加和儿子儒翰带给他的喜乐。
在给斯当东爵士的信上，他这样写着：
「我在镇上受到的款待像我可能想象到的那样亲切。对我而言，重访这里的街道和田野很有趣，这是三十年前，我，一个胆小羞涩的少年曾经快乐生活的地方—。」
当然故乡的变化也让他处处感慨：蓬勃的采煤事业破坏了悠闲的田园风光，忙碌的生活步调改变了上帝子民持守多年的宗教习惯，纯朴简约的风气日渐式微—–。
作为英国第一位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的回国自然引起英国社会各界的兴趣，讲道和演讲的邀约不断，虽然疲于赶场，但想到能够让人多了解中国的现况及宣教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展望，他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有好几回，马礼逊都带着十岁的儿子儒翰前往赴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当众用中文诵读自己译的《圣经》，那一幕父诵子随的画面令在场的人印象深刻。
马礼逊对儒翰用心良苦，他不仅希望和儿子分享工作多年的成果，也想让他了解父亲将他和姐姐寄人篱下，自己留在遥远的异乡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着眼于多么伟大的目标。此外，他更期待儒翰将来能对中国有所贡献，早在妻子玛丽过世后不久，在一封给伦敦会的信上他就曾这样写道：
「如果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儿子儒翰，我要培养他成为一位汉学家。我向上帝祷告，求圣灵感召儒翰，让他能成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牧师。」
马礼逊在返英的航途中还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儿童读物，透过父亲和一对子女的十次谈话来介绍中国的历史、宗教、图书等。书中的这对子女就是儒翰和利百加，马礼逊特别在书的结尾，勉励儒翰成为汉学家。这本书可说是他有系统接触中国知识的启蒙书。年幼的儒翰当时未必能了解父亲的用心，但中国这个国家在他稚嫩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他往后的人生里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伦敦会1825年的年会上，马礼逊受到极大的肯定，他有感而发地说，刚到中国时，他计划一边教数学一边学中文，没想到上帝有祂奇妙的带领，藉由客观环境的限制及外交情势的发展，让他竟然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六年，能有今天的一些成果。马礼逊的这番感触，何尝不是许许多多为他祷告、写信关心他的人的心声。
巴特沃斯（J-Buttervorth）议员在同年大英圣经公会的年会上，曾有以下这样一段令人动容的发言：
「很多年以前我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时，常看到一个年轻人埋头苦读。他在读一本书，里面的文字我完全看不懂。我觉得很好奇，就冒昧地问他：『你这么用心在读的是哪一国语言？』他谦虚地回答：『中文。』我问：『你看得懂中文？』他说：
『我正在努力看懂它。』接着又加了一句：『但这是很难懂的文字。』我继续问他：『你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就欧洲人的能力和用功程度来看，要学会那么难的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很难说清楚我的动机，』他说：『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股强烈、说不出的冲动；如果靠着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学会这种语言，那么我愿意试看看。结果如何，就让时间来揭晓了。我没去想学中文的目的，只想到要把它学好。』
「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我看见一个伟大事业的萌芽，今天我们都见证了这个事业的完成；那么不起眼的开始，竟然导向这么奇妙的成果—–。」
马礼逊在中国宣教的事迹在英国各地引起回响，许多城市成立协会，关注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工作，不少年轻人因此受到启发而激起传福音的热诚、献身的心志。马礼逊也风尘仆仆地前往法国和爱尔兰，介绍中国的情况及向东方国家宣教的迫切性。在前往法国北部（Lord and Lady William Bentinck)，受到他们热情的招待和协助。本廷克爵士不久之后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信仰虔诚的本廷克夫人由于受到马礼逊的激励，在印度居留期间藉着夫婿职务上的影响力，热心支持传福音的事工。
即使行程忙碌，马礼逊还是抽空去了一趟亚伯丁探望米怜的几个孩子。看见他们受到妥善的照顾，他放心许多。多年以后，米怜的儿子美魏茶也像父亲一样献身传道，于1839年回到中国，在上海、宁波一带宣教。
除了马不停蹄地布道、演讲外，马礼逊也积极推动中文讲座的设立。他建议在英国大学设立促进中文学习和交流的机构，以因应英国基督徒对中国人传福音的需要，及日益密切的对华贸易关系。这个建议虽然引起注意，但是并没有获得采纳，直到52年后，牛津大学才设立英国第一个汉学讲座。不过，在伦敦会的支持下，马礼逊把回中国的日期往后延了一年，致力于中文的推广，而由伦敦会支持、社会名流赞助的「体制外」的语言传习所（The Language Institute）也顺利开办。
语言传习所成立于1825年6月4日，设在伦敦市中心的霍本区（Holbomn），凡是宣教士、牧师或神学院学生，经由所属宣教团体推荐都可以申请免费入学。第一年讲授的语文包括中文、孟加拉文、梵文与阿拉伯文。中文课程由马礼逊亲自教授，他并慷慨地提供个人的藏书供学员使用。总共有十三名学员参加马礼逊为期三个月的中文课，其中四人表示愿意献身马六甲和印度的宣教工作。此外，他也为基督徒青年开设有关异教国家生活及文化的课程，并在家中成立女子班，培训有志于宣教工作的女性，因为他意识到差派女宣教士向东方妇女宣教的重要性。
虽然这所立意甚佳的语言学习机构在马礼逊返回中国后就逐渐没落，最终在1828年停办，但值得欣慰的是，有几位学员日后成为优秀的宣教士，在他们献身的岗位上结出美好的果实来。其中撒母耳-戴尔（Samuel Dyer）因为接受马礼逊扎实的指导和训练，和新婚妻子在抵达槟榔屿六、七个礼拜后，就能和当地的中国人沟通，又因为受到马礼逊的影响而潜心研究中文活字的铸造，成功地将欧洲活字印刷应用在中文出版。戴尔在1843年病逝于澳门，在世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但他开创的中文活字却深深影响此后一百五十年的中文印刷事业。
在英国停留期间，马礼逊个人的感情世界经历了一个奇妙的转折—他再婚了。一八二四年十一月，马礼逊和来自利物浦的伊丽莎白-阿姆斯壮小姐（Elizabeth Armstrong）结婚，婚后两人在伦敦租屋，并将利百加和儒翰接来同住。马礼逊不曾在书信中提及他和伊丽莎白的认识经过，但从她协助马礼逊在家中开设中文班、跟着他漂洋过海到中国，在他过世后又费尽心思整理他的书信，编辑成《马礼逊言行录》（Memoirs of the Life and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可以看出她对马礼逊的敬重和支持。
1825年底，马礼逊开始规划返回中国的行程。他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提出复职的申请，并请求准许他带着家人同行。董事会的回覆令他大失所望，公司同意他复职，但聘期只有三年，而且儿女不能同行。马礼逊立刻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想法及历年来的工作成果，请求董事会重新考虑，不过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因为担心引起反效果，他决定回到中国后再透过一向支持他、体谅他并且需要他的广州商馆来争取。但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完整，他后来还是再次提出儿女同行的请求，终于获得董事会的同意。
1826年5月1日，马礼逊一家人搭上「欧威尔号」（Orell）前往中国。行前，伦敦会在马礼逊的母校霍士顿神学院的教堂为他举行了欢送会。会中他发表了感人的临别演说，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来阐述自己此行的心情。他感性地说：
「我们是何许人也？要去接近异教国家的君王，尝试将他们的人民从异教的捆绑中解救出来？我们没有从王子或国王来的权威，没有雄辩的口才，也没有外交家的策略或手腕；我们不是机敏之人；即使我们拥有上述的这几项，也应该放弃对它们的依赖。我们倚靠的是上帝，这位神曾对摩西说：『现在去罢、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的盼望——–。
到中国的航程极其遥远，所经验的气候变化是极大的。在一个月之内，我们会从树木光秃秃的地方，航行到树木茂盛常绿的地方；再过另一个月，我们会通过好望角，有些人称它是风暴角，其实是很恰当的。七月，我们应该航行在冰冷的海域，那里波涛汹涌，浪如山高。当我们接近中国海域时，可望遭遇到一种类似飓风的暴风——。九月，我们预定抵达广州！这是我们的期望—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是否会如愿！
欧洲人只获准住在中国的边境—广州和澳门。这里有众多的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各有各的支持者，两方人马穿过街道时，互相嘲讽对方。我们就住在这些人中间。—-广州是一个彻底追求偶像、利欲、浪费的城市：礼拜天和礼拜六也没什么两样——。
让我们仰望基督—仰望祂的仁爱、恩慈和中保的工作。让这一切长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在每一次的别离里都能喜乐，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里一样！再会了！」
这番话再一次反映出马礼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使命感，令在场人士动容。
出发前夕，马礼逊收到老友斯当东爵士以快递寄达的礼物，那是一个精美昂贵的墨水台，上面刻了题赠马礼逊的字样。这份别致的礼物，不仅代表斯当东对马礼逊本人，及与马礼逊长达二十年友谊的看重，也是对中国文字事工的肯定及期许，让马礼逊感念不已。后来他甚至将一个儿子命名为乔治-斯当东，以记念这位老友。两个年纪相仿、出身却天差地远的人，竟然在中国相遇相知，而且友谊绵延至英国，超越时空的限制，绝非偶然，说斯当东是上帝为马礼逊所安排的「贵人」，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