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十章：奇妙的重量

在马礼逊埋头研习中文、将《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在印度也有人在从事这样的事工，而且做得有声有色。那人就是同样来自英国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

马殊曼是浸信传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是小学教师，在1799年抵达印度宣教。1804年起，马殊曼为了配合传教会的东亚语文《圣经》翻译计划，开始接触中文，跟着在澳门出生、亚美尼亚籍的拉萨尔（Johannes Lassar）学习中文，几年下来苦学有成，在1809年出版第一部英译作品《论语》，此后陆续出版多种中文著作及《圣经》中文译本。

浸信传教会成立于1792年，比伦敦会早三年，是欧美基督教第一个海外宣教团体，由于创办人克里亲身在印度布道，不断地对英国传递远东的属灵需要，带动了祖国社会向海外宣教的风潮，马礼逊所属的伦敦会在成立之初，也受到这个差会相当多的启发。当浸信传教会有意进行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时，自然引起正把宣教触角伸向中国的伦敦会高度的重视。

克里很早就看出印刷与出版在宣教工作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购置了一台旧印刷机，并雇用一名铸造活字的印度技工，印制一些福音单张及通讯。当马殊曼、华德（WilliamWard）抵达印度后，三人便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丹麦小殖民地雪兰坡（Serampore）建立以文教出版为主轴的布道站。三人的分工是，克里主持将《圣经》翻译成印度方言的工作，马殊曼负责教育工作，印工出身的华德则管理印刷所。从1801年出版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开始，到1832年为止，雪兰坡印刷所一共出版四十种语文、二十一万余册的宣教与一般书刊，其中包括马殊曼的《圣经》中文译本与学术著作。

马礼逊刚到中国时，曾几次写信问候马殊曼，但不知是寄丢或什么原因，马礼逊都没有收到回信，两人后来虽然联络上，维持书信来往，但关系其实并不亲近，话题不外代雇教师、代购图书和纸张等。马礼逊对于马殊曼好几次要求他帮忙，但却不应他的要求回送自己的著作或有关中国的书籍，似乎颇有微辞。而两人真正公开针锋相对，是源于马殊曼 在1813年出版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一书，这是第一本以英文讨论中文法的书籍。

马礼逊怀疑马殊曼抄袭自己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of the Chinese Language）英文未刊稿。马礼逊在1809年就已完成这本书的初稿，在1811年底将它交给斯当东审定，并在1812年寄到孟加拉寻求出版机会。但直到1814年五月，他才收到孟加拉政府有关付印及估价金额的通知，得知此书将由雪兰坡印刷所出版。他认为马殊曼扣留他的书不印，而将书中精华抽出来，改写成内容相似的《中国言法》。此外，他也对马殊曼译的《马可福音》和《论语》的内容多所批评。

马殊曼辗转得知马礼逊的批评后相当不满，在给伦敦会赖兰牧师的信中他严词辩驳，要求质疑者详细比对《中国言法》和《通用汉言之法》，并强调孟加拉政府直到1813年底才将书稿送给他估价，翌年年初才确定由雪兰坡印刷所出版，印刷所还特地停下中文版《圣经》的印刷，加班赶制《通用汉言之法》用的中文活字等等，因为这样，这本书才可能在1815年八月间印出。

相关的资料显示，《通用汉言之法》书稿到印度后，不知什么原因，在殖民地政府各部门间辗转旅行了约一年半，直到1813年九月才交到威廉堡学院（College0f FortWilliam）审查，而由院务会议通过向政府建议出版，这个时间点很接近马殊曼的说法。至于内容，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足以支持抄袭的说法。但马殊曼早知有这本书稿，在《中国言法》的序言中却只字不提，反而提到另外两种德文的相关作品，多少反映出他和马礼逊之间存在着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类似情结。

此外，马礼逊也对马殊曼主张金属活字比木刻便宜、持久又美观，很不以为然，他觉得马殊曼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民情和出版现况，但为了鼓励自己和奉献金钱支持事工的英国民众，刻意夸大海外宣教事业的光明远景，进而贬抑马礼逊个人在封闭的中国为传播福音所作的奋斗。事实上，从1812年三月到1814年四月，从雪兰坡分发出去的中文书并不多，只有《马可福音》五十本、《约翰福音》六十七本，分发的地点是爪哇的浸信会布道站；这和米怜南洋之行的分发成果天差地远。

马殊曼与马礼逊，或者说是浸传会与伦敦会之间的竞争之所以白热化，主要在于双方都希望成为首先完成中文版《圣经》翻译工作的人或组织。因此从谁有资格翻译《圣经》、翻译的原则，到印刷条件、传播工具的使用孰优孰劣，双方都有一番激烈的交锋。

平心而论，马殊曼不必面对中国当局的压力，又有雪兰坡印刷所的配合，能藉着印制政府所需书籍的收入及各项奉献，来支撑他的翻译及出版计划，工作进展当然较为快速，不像马礼逊势单力薄，不仅无法突破中国政府的禁令，还得面临葡澳天主教教士的阻挠及东印度公司不甚友善的态度。面对这一切，马礼逊维持低调都来不及了，更别提像马殊曼那样大肆宣扬中文版《圣经》的发行进度了。

不过，他们自己都很清楚，上帝会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里，呼召各种人才，兴起各样的事工，包括在不同的地方兴起重叠的事工，最终就是要让祂的名得到荣耀。马殊曼在1813年写信给赞助他们出版中文版《圣经》的英国圣经公会时，曾提到两人竟会在不同地方同时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实在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藉着彼此的批评和激发，原来可能需要五十年才能臻于完善的中文版，也许二十年内就可以完成。而马礼逊在1815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过，彼此的翻译行为都让对方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这种唯恐出错的感觉会产生好的结果。

事实也的确如此，马殊曼最初刻印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在形式和译笔上都显得粗糙，看起来不像中文书，马礼逊稍后出版的《使徒行传》，相对地出色许多，想必提供马殊曼不少改进的参考。而多年以后，马礼逊父子自行成立印刷所，或多或少也和马殊曼当年的刺激有关。今天来看，马殊曼和马礼逊两人间的竞争，尤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1817年以后，两人似乎不再做公开的争辩或过招。随着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印刷所，马礼逊可以就近出版他的著作，双方的来往单纯许多，加上伦敦会在马六甲的布道站也设有印刷所，双方逐渐从意气之争转向各自埋头于《圣经》的翻译及其他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