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平民阶级中的英雄—马礼逊

第六章：两难之间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商业利益至上的公司，它深深担心宣教活动会导致当地社会的不安，引发政治上的效应，进而损及公司的利益，因此向来不准公司所属船只搭载宣教士。马礼逊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大费周章地先到美国，再搭美国船来到中国，而下船后又不得不以美国人的身份留居广州。马礼逊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来到中国一年多后，成为这家对宣教士不友善的公司的译员，年薪五百英镑，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长久以来，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商馆为了中文翻译问题而大伤脑筋，中国当局虽没有禁止外国人学中文，但却又明令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因此当时懂得中文的外国人寥寥无几，斯当东虽然懂官话，但却不会广东话，遇到他休假时，广州商馆只得委请天主教的神父柔瑞国或来华学习中文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曼宁协助。

1808年秋天，中英关系陷入紧张之际，斯当东正巧在英国休假，曼宁又在日本，柔瑞国因为曾经得罪中国官方，不便公开口译，只能在幕后翻译文书，以致交涉过程问题不断。这次事件之后，大班罗伯赐决定延揽马礼逊为公司专任的翻译人员，一来可以解决公司的难题，二来也让马礼逊在中国的居留变得名正言顺。罗伯赐并同意马礼逊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宣教工作。就这样，马礼逊开始了与东印度公司长达二十多年的合约关系。

不过，马礼逊任职于东印度公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伦敦会引起一些非议：有人担心他已经忘记当初对上帝的承诺，转而追求世俗的名利；有人觉得商馆译员的身份有损宣教士的形象。其实远在祖国的人实在很难想象，马礼逊处在一个对外国人极端敌视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有合法居留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语言学习的问题，还有经济的压力，这些在让他烦忧。尤其广州生活费之高，绝非每年两百英镑薪水的宣教士负担得起的。

马礼逊早就料想到他的新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在给伦敦会理事们的长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他做这个决定的理由：

「这项职务首先可以确保我能在中国居留；其次，它可以增进我的中文能力；第三，所得的薪资可以减少英国教会对我福音工作的经济负担。我想这些理由就足以支持我所做的决定，而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们也会这么认为。此外，或许还可以让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因为看到宣教士正在为公司服务，而不再对宣教士反感。」

这番诚恳的告白让他获得了伦敦会的谅解与支持，从此他就没再支领伦敦会的薪水，只请领关于出版印刷、房舍等费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伦敦会的经济压力。

虽然，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工作远比他想象得要繁杂许多，费心耗神，占用他大部分的时间，让他常为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从事宣教工作而沮丧，但在翻译公司文件、与中国人交涉商务的同时，他的中文表达能力及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掌握，也随之精进。正如他所料的，在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掩护下，他不用再时时担心天主教教士及中国当局的刁难了。每个礼拜天，他仍然会邀请他的中文老师、助手及仆人来家里秘密崇拜，为他们讲解《圣经》的真理。来听道的中国人，少则一、两个，多则十个。有机会用官话及广东话传讲福音，并且将自己译好的《圣经》章节念出来，令马礼逊既紧张又兴奋，虽然他的努力和苦心没有换来立即的成果，但他依然甘之如饴。

1810年一月底，发生了一件命案，凶手疑似英国人，中国当局要求英方交出凶手，并藉机扣留东印度公司当季已经完成贸易准备出港的数十艘船只。马礼逊除了受命研拟中文的交涉文件、为大班罗伯赐口译外，还当着中英双方代表的面诘问中国证人，他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及冷静十足的态度，令在场人士印象深刻，此案最后以查无实据而销案了之。

商馆职员眼见马礼逊能在短短两年间娴熟中文，纷纷兴起学习中文的念头，加上大班罗伯茨有感于培养公司中文人才的需要，马礼逊的中文班就堂而皇之地在三月贸易季结束后在澳门开办了。这个由东印度公司支持、五人组成的小型中文班，可说是英国最早的中文学习机构。虽然在这之前，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底下重金礼聘中国人教授中文，但因为中国教师担心被中国当局发现，常常教教停停，因而效果不彰。

为了因应教学所需，马礼逊勤奋地编写合乎学生需要的中文学习手册。在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教了二十三名学生，其中德庇时后来成为知名的外交官和汉学家，曾任商馆大班、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及香港总督等职。

即使公务忙碌，马礼逊仍然挤出时间着手《圣经》的翻译和《华英字典》及一些福音小册的编撰工作。1810年九月，马礼逊将他从英国带来的大英图书馆《使徒行传》中文抄本和希腊文对照加以整理后，交给当地的印刷所印刷一千本。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到处打听印刷的价格，也想长期雇用本地的印刷工人，甚至想自己学习刻版技术，可是又担心这将会影响更重要的中文学习和宣教工作，因而作罢。

1811年一月五日，印刷工送来印好的《使徒行传》，那天正好是马礼逊满二十九岁的生日，能在这一天看到他来到中国后所印行的第一本中文书，他很开心、也受到鼓舞，他马上寄了三本给伦敦会，跟他们分享成果。伦敦会后来将其中的一本送给大英圣经公会，圣经公会慨然捐出五百英镑，作为马礼逊印行中文《圣经》之用。

继《使徒行传》之后，他又陆续完成《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路加福音》、《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等书的出版，并致力于其他书卷的翻译工作，他深切寄望这些书能够代替他发声，突破无法在中国公开传教的困境。

他的勤奋获得伦敦会的肯定，在该会1811年出版的年报里，有以下这样的记载：

「当我们想到，马礼逊是被派往那广大的国家的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又是第一位将《圣经》这部生命和救恩的书，翻译成有三亿个灵魂在使用的语言的人。我们不能不恳求全英国的人，向教会的头祈祷，让主能欣然地延长马礼逊的寿命，使他不但能译完整本《圣经》、将之印刷出版，还能使这部中文版《圣经》在那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流传。」

这段话对既要做世俗工作又要宣教的马礼逊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期许，让他更加有动力继续坚韧地从事辛苦又寂寞的文字工作。

1812年，由于斯当东再度回国养病，罗伯赐进一步任命马礼逊为商馆的中文秘书，年薪加倍，变成一千英镑，大大纾解了他的经济压力。不过消息传到伦敦会，有人很不以为然，担心马礼逊会怠忽宣教士的职守；而东印度伦敦总公司的一些董事也质疑他宣教士的身份将会拖累公司。因此，介于两难之间的马礼逊，在给伦敦会的信上总是避免提到东印度公司的事，而在从事宣教工作时也尽量保持低调、戒慎，以免惹出麻烦。当然他很清楚，这是事奉「两个主」无可避免的难为之处，他曾在给美国一位记者的信中，有感而发地写下这样一句：

「我的宣教士职责需要我全时间投入，其他的工作是与我的感情相违背的。」

不久，罗伯赐因为身体不佳而离职，继任的大班爱芬斯顿对马礼逊也很礼遇，除了大力向董事会游说协助印刷《华英字典》外，还主动提出要让非英国国教派的马礼逊兼任商馆的牧师，不必讲道，只需要在礼拜中宣读经文，用意是要让他多一份收入。不过马礼逊不愿意只为了增加收入而接受这份职务，他很在意不能公开讲道这件事，他提出愿意主持礼拜而不支薪，但没有被接受，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虽然这只是马礼逊在中国漫长的二十五年岁月中的一小段插曲，但足以显示出他择善固执、进退有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