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基督教史

第二十四章敬虔派

在循道宗基督徒中,多少富人每天真正地“克己并背起他们的十字架”?(请注意,循道宗成立之初没有一个富人)你们现在富裕了,谁还像当初贫穷时那样克己?

——约翰·卫斯理

敬虔主义(Pietism)是对神学家的教条主义、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以及三十年战争的一种回应:教条主义和理性主义有悖于基督教最本质的鲜活的信仰,三十年战争让许多人看到,个人灵修和宗教经验有更大的价值。虽然敬虔主义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是指斯彭内尔和弗兰克在德国所领导的一场运动,但是,我们在本章中还将讲述亲岑道夫和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两场类似的运动。

德国的敬虔主义:斯彭内尔与弗兰克

在后来被称为敬虔主义的思想中,许多思想早在菲利普·雅克布·斯彭内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在德国流传,但是,他被称为“敬虔主义之父”一点都不为过。斯彭内尔生于阿尔萨斯(Alsace),在一个敬虔的路德宗贵族家庭中长大。他在最好的新教大学学习神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法兰克福的一位牧师。牧师由国家供养,他们被视为政府职员,因此,许多牧师安于讲道和主持圣 礼。但是,斯彭内尔相信,他的教牧工作绝不仅限于此,还包括牧养他教区信徒的个人灵命。作为法兰克福的一位牧师,他建立了圣经研究与灵修小组,并将它们称为“敬虔会”(colleges of piety)。1675年,在他开始这项实验五年之后,他发表了《敬虔的愿望》(Pia desideria), 在该书中提出了培养敬虔的方法。这成为敬虔主义的基本纲领。

在《敬虔的愿望》中,斯彭内尔着眼于路德宗“信徒皆祭司”这个教义,他提出,应当更少地强调平信徒与神职人员的差异,更多地强调所有基督徒的共同责任。这意味着平信徒应当更加重视灵修和学习。为 此,他提倡建立如同“敬虔会”这样的小组。至于牧师和神学家,他主张他们的候选人应当接受严格的考核,以确保他们的确是有敬虔的个人信仰的“真基督徒”。他也呼吁牧师放弃他们的辩论与学术风格,因为讲道的目的并不是炫耀传道人的知识,而是呼吁信徒顺服上帝的道。这一切并不是对教会教义的攻击,因为斯彭内尔完全赞同那些教义。但是,他坚持认为,教义不应当取代个人信仰。神学错误的确可能对基督徒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不能摆脱教条束缚的人也确实很难洞察基督教的财富。因此,斯彭内尔提出了一种新改革——或至少完成了始于16 世纪且被教义争论所打断的改革。许多人很快就将斯彭内尔视为另一个路德,他收到了来自德国各地的信,有的是感谢他的启发,有的是征求他的建议。

然而,这一切却不被路德宗正统教会的领袖所支持。虽然斯彭内尔并没有偏离路德宗的教义,但是,他似乎淡化了路德宗正统神学家已经阐明的纯正教义。他同之前的路德一样坚持认为,必须不断回到圣经 中,以敬虔的态度来阅读圣经。此外,他似乎在一点上偏离了路德宗传统。路德极其关注因信称义,而很少重视成圣。在当时的斗争中,路德坚信重要的并不是信徒的生活方式,而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使人称义的,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个人的圣洁。加尔文和改革宗传统赞同路德对因信称义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使人称义的上帝,也是使人成圣的上帝,上帝赐给信徒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斯彭内尔和他的追随者更倾向于加尔文,而不是路德。斯彭内尔本人曾受到改革宗教师的影响,他认为,路德宗思想应当更多地强调成圣的必要性。因此,许多路德宗的正统神学家声称,斯彭内尔实际上是加尔文主义者。

斯彭内尔的启示论也令他容易受到攻击。正如在艰难的岁月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相信,《启示录》中的预言正在应验,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因此他的敌人认为,既然他在这一点上犯错了,他也可能在其他方面犯错。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敬虔主义的争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应当仅仅符合普遍道德,还是应当号召信徒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正统的讲道理所当然地宣讲,上帝只要求信徒相信正确的教义,过得体的生活。敬虔派坚持认为,社会对其成员的期待与上帝对其信徒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安逸的教会来说,这样的教导始终是个令人不安的挑战。

斯彭内尔最伟大的追随者是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他也是生于一个富裕的路德宗家庭。他的教导与斯彭内尔的非常相似。但与斯彭内尔不同,他并没有将当时的事件解释为《启示录》所描写的事件。他比斯彭内尔更强调基督徒生活的喜乐,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首献给上帝的赞歌。作为哈雷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的教授,他更关心敬虔主义与路德宗传统神学的关系。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宗教经验:

突然间,上帝应允了我。我的疑虑消失了,这就像人翻过手掌那么简单。在内心之中,我确信得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从此以后,我不仅能将上帝称为“上帝”,还能将上帝称为“父”。忧伤与惊恐顿时从我心中消失。我突然被一股喜乐的浪潮所战胜,以至于我高声地赞美和颂扬赐予我这般恩典的上帝。[1]

弗兰克、卫斯理和其他敬虔派对宗教经验的这种描述,让人们错误地认为,敬虔派坚持个人经验的必要性。实际上,早期的敬虔主义运动倡导鲜活的个人信仰,至于如何与何时获得信仰并不是最重要的。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加入敬虔主义运动,他们组成小组或“敬虔会”, 即使一些神学家指责这场运动情绪化、主观化,甚至是异端。虽然敬虔主义遇到了这样的反对,但它最终还是影响到整个路德宗传统。虽然斯彭内尔和弗兰克都是路德宗基督徒,但是,敬虔主义也在德国改革宗中赢得了信徒。改革宗敬虔主义的一位杰出人物是兰普(F. A. Lampe,1683—1729),他的赞美诗、讲章和著作对敬虔主义精神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兰普避免使用正统神学所特有的术语,因此,他在平信徒中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遭到学术神学家的强烈反对。但是,德国改革宗正统教会并没有路德宗正统教会的政治势力,因此,改革宗敬虔主义并没有像路德宗敬虔主义那样艰难地生存在政治压力之下——至少在它传到改革宗正统教会占统治地位的荷兰之前是这样。在后来于北美洲爆发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中,我们可以看到敬虔主义在改革宗传统中的影响。

然而,敬虔主义对基督教史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新教宣教运动的诞生。16世纪的改教家为新教的生存而战,他们很少关注非基督教世 界。一些改教家甚至宣称,现代基督徒并没有得到向其他国家宣教的呼召,因为那是主耶稣专门给十二使徒的命令。起初,敬虔派并不关注宣教,但是,他们积极地满足其他基督徒的需要,他们建立学校,为孤 儿、穷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创建收容所。但是,1707年,丹麦国王—— 敬虔主义的崇拜者——决定向他在印度的殖民地派遣宣教士。他在自己的领地找不到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于是请弗兰克为他差派宣教士,弗兰克派来了他在哈雷大学最有前途的两位学生,巴托洛梅乌斯·齐根巴尔格(Bartholomaeus Ziegenbalg)和海因里希·普卢斯考(Heinrich Plutschau)。他们在印度建立了德伦格巴尔(Tranquebar)宣教区。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在德国流传,这唤起了许多敬虔派的兴趣。在弗兰克的领导下,哈雷大学很快就成为培训宣教士的中心。在丹麦,在国王的支持和敬虔派的领导下,一所培训前往拉普兰(Lapland)和格陵兰(Greenland)的宣教士的学校建立起来。

亲岑道夫与摩拉维亚弟兄会

与此同时,敬虔主义也影响到斯彭内尔的教子,年轻的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亲岑道夫伯爵(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亲岑道夫在儿时就非常敬虔,他后来说,因他从未与上帝分离,所以说不出归信上帝的经验。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敬虔派,他们将他送到哈雷大学,在弗兰克的指导下学习。后来,他又来到路德宗正统神学的主要中心维滕堡大学,他在这里经常与老师发生冲突。他还去过其他国家,并学习了法律。此后,他结婚了,并进入德累斯顿(Dresden)政府。

亲岑道夫在德累斯顿第一次遇到了一群将改变他生活轨迹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他们是胡斯派,为了逃避迫害而被迫离开了他们的祖国摩拉维亚,亲岑道夫在德国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他们在德累斯顿建立了赫仁护特(Herrnhut)聚居点,亲岑道夫深为这个社团吸引,以至于他辞去了在德累斯顿的工作,加入到赫仁护特社团。在亲岑道夫的领导下,摩拉维亚弟兄会加入了当地的路德宗教区。但是,他们与路德宗基督徒关系紧张,因为路德宗基督徒并不信任这些深受敬虔主义影响的外国人。

1731年,当时还在丹麦的亲岑道夫遇见了一群爱斯基摩人,路德宗宣教士汉斯·埃格德(Hans Egede)已经带领他们归信了基督教,这燃起了亲岑道夫对宣教的兴趣,宣教就此成为他余生的主要活动。赫仁护特社团很快就燃起了同样的热情,这里的第一批宣教士于1732年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在短短几年之内,摩拉维亚弟兄会宣教士就遍布于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他们在北美洲的宾夕法尼亚建立了伯利恒(Bethlehem)社团和拿撒勒(Nazareth)社团,在北卡罗来纳建立了塞勒姆(Salem)社团。因此,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由二百名难民所发起的宣教运动在海外的宣教士数量就超过了所有新教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二百年间所差派的宣教士的数量。

与此同时,摩拉维亚弟兄会与德国路德宗当局的冲突并没有缓解。亲岑道夫本人被驱逐出萨克森,他去到了北美洲。当伯利恒社团于1741 年建立时,他就在北美洲。在亲岑道夫回到德国之后不久,路德宗基督徒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和解了,他们承认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是真路德宗基督徒。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和解。亲岑道夫本人同意被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任命为主教,他们声称,他们继承了古代胡斯派教会的主教制,这导致他们与路德宗基督徒的关系更加紧张。亲岑道夫于1760年在赫仁护特社团去世,随后不久,他的追随者就与路德宗基督徒决裂了。虽然摩拉维亚弟兄会从未有过许多信徒,并很快就不能再差派与供养很多的宣教士,但是,它的榜样为19世纪的宣教大觉醒做出了贡献。但是,这场运动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它对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又通过他影响到整个循道宗传统。

约翰·卫斯理与循道宗

1735年末和1736年初,第二批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正向新大陆航行,他们希望向佐治亚的印第安人宣教。在船上,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他的名字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佐治亚总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邀请他到萨瓦那(Savannah)担任牧师。年轻的卫斯理接受了邀请,他希望能向印第安人传讲福音。但是,他对印第安人的美德期望过高。最初,当他横跨大西洋时,一切都很顺利,年轻的卫斯理所学到的德语足以令他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同伴交流。但是,天气随后变得十分不利,船很快就驶入了恐怖的海峡。主桅断裂,全体船员惊恐至极,但是,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高唱赞美诗,他们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与此同时,身为随船牧师的卫斯理痛苦地意识到,他更关心自己,而不是他的同伴。在暴风雨过后,摩拉维亚弟兄会基督徒告诉他,他们之所以表现得非常勇敢,是因为他们并不惧怕死亡;年轻的卫斯理开始怀疑自己信仰的深度。

在抵达萨瓦那之后,卫斯理向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戈特利布·斯潘根贝里(Gottlieb Spangenberg)请教如何牧养印第安人,如何向印第安人宣教。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谈话:

他说:“我的弟兄,我必须先问你一两个问题。你自己心中有没有什么见证?上帝的灵是不是与你的心一同见证你是上帝的孩 子?”我觉得惊奇,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察觉到我的踌躇,接着问道:“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想了想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他回答道:“的确如此。但是,你是否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我回答说:“我希望,他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他只是补充了一句:“你自己知道吗?”我说:“我知道。”

像是这次谈话的后记,这位年轻的圣公会牧师说:“但是,我害怕,这些只是空话。”[2]

这些经历触动了卫斯理,也令他困惑。他始终自认为是好基督徒。他的父亲萨缪尔·卫斯理(Samuel Wesley)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他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 Wesley)也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的女儿。她一直以来特别关心她十九个孩子的信仰与道德教育。在约翰·卫斯理五岁时,他家里失火了。这个小男孩竟然奇迹般地获救,从此以 后,他的母亲就认为,他是“从烈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有特殊的计划。在牛津大学,卫斯理既是一位以敬虔闻名的年轻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父亲的教区帮助父亲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回到牛津大学,加入了他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和一群朋友创办的宗教社团。社团成员约定过圣洁与朴素的生活,每周至少领受一次圣餐,严格地进行个人灵修,定期去探访囚犯,每天下午用三个小时研读圣经和灵修著作。约翰·卫斯理是他们当中唯一接受了按立的牧师,也有特别的恩赐,因此他很快就成为这个社团的领袖。其他学生嘲笑这个社团是“圣洁俱乐部”(Holy Club)——他们因循规蹈矩的生活也被称为“循规蹈矩者”(Methodists)。


牛津的圣洁俱乐部,其成员“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他们有了“循规蹈矩者”这个绰号。

这就是这位年轻的圣公会牧师的故事,现在,他正在遥远的佐治亚怀疑自己信仰的深度。作为一位牧师,他惨遭失败,因为他希望他的教区能像“圣洁俱乐部”那样,而他所牧养的基督徒希望他能满足于他们来参加崇拜。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也在佐治亚总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手下效力,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决定回到英国。但是,约翰·卫斯理留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更成功,而是因为他不愿放弃。后来,他被迫伤心地离开了。他所追求的一个年轻女子嫁给了别人。卫斯理认为,这位年轻的新娘举止轻浮,他禁止她领受圣餐,因此,他被指控毁谤。卫斯理既烦恼,又痛苦,他决定返乡;不管怎样,这似乎是他的教区居民所希望的。

回到英国的卫斯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联系了摩拉维亚弟兄会。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彼得·伯勒尔(Peter Boehler)成为了他的信仰导师。

卫斯理认为,他并没有得救的信心,因此应当停止讲道。伯勒尔建议他继续传讲信心之主题,直到他有了信心;一旦他有了信心,他应当继续讲道,因为他有了信心。最终,在1738年5月24日,卫斯理得到了改变他生命的经验:

晚上,我极不情愿地参加了一个在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的聚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言。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当他论到靠着在基督里的信,上帝在人心中所施行的那种改变时,我感到,我的心奇异地温暖起来。我感到,我确实信靠基督,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得蒙救赎;并且,我得到一个确据,他已经洗清我的罪,竟然是我的罪,并将我从罪与死的律中拯救出来。[3]

在这次经历之后,卫斯理不再怀疑他是否得救。此外,他也不再全心关注他是否得救。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救,因此,他可以全心关注其他人是否得救。他首先拜访了赫仁护特社团的摩拉维亚弟兄会。虽然这次拜访令他备受鼓舞,但是,这也令他相信,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属灵气质与他的性情和他参与社会问题的意愿格格不入。因此,虽然他心存感 激,但还是决定不加入摩拉维亚弟兄会。

当卫斯理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圣洁俱乐部”以前的另一成员乔治· 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成为了著名的布道家。若干年前,一次与卫斯理在阿尔德门街类似的经历感动了他,他现在奔走于他在佐治亚的教区与英国之间,他的布道在英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工业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的布道动情、感人,当一些批评他的人反对他这样来使用讲坛时,他开始了露天布道,就像他在佐治亚经常做的那样。他在布里斯托尔需要帮手,而且他很快就要回到新大陆,因此,怀特菲尔德请卫斯理来帮他,负责他不在布里斯托尔期间的一切事务。

虽然卫斯理接受了怀特菲尔德的邀请,但他并不完全喜欢这位狂热布道家的布道。他反对露天布道。很久以后,他在谈到早年的这些经历时说,他当时非常相信,上帝希望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以至于他几乎认为,在教堂之外拯救灵魂是罪。后来,他渐渐因露天布道所取得的效果而接受了这种布道,但是,他始终因必须进行露天布道而感到痛 惜。他也担心人们对他的布道所做的回应——有些人因他们的罪而大声哭泣哀叹,有些人在痛苦中晕倒。他们随后又表现出极大的喜乐,并宣称,他们觉得自己的罪恶已被洁净。对此,卫斯理宁愿人们采用更为庄严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布道。他最终认为,在这种情况中,有撒但与圣灵的争战,而他不应当阻碍上帝的工作。不管怎样,在早年的这些经历之后,这些极端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合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卫斯理渐渐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袖。最终,他们因神学分歧而分道扬镳。就大多数问题而言,他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是,在预定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卫斯理背离了正统的加尔文主义,选择了阿明尼乌的立场。在数次辩论之后,这两个朋友认为,他们应当坚守各自的信仰,并避免争论——他们的追随者却并不总能坚守这一协定。在亨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untingdon)的帮助下,怀特菲尔德创建了加尔文宗循道会(Calvinist Methodist Church),它在威尔士最为强大。

卫斯理则无意创建新宗派。相反,他是圣公会牧师,而且一生都是圣公会牧师。他的目的是唤醒与培养英国圣公会信众的信仰,就像敬虔主义正在为德国路德宗教会所做的那样。因此,他避免将讲道安排得与圣公会崇拜发生冲突。他始终理所当然地认为,循道宗的聚会是在为参加圣公会崇拜和领受圣公会的圣餐做准备。对于卫斯理来说——就像历代基督徒所认为的那样,崇拜的中心是圣餐。在英国圣公会的正式崇拜中,他尽可能多地领受圣餐,他希望他的追随者也会这样去做。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苏珊娜·卫斯理对自己孩子的影响,循道宗许多早期领袖都是女性。

虽然这场运动无意创建一个独立教会,但它的确需要一种组织。在布里斯托尔——这场运动的真正诞生地,卫斯理的追随者组成了社团(societies),他们最初在个人家中聚会,后来才有了自己的教堂。人们嘲笑他们是“循规蹈矩者”,但是,他们最终自豪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循道宗社团的成员越来越多,他们难以得到有效的牧养,这时,卫斯理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他将成员分成若干班组,每一个班组有十一名信徒和一位带领者。他们每周聚在一起读经、祷告、讨论神学问题和募集资金。担任带领者不一定必须富有或有文化,因此,这令许多感到被英国圣公会抛弃了的基督徒可以参与其中。同样,还有女基督徒所带领的“女班”,这令女基督徒在循道宗教会中有了重要的地位。


苏珊娜·卫斯理对儿子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循道宗运动早 期仍给予他们智慧的指导。

这场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卫斯理被迫奔走于大不列颠,他四处讲 道,组织他的信徒。布里斯托尔主教试图限制他的活动,他告诉卫斯 理,他的巡回布道扰乱了教区秩序,这时,卫斯理回答说:“世界就是我的教区。”这些话最初是抗议死板的教会体制,后来成为了循道宗宣教事业的座右铭。但是,与此同时,卫斯理和他新生的运动需要有更多人来分担布道工作。几位圣公会牧师加入了这场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尔斯·卫斯理,他的赞美诗满誉世界,包括《圣名荣光》(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新生王》(Hark, the Herald Angel Sing)、《基督我主今复活》(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和《神圣主爱,超乎万爱》(Love Divine,All Loves Excelling)。不过,约翰·卫斯理所肩负的是最繁重的工作,他每天要讲道数场,每年要在马背上行走数千英里,直到他七十岁。

这种情况迫使卫斯理开始起用平信徒传道人。当他得知平信徒托马斯·马克斯菲尔德(Thomas Maxfield)一直在伦敦的一个社团中讲道时,卫斯理决定让马克斯菲尔德停止在那里的讲道。但是,他的母亲苏珊娜让他在做出决定之前先去听听这个人的讲道,结果,他给卫斯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卫斯理认为,起用平信徒传道人是上帝对这场运动急需传道人所做的回应。他们并不会取代神职人员,因为他们不可以主持圣餐,这是最高形式的崇拜。他们的作用类似于社团和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的作用,他们也是对圣公会神职人员的一种补充。在循道宗平信徒传道人中,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女传道人——当时她们还不可能被按立为神职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卫斯理将他的追随者组织成联络团(Connection)。许多社团共同组成在会督(superintendent)领导之下的联会(Circuit)。为了帮助管理联络团,卫斯理开始定期召开由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传道人参加的会议。这最终发展成为“年会”(Annual Conference),每个在联会中服侍的成员在年会中接受任命,他们的任期通常是三年。

在整场运动中并不是没有冲突。在这场运动的初期,经常爆发针对循道宗基督徒的暴行,一些神职人员和贵族并不愿意看到这场新运动将权力赋予底层人士。受雇的流氓经常打断循道宗基督徒的聚会,卫斯理的性命偶尔也会受到威胁。后来,对循道宗的反对有所缓解,直到最终消失。此外,还爆发了神学冲突。卫斯理被迫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决裂,他们的寂静主义倾向是他所担心与痛惜的。

然而,最重要的冲突是与英国圣公会的冲突,卫斯理是圣公会牧 师,他希望留在圣公会。直到晚年,他还在斥责希望脱离圣公会的循道宗基督徒。但是,决裂不可避免。一些圣公会领袖正确地看到,循道宗运动暴露出圣公会的不足,因此,他们憎恨这场运动。圣公会领袖还觉得循道宗基督徒扰乱了秩序,因为他们四处布道,无视教区的存在,这不可饶恕。卫斯理本人是十足的圣公会基督徒,他也对必须四处布道感到难过;但是,他必须这样去做,那些还没有听到教会所传福音的人,正是他渴望去触及的。

一项难以应对的法律令事态更加紧张。英国法律规定,非圣公会的崇拜和教堂是被允许的,但是,它们必须在政府注册。这令循道宗基督徒陷入艰难的境地,因为英国圣公会并不承认他们的聚会和教堂。如果他们到政府注册,就是在默认他们并不是圣公会基督徒。如果不去注册,他们将触犯法律。1787年,卫斯理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让他的传道人去注册,因此,这成为创建独立教会所采取的第一个法律措施。但是,早在三年之前,卫斯理就已经迈出了更具神学意义的一步。长久以来,他一直在认真研究教父,他相信,在早期教会,主教正是长老。这令他坚信,所有已经接受按立的长老——包括他自己——都有授任圣职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疏远圣公会领袖,他并没有使用这项权力。可是,美国独立提出了新的难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圣公会神职人员多是亲英分子,其中大多数人在美国独立之后回到了英国。这令刚刚诞生的美国公民难以领受圣餐,有时甚至是无法领受圣餐。伦敦主教对以前的殖民地仍有所谓的管辖权,他拒绝为美国按立神职人员。卫斯理认为,英国以前的殖民地爆发起义毫无理由,他对此深感悲痛,这不仅因为他坚定拥护英国国王的权威,也因为他难以理解,仍拥有奴隶的起义者怎么可以宣称,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尽管如此,卫斯理相信,圣餐就是基督教崇拜的中心,他认为,无论殖民地居民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一定不能被剥夺领受圣餐的权利。1784年,他最终为新生的美国将两位平信徒传道人按立为长老,并任命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库克(Thomas Coke)为他们的会督。他相信,他所熟知的会督这个词与被译为主教的希腊词的意义完全相同。后来,他也为苏格兰和其他国家按立了神职人员。虽然卫斯理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一定要避免脱离英国圣公会。他的弟弟查尔斯告诉他,为新大陆按立牧师本身就等于是脱离了英国圣公会。1786年的年会决定,在英国圣公会难以牧养所有人和圣公会牧师不称职的地区,循道宗教会可以安排与圣公会崇拜有冲突的聚会。尽管卫斯理拒绝承认现实,但是,到他去世时, 循道宗显然正在成为一个独立教会。

从某种程度上讲,循道宗在英国取得的成功是因为它回应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需要。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正经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这导致大量人口流动到工业中心。这些人因经济情况而被迫背井离乡,他们往往与教会失去了联系,教区制度难以满足城市新居民的需要。循道宗教会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它在这些人中赢得了大多数信徒。

在北美洲,一场完全不同的运动——殖民者向西部拓荒——令迁离家园的人失去了他们与教会的传统联系,较为传统的教会难以牧养他 们。循道宗教会在这群人中取得了最大成功。正式来讲,北美洲的循道宗教会比英国循道宗教会更早地成为独立教会。1771年,卫斯理将平信徒传道人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派到殖民地。阿斯伯里成为确保循道宗沿边疆城市向西传播的动力。当北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时,卫斯理撰文批评他们的起义。但是,美国的循道宗传道人主要是殖民地居民,他们支持美国的独立事业,至少是保持中立。结果,美国循道宗基督徒不再听命于卫斯理,但是,他们依然尊敬他。为了解决缺乏圣公会牧师的问题,他们在违背卫斯理意愿的情况下建立了主教制循道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他们与卫斯理产生了分歧,主教制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分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卫斯理将自己和库克称为会督,但是,当他得知库克和阿斯伯里——当时也是会督——自称为主教时,他被激怒了。从此以后,美国循道宗教会就有了主教,而英国循道宗教会则没有主教。

卫斯理于1791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循道宗内部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关于循道宗与英国圣公会的关系。最终,在英国和其他循道宗已经强大的地区,建立起完全独立于英国圣公会的循道宗教会。

[1]Selbstzeugnisse(“Testimonies”),p.25.

[2]Journal, February 7,1736.

[3]Journal, May 24,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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